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勇长期从事希腊罗马神话教学，《奥德赛》是他上课的重要文本。在中国的大学如何教授和精读《奥德赛》？王勇说，他教希腊罗马神话二十年了，一个很常见的反应是：学生第一次真正接触荷马以后，会发现古希腊英雄和我们后来想象中的“英雄”很不一样。在他看来，读《奥德赛》，也是在训练一种很现代、也越来越稀缺的能力：认真理解一个与你不同、却值得倾听的人。
诺兰导演的新片《奥德赛》今天上映，一部诞生于三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史诗，再次进入全球文化视野。
从诞生之日起，《奥德赛》就不只是一个英雄冒险故事。奥德修斯真正的考验，并非如何穿越风浪回到故乡，而是在漫长离散之后，重新成为一个儿子、丈夫、父亲和国王。正是在这种“归来之后”的困境中，《奥德赛》超越了神话，成为一部关于人的史诗。
而当这部古老文本进入今天的银幕，它也不可避免地被置于现代价值体系的审视之下：古典英雄是否需要符合今天的道德标准？经典是否应该接受重新改写？我们究竟是在理解古人，还是在用今天的观念重塑古人？
电影《奥德赛》剧照，奥德修斯（马特·达蒙 饰）和雅典娜（赞达亚 饰）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勇长期从事希腊罗马神话教学，《奥德赛》是他上课的重要文本。他还有一个“WonderShine王大仙的小故事”公号，持续更新关于“荷马史诗”和“奥德赛”相关的内容。因为电影的上映，王勇的这个公号内容更新也加快了节奏。
在王勇看来，经典最珍贵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保留了一种与现代人的“陌生感”。阅读《奥德赛》，并不是为了证明古人永远正确，也不是为了简单否定他们，而是在与一个三千年前、价值观迥异的世界相遇。
诺兰的改编，则让这场跨越时间的对话进入新的阶段，它既延续了古老史诗，也留下了创作者自身对文明、责任和人的困境的思考。正如奥德修斯逃离独眼巨人后仍选择喊出自己的名字，改编者也必须承担留下自身印记后的荣耀与争议。
诺兰像那个忍不住喊出自己名字的奥德修斯
澎湃新闻：你已经提前看过了《奥德赛》这部新片，基于电影的改编，你在一篇评论中说“诺兰像那个忍不住喊出自己名字的奥德修斯”，而此前访谈中，中国学者仲树把诺兰称为“迟暮文明歌唱的吟游诗人”，她认为诺兰在这部电影里表达的，更像是一种文明黄昏时刻的疲惫与反思，而非古典意义上的英雄赞歌。这一观点和你的观点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对比。可以再阐释一下你的判断吗？
王勇：我看完他们的完整对谈以后，觉得这两个判断并不冲突，它们问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仲树问的是：诺兰在替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歌唱？她把荷马看成处在一个文明上升时期的吟游诗人，而把诺兰放在一种文明黄昏的感觉里。诺兰对这个判断并没有简单否认。他谈到青铜时代崩溃，也明确说自己拍《奥本海默》时形成的那种对文明崩溃的感受，确实被他带进了《奥德赛》。所以“迟暮文明的吟游诗人”这个说法，确实抓住了电影里非常重要的一层。
我说诺兰像那个忍不住喊出自己名字的奥德修斯，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这究竟是谁的《奥德赛》？
独眼巨人的故事里，奥德修斯已经赢了。他用“Nobody”骗过波吕斐摩斯，逃出洞穴。如果安静离开，整个行动几乎完美。但他受不了这项壮举最终属于“无人”，所以还是回头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只有说出名字，这份功绩才真正成为他的 kleos（荣誉）；但也正因为说出了名字，他招来了波塞冬的报复。
我觉得诺兰也有一点这样。如果他只是非常忠实、非常漂亮地把荷马搬上银幕，完全可以拍出一部杰出的史诗电影。但那样还不够“诺兰”。他一定要把战争、责任、文明崩塌、创造与毁灭、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些他反复关心的问题放进去。
澎湃新闻：你还提到，希望电影保留荷马时代的价值观，并且这种古老价值观给现代人带来的不适感与陌生感并不是坏事，它可能会恰好催生观众追问并由此深入原典。这种情况在你的课堂上真正发生过吗？
王勇：发生过。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课堂上最有生命力的讨论常常就发生在学生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如果学生读完一段以后只说“我懂了”，讨论可能很快就结束了。但如果他说：“我不明白古希腊人为什么会认为这是对的”，事情反而刚刚开始。为什么英雄那么看重 kleos？为什么奥德修斯一定要在逃离独眼巨人以后喊出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复仇会被当作恢复秩序的一部分？为什么神可以明显偏爱一个人、惩罚另一个人？
只有承认他们真的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才会认真追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想？
诺兰谈诸神时，有一个说法我很感兴趣。他说，对于故事中的人物而言，诸神就是现实；但最后他又把诸神解释成人的投射。作为现代导演，我完全理解他后面这一步。但如果是在课堂上，我可能会把前一步多保留一会儿：在我们急着把雅典娜解释成心理机制之前，能不能先暂时接受，对于荷马人物来说，雅典娜真的就是雅典娜，波塞冬真的就是波塞冬？
我觉得这种“暂时接受古人的世界是真的”的能力很重要。陌生感不是古典教育需要消除的障碍，有时候它恰恰是古典教育真正的入口。
赞美或审判古人之前，先弄清楚古人在说什么
澎湃新闻：诺兰版《奥德赛》在西方引发了很多有意思的讨论，折射出西方对于自身古典传统的“审判”。从马斯克批评黑人演员的选角过于“政治正确”，到各种围绕种族、殖民主义的争论，一部古希腊史诗在当代西方被卷入身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漩涡。你怎么看待这种泛政治化的阅读与思考方式？
王勇：我首先想说，政治性阅读本身没有问题。经典进入新的时代，一定会被问新的问题。女性主义让我们重新看见佩涅洛佩、卡吕普索、喀尔刻，也让我们看见那些几乎没有发言机会的女性；后殖民研究也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文明”和“野蛮”、中心和边缘。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
我真正担心的不是“政治化”，而是“只有政治化”。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认真打开荷马，判决书已经写好了。接下来所做的只是到文本里找证据，证明它进步还是落后、父权还是反父权、应该赞美还是应该取消。如果是这样，阅读其实在开始之前就结束了。
我在课堂上比较坚持一个顺序：先理解，再判断。这里的“理解”当然不等于“认同”。我们完全可以充分理解古希腊社会以后，仍然认为其中很多制度和行为今天无法接受。但至少要先知道，它在那个世界里为什么成立。
仲树和诺兰谈“赎罪”的那一段就很有意思。仲树问他，是不是把《奥德赛》基督教化了；诺兰说，他并没有有意识地这样做，他是从Xenia，也就是宾客之谊出发，逐渐走到了现代观众会理解成“赎罪”或“净化”的地方。这个回答提醒我们：现代眼光一定会进入古代文本，问题并不在于能不能带入，而在于我们是否还能意识到，这是我们带进去的东西。
《奥德赛》剧照
澎湃新闻：如你提到的，仲树对诺兰导演的访谈引发热议，仲树后来在自己的播客里提到过一个想法，她说中国读者不把自己视为西方传统的继承人，所以反而能摆脱西方现代社会内部的某些偏见，更直接地靠近古希腊人，仍然渴望从古人那里学习知识，而不是审判古典传统。你认同这个判断吗？
王勇：我部分认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察。
欧美读者面对荷马时，常常同时在面对自己的文化谱系。古希腊后来被不断写进“西方文明从哪里来”的大叙事里，所以今天再读荷马，很难完全绕开殖民主义、种族、性别、帝国、父权这些后来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古希腊既是传统，也很容易成为需要辩护或者审判的传统。
中国读者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局外人的自由”。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这是我的祖先，所以我要替它负责”的心理负担，但我也不愿意把这个优势说得太绝对、太轻松。局外人有局外人的自由，也有局外人的盲点。中国学生同样会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比如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去理解oikos（家），用今天的爱情观理解奥德修斯和佩涅洛佩，或者把奥林匹斯诸神想成另一套中国式神仙体系。不是西方人，并不会让我们天然地更懂古希腊。
所以我更愿意说，中国读者拥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旁观位置。这个位置可能帮助我们暂时绕开西方社会内部某些已经高度政治化的争论，但最后还是要做同一件事：在赞美古人或者审判古人之前，先尽可能弄清楚古人自己在说什么。
看完仲树和诺兰的完整对谈以后，我觉得仲树本人其实也一直在做这件事。她问诺兰：古希腊本来没有后来基督教意义上的“赎罪”，为什么电影里的奥德修斯会被我们理解成一个需要赎罪的人？这个问题的要害正是：我们究竟是在理解古人，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把古人改造成今天的人？这一点我很认同。
《奥德赛》剧照
女性主义改变了我们读《奥德赛》的方式
澎湃新闻：有西方评论家提出“排斥过去的不公不义，并不表示必须排斥那些罪恶的古老文明的美丽之处”。荷马史诗里确实有很多在今天看来“不道德”的东西，比如歌颂战争与杀戮、把女性当作战利品……在教学过程中，面对学生，你是怎么处理这些情况的？在中国，近些年女性主义等风潮席卷，教学中你是否观察到这些思想风潮正在影响西方经典的教学、迫使教师们做出改变？
王勇：我的原则其实很简单：既不替古人辩护，也不替古人消毒。
如果荷马世界里有奴役、有战争掠夺、有明显的男性中心秩序，我们就应该让学生看到。不能因为今天觉得不舒服，就把它说得温和一点。但反过来，也不能因为这些东西今天不能接受，就说作品已经没有阅读价值。
女性主义确实改变了我们读《奥德赛》的方式，而且我认为很多改变非常有价值。今天课堂上会更自然地追问：为什么佩涅洛佩必须保持忠贞，而奥德修斯的性经历用的是另一套标准？为什么有些女性拥有非常复杂的声音，而另外一些女性只是战争中的财产？为什么那些女奴最后受到那么严厉的惩罚？这些问题以前可能不会被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现在应该讨论。
但我不觉得教师的任务是先给古人颁发一张“二十一世纪道德合格证”，然后才允许学生继续读。我们当然可以批评阿喀琉斯、奥德修斯，但没有必要先把他们改造成今天价值观完全正确的人，再允许他们成为伟大人物。我的态度是：我们既不能要求三千年前的荷马提前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人，也不能因为他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就拒绝和他对话。
澎湃新闻：古老价值观或许会带来一种不适与陌生，而电影改编所带来的另一种不适感也非常普遍——观众会觉得，你在借经典讲你自己想讲的事。就像《大话西游》借用《西游记》讲现代爱情，有人就觉得被冒犯了。诺兰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事，他把奥德修斯变成了一个带有现代罪疚感的反英雄。以你的标准看，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算不算借用经典的外壳去探讨现代人的价值困境？怎么看待对于这一类改编的不接受的声音？
王勇：如果严格按照这个说法，我觉得是的。但我们不能把“借经典讲自己的问题”这个事情本身视为一项罪名。
看完仲树和诺兰的完整对谈以后，这一点其实比我只看电影时更加清楚。比如诺兰把Xenia——也就是宾客之谊，从荷马世界里一套非常重要的伦理关系，进一步解释成维系文明本身的原则。他说，人与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构成文明的基础，而今天这个原则正在受到挑战。这个解释很有力量，也很“诺兰”。
同时我也需要修正一下自己看完电影后的第一印象。电影确实让奥德修斯带上了很强的现代罪疚感，但诺兰本人并不是简单在讲一个基督教式的“忏悔—赎罪”故事。他在访谈里反而问：即使奥德修斯悔过了，又能改变什么？伤害已经造成，文明的崩塌可能不可逆。忏悔改变的也许只是一个人的内心，而不是已经发生的历史。这个回答比简单的“赎罪”复杂得多。
但从一个长期阅读荷马的读者的角度，我仍然会保留一个问题：当一个现代解释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有说服力的时候，它会不会反过来遮住古代文本原来更复杂、更不整齐的伦理世界？诺兰自己也很坦率地说，今天的叙事者必须考虑现代观众对“伟大”的态度；在今天，一个英雄如果完全不反思、不道歉，观众可能拒绝接受他的伟大。
我理解电影导演必须和今天的观众对话。但作为阅读荷马的人，我有时候又恰恰希望古典作品不要那么体贴今天的观众。如果电影替我们把古人修整得更容易接受，我们可能也失去了古典作品最珍贵的一部分：它与我们的距离。
我对诺兰这部电影既有保留，也有很大的敬意。所以我才会说，他像那个已经逃出独眼巨人洞穴、却还是忍不住回头喊出自己名字的奥德修斯。奥德修斯不肯让自己的功绩永远属于“Nobody”，诺兰也不愿意成为荷马背后的“Nobody”。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因此获得了属于自己的kleos，也必然承担由这个名字带来的争议。
而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在最后仍然是：看完以后，我更想重新打开《奥德赛》。一部电影如果能让很多原本不会主动走近荷马的人产生这样的冲动，我觉得它已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奥德赛》剧照
现代读者应该保留一点不舒服
澎湃新闻：你在评论文章里留过一个问题：《奥德赛》最打动人的，是海上冒险，还是回到伊萨卡后的相认与清算？这是你抛给读者的，想听听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
王勇：如果一定让我选，我会选后者，尤其是“相认”。
独眼巨人、喀尔刻、塞壬、卡吕普索这些海上冒险，当然最容易让人记住《奥德赛》。它们让这部史诗成为传奇。但我觉得，真正让《奥德赛》变得特别深刻的，是奥德修斯终于回到伊萨卡以后发生的事情。因为“到家”并不等于“归乡已经完成”。
他回来以后，还要重新成为儿子、丈夫、父亲和国王。别人要重新认出他，他也要重新证明自己还是那个奥德修斯。所以我特别喜欢佩涅洛佩最后用婚床来试探他。真正让两个人确认彼此的，不是外貌，也不是一句“我回来了”，而是一段只有他们共同拥有的记忆。到那里，nostos，也就是“归乡”，才真正完成。
至于对求婚者的清算，我反而觉得现代读者应该保留一点不舒服。《奥德赛》的结尾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温情大团圆。家庭秩序的恢复和猛烈的暴力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必急着替它解释掉这种矛盾。
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会说：海上冒险让《奥德赛》成为传奇，回到伊萨卡以后那些相认、试探和清算，才让它真正成为一部关于人的史诗。
澎湃新闻：在你二十年的教学经历中，学生在第一次接触荷马史诗时，最常见的反应是什么？在文本讲解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提问或理解？
王勇：我教希腊罗马神话二十年了，一个很常见的反应是：学生第一次真正接触荷马以后，会发现古希腊英雄和我们后来想象中的“英雄”很不一样。
奥德修斯当然勇敢，但他也会撒谎、伪装、欺骗，会哭，会害怕，会逃跑，而且特别能忍。学生很自然就会问：这样也算英雄吗？为什么他总是在隐瞒自己的身份？为什么回到自己家以后还要继续装乞丐？为什么佩涅洛佩明明面对自己的丈夫，还要再试探一次？
在文本讲解过程中，有一些有趣的提问和理解。不过，这些年课堂上最让我有兴趣的，往往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我不明白古希腊人为什么会这样想”的反应。因为学生一旦开始觉得奇怪，就说明他不再只是把神话当故事听，而是在真正进入一个不同于自己的价值世界。
我通常不会立刻把这种不适感消解掉。对我来说，经典教育最有价值的时刻，往往不是学生发现“古人原来和我一样”，而是突然意识到：“他们真的和我不一样。”从这里开始，才有真正的理解。
澎湃新闻：《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里，作者大卫·丹比说，在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古典学课上，哥大师生间发生关于核心课程书单的争论，有学生指责其长期以“死去的白人男性”作家为主。在今天中国的大学课堂里，《奥德赛》还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有一个中国学生问你“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读一部厚重的三千年前的古希腊史诗”，你会怎么回答他？
王勇：如果学生真的这样问我，我不会简单回答：因为它是经典，所以你必须读。我可能会反过来问他：你今天真正关心的那些问题，真的都是今天才出现的吗？
一个人离家很久以后还能不能真正回去？一个人在外面取得很大成功以后，最后究竟想要什么？聪明究竟是一种美德，还是也可能制造灾难？什么时候应该勇敢，什么时候应该忍耐？生命、名声、家庭，如果必须排序，哪一个更重要？一个人在经历巨大变化以后，回到家还是不是原来的自己？这些问题，《奥德赛》三千年前就在问。
但我觉得经典还有一个在今天特别重要的价值：它训练我们和陌生的人相处。今天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擅长把我们送到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人那里。你喜欢什么，它继续推给你什么；你相信什么，它继续强化什么。经典恰恰相反，它强迫你和一个生活在三千年前、价值观和你并不完全一样的人坐在一起。
我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能拉黑荷马，也不能要求荷马根据今天的评论区把《奥德赛》修改一下。你只能慢慢读，试着弄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写。所以读《奥德赛》，也是在训练一种很现代、也越来越稀缺的能力：认真理解一个与你不同、却值得倾听的人。
《奥德赛》剧照
《奥德修斯到底有多少张脸？——从polytropos看《奥德赛》第一行怎样定义主人公》
来源：微信公众号WinderShine王大仙的小故事
朱塞佩·博塔尼《雅典娜将奥德修斯变成乞丐》（1775）。回到伊萨卡的奥德修斯，恢复身份的第一步却是暂时隐藏身份：一张脸被遮住，更多角色由此展开。
奥德修斯（Odysseus）回到伊萨卡（Ithaca）以后，雅典娜（Athena）做了一件看似古怪的事。
她没有让这个漂泊二十年的国王恢复威仪，反而把他变得衰老、褴褛、难以辨认。一个人终于踏上自己的土地，下一步却是失去自己的脸；他要去见妻子、儿子和旧仆，却必须先以陌生人的样子出现。
这并不是《奥德赛》后半部突然想出的叙事花招。早在全诗第一行，荷马已经给这个尚未报出姓名的男人安上了一个词：polytropos（πολύτροπος）。
如果把它译成“足智多谋”，当然没有错。但读完全诗再回头看，这四个字又显得太整齐了。奥德修斯会用计，也会误判；会隐姓埋名，也会忍不住报出真名；能把自己的经历讲得滴水不漏，也会在歌声响起时遮住脸哭。他的“多”，不只在计谋，还在身份、语气、姿态和他对世界的回应方式。
所以，这一篇不再追问哪一个译本把第一行译得最好。我更想顺着这个词往后走：荷马既然一开始就说他是 polytropos，那么二十四卷之后，我们究竟看见了多少个奥德修斯？
一、这个词，为什么比“足智多谋”更宽？
《奥德赛》第一行是：
Ἄνδρα μοι ἔννεπε, Μοῦσα, πολύτροπον …
请为我叙说，缪斯啊，那位机敏的英雄，
在摧毁特洛亚的神圣城堡后又到处漂泊。
《奥德赛》1.1—2，王焕生译
Murray是“the man of many devices”，Fagles是“the man of twists and turns”，Emily Wilson则干脆写成“a complicated man”。
我曾经在《谁翻译出了奥德修斯的灵魂？》一文中专门比较过这些译法。这里不再重复那场“译本比赛”，只留下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它们之所以差得这么远，不是谁突然发挥过度，而是πολύτροπος本来就很难被一个现代词替代。
poly-是“多”；tropos可以同“转向、方向、方式、作风”这一组意义联系起来。于是，这个词天然带着两种运动：一个人可以在路上被迫转弯，也可以在困局中自己换一种走法；可以经历许多转折，也可以拥有许多应对方式。
王焕生的“机敏”抓住了能力，Murray的devices抓住了手段，Fagles的twists and turns保留了“转”的动态，Wilson的complicated则把这种多向性推入人物内部。
若只用“聪明”概括奥德修斯，后面很多场景都会变得难以解释。聪明人可以始终用同一种聪明；奥德修斯却不是。他真正惊人的地方，往往是知道上一种活法已经不管用了。
polytropos的“多转”并不只体现于智谋，也体现在路线、方法、身份与叙述方式的不断转换。
二、他先被世界“转向”，然后学会自己转局
polytropos的第一层“转”，其实并不像英雄。
离开特洛伊（Troy）以后，奥德修斯一次次被风吹离航道，被神意阻拦，被海流推到陌生海岸。他的路线几乎从来不是自己画出的直线。卡吕普索（Calypso）把他扣在奥古吉埃岛（Ogygia）；波塞冬（Poseidon）掀起风暴；费埃克斯人（Phaeacians）最后甚至在他熟睡时把他送回伊萨卡。
从这个角度看，他首先是“被转来转去的人”。
但史诗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这个被动状态慢慢发生反转。世界不断改变他的方向，他也越来越擅长改变自己的方式。
在独眼巨人的洞穴里，力量不够，就放弃正面较量；在喀耳刻（Circe）面前，旧有经验失效，就换一种谈判和威慑；面对塞壬（Sirens），他甚至不试图证明自己意志坚定，而是提前把自己绑起来；回到伊萨卡后，最不能做的事情恰恰是像国王那样走进王宫。
奥德修斯的厉害，常常不是把同一招用得更猛，而是及时不用上一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polytropos比mētis（μῆτις，智谋、诡智）更宽。mētis适合解释他怎样设计一条计策；polytropos还要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在战士、漂流者、陌生客、讲述者和乞丐之间不断换挡。
三、“无人”：最成功的一张脸，也差点被他自己撕掉
第九卷的“无人”（Outis / Οὖτις）太有名了，这里不再重讲那个文字游戏，只看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动作。
面对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奥德修斯为了逃生，把自己的名字暂时取消了。他不是“奥德修斯”，不是伊萨卡的国王，不是特洛伊战争英雄，只是“无人”。这个自我缩小非常彻底：英雄要活下来，先得放弃英雄最珍惜的可识别性。
计策成功了。
可船一驶离海岸，他又转了回来。奥德修斯忍不住高声告诉独眼巨人：刺瞎你的人是谁，他的父亲是谁，他的故乡在哪里。
这一步在策略上几乎毫无必要，甚至直接招来了波塞冬的诅咒。也正因为如此，它特别重要。
若只从mētis看，这是一场完美计谋后的失误；从polytropos看，我们却看见同一个人内部两种要求突然撞在一起：一个奥德修斯知道匿名能够救命，另一个奥德修斯无法接受胜利无人知晓。
他可以暂时成为“无人”，却不愿永久做“无人”。
这就是他的复杂处。求生要求他藏起名字，英雄伦理又逼他夺回名字。所谓“多面”，并不等于圆滑无冲突；恰恰相反，很多转向都发生在两种价值互相拉扯的时候。
近代绘画中的波吕斐摩斯洞穴场景。面对独眼巨人，奥德修斯先以“无人”（Outis）隐藏姓名；暂时放弃身份，是他脱险的关键一步。
四、到了费埃克斯，他又变成了讲故事的人
第八卷里，奥德修斯坐在费埃克斯人的宴席上，听盲歌人德摩多科斯（Demodocus）唱特洛伊战争。他没有立即站起来说“歌里的人就是我”，而是一次次用斗篷遮住脸。
那时，他还是别人故事中的人物。
到了第九卷开头，情况忽然改变。他终于报出姓名，接过叙述权，开始讲述基科涅斯人（Cicones）、食莲人（Lotus-Eaters）、独眼巨人、喀耳刻、冥府、塞壬、斯库拉（Scylla）与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我们今天最熟悉的“奥德修斯历险”，大部分其实来自奥德修斯本人之口。
这又是一种转向：从被歌唱的人，变成讲述自己的人。
古典学者 Jonas Grethlein 在讨论《奥德赛》的叙事结构时特别重视这一点。经历发生时，人往往被事件推着走；事后讲述时，他却可以重新决定从哪里开始、哪些细节放大、哪些因果关系被连在一起。叙述不能取消过去，却能改变过去进入现在的方式。
奥德修斯很懂这一点。
他的故事也没有把自己洗得一尘不染。第九卷一开头，他就讲了自己如何袭击基科涅斯人的城市。可与此同时，所有故事都经过他的选择和排序。漂流者在海上缺少控制，讲述者在语言里重新获得了一部分控制。
因此，polytropos 还有一张很重要的脸：会把经历转成故事的人。
古典插图中的德摩多科斯吟唱场面。在费埃克斯人的宴席上，奥德修斯先是倾听者，随后接过叙述权，成为自己经历的讲述者。
五、在塞壬面前，他甚至要防着“另一个自己”
奥德修斯面对塞壬的办法，常常被归入“智谋”，但这个场景其实还多了一层。
他想听。
他明知歌声危险，却不愿像普通船员那样堵住耳朵。于是，他让同伴用蜡封住自己的耳朵，再把自己牢牢绑在桅杆上，并事先命令他们：无论我到时候怎样请求，都不能松绑，只能绑得更紧。
这个安排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绳结，而是时间。
下命令的奥德修斯知道，片刻之后听见歌声的奥德修斯会改变主意。所以，他让“现在的自己”提前限制“未来的自己”。等歌声真正响起，他果然挣扎、示意、要求放开；船员却按照他先前的命令继续划桨。
一个人的意志，在同一段航程里被拆成了两部分。
奥德修斯没有假定自己永远可靠。他承认人会被诱惑、会转念，因此把这种变化也纳入计划。这样的自知，比单纯的“意志坚强”更接近polytropos：他不要求自己永远只有一种状态，而是为状态的改变预先留下办法。
“塞壬画家”阿提卡红绘陶罐《奥德修斯与塞壬》（约公元前480—470年）。奥德修斯预见到未来自己的动摇，因此让当下的自己提前设下约束。
六、回到伊萨卡，他为什么必须先丢掉国王的样子？
到了第十三卷，polytropos从海上的策略变成了家门口的生存方式。
雅典娜把奥德修斯变成一个衰老、衣衫褴褛的乞丐。题首图画的正是这一刻。可真正困难的变化并不在皮肤、头发和衣服，而在行为。
一个习惯在战场上迅速回应侮辱的人，现在必须忍住。
牧羊奴墨兰提奥斯（Melanthius）辱骂他、踢他；求婚人把他当作讨饭者取笑；安提诺奥斯（Antinous）甚至抄起脚凳砸他。奥德修斯当然有能力反击，可他不能。只要过早表现出真正的力量，整套返乡计划就会暴露。
所以，乞丐身份不是披上一件破衣服那么简单。它要求一个国王接受被轻视，一个战士接受暂时不出手，一个主人站在自己家里却装作无权进入。
有时候，一个战士最难的动作，
恰恰是不开打。
更微妙的是，同一个晚上，他在不同人面前又处在不同位置：对特勒马科斯（Telemachus），他已经是父亲和盟友；对欧迈俄斯（Eumaeus），他仍是受款待的外乡人；对佩涅洛佩（Penelope），他是一个知道丈夫消息的陌生客；对求婚人，他只是可以羞辱的乞丐。
这些身份并不是按卷次逐一摘下的面具，而是同时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后半部的奥德修斯，几乎在同一座屋子里同时承担着多种人生。
七、克里特故事：假的履历，能不能保护真的自己？
奥德修斯回到伊萨卡后反复讲“克里特故事”：对雅典娜一套，对欧迈俄斯一套，对佩涅洛佩又有调整。我们此前谈“两个骗子”时已经详细分析过这些谎言，这里只追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总能替自己编出另一段人生，他还有没有稳定的自我？
先看一个有趣的反差。
这些故事的履历是假的，处境却常常不假。
他把自己说成远行者、失乡者、漂泊者，说自己吃过苦，需要衣食和庇护；这些身份并不是奥德修斯真实的出生档案，却和他此刻的处境惊人地接近。他甚至常常让虚构人物“听说奥德修斯快回来了”——一句假故事里，藏着最真的消息。
这正是奥德修斯式叙述最难处理的地方。谎言并不总把真相赶走，有时它只是让真相绕道。
当然，史诗也没有要求我们赞美他的每一次隐瞒。会针对听众调整故事，既是生存能力，也可能成为操控别人的能力。一个总能比别人多看一步的人，很容易决定别人暂时有资格知道什么、没有资格知道什么。
所以 Wilson的“a complicated man”虽然失去了“转弯”的空间感，却碰到了polytropos的另一面：这种灵活令人佩服，也让人不可能对他完全放心。
八、最懂他的人，为什么最不肯认一张脸？
求婚人死后，奥德修斯终于可以停止扮演乞丐。
可佩涅洛佩没有因为一张恢复的脸就扑过去。
这并不奇怪。那个靠织机与拆线拖住求婚人的女人，本来就擅长把判断往后放一步。
她看着他，听别人证明他，听特勒马科斯焦急地劝说，仍然保留最后一步。直到她故意提出把婚床搬出去，奥德修斯立即说出那张床为什么根本不能移动——它以活着的橄榄树为床柱，房屋围着它建起——佩涅洛佩才真正确认丈夫归来。
这一幕对polytropos很重要。
脸可以被雅典娜改变，衣服可以换，声音可以控制，故事可以编，甚至一个人的名字也可以暂时变成“无人”。佩涅洛佩最后要的，却不是“你看起来像奥德修斯”，而是“你仍然知道我们共同生活中那个别人无法替代的秘密”。
她识别的不是一张脸，而是一段连续的关系。
这也让“奥德修斯到底有多少张脸”这个问题有了更稳的落点。一个人的身份，并不只储存在外表或自我陈述里。它还储存在别人对他的记忆里，储存在共同做过的事情、共享过的空间和只有某些关系才能保存的细节里。
佩涅洛佩并不是被动等待丈夫摘下面具的人。她自己也会延迟、试探、绕行。面对一个习惯于控制信息的丈夫，她用同样不肯直线抵达的方式完成相认。两个人最后接通的，并非“他终于恢复原样”，而是二十年变化之后，他们仍能认出同一段共同生活。
费利切·贾尼《佩涅洛佩认出奥德修斯》（1800—1825）。佩涅洛佩从座位上起身迎向奥德修斯，雅典娜正转身离去。画面直接对应“相认”主题：真正使佩涅洛佩确认丈夫的，并不只是一张恢复的脸，而是只有夫妻二人共享的婚床秘密与共同生活的记忆。
九、所以，奥德修斯到底有多少张脸？
战士、船长、漂流者、“无人”、受款待的陌生人、讲述者、乞丐、父亲、丈夫、主人、国王——若按社会身份去数，答案当然不止一张。
但把它们统统叫作“面具”，也不够准确。
“面具”这个说法很容易让人想象，所有变化下面藏着一张从未改变的真脸，只要最后揭开就好。《奥德赛》没有给我们这么轻松的答案。二十年的战争和漂泊已经改变了奥德修斯；伊萨卡也变了。母亲已逝，儿子长大，父亲衰老，妻子学会怀疑，仆人有的坚守、有的背叛。他不可能回到出征前那个原封不动的人。
可他也没有因此散成一堆互不相干的角色。
有些东西一直把这些“脸”拉在一起：伊萨卡的方向，佩涅洛佩和特勒马科斯，拉埃尔特斯（Laertes），自己的名字，对过去的记忆，以及重新进入家宅和共同体的愿望。
奥德修斯在方法上极端灵活，在归属上却异常固执。
这也许是理解polytropos最有用的一种方式：它并不等于“没有固定自我”，而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改变形式，保存那些他不愿放弃的联系。变脸有时是背叛自我，有时也可能是保存自我的办法；而当这种灵活失去边界，它又会滑向操控和自我美化。荷马没有替我们把两者分得干干净净。
这正是奥德修斯比“聪明英雄”耐读得多的原因。
一个名字可以同时承担多种社会角色。polytropos并不意味着身份彼此割裂；在《奥德赛》中，归属、亲属关系与记忆最终把这些角色重新牵回“奥德修斯”这一名字。
结语：第一行没有给他定型
《奥德赛》第一行看上去给主人公下了定义，其实做的恰好相反。
它没有说：请歌唱那位最勇敢、最忠诚、最聪明的人。它先说“那个男人”，然后用polytropos留下一个不断移动的形容词。读者从一开始就被提醒：这个人不会以一种姿态走完整首诗。
前三个关键词——nostos、oikos、xenia——更多是在问奥德修斯要回到哪里、要恢复什么、又怎样穿过一个由陌生人与家门构成的世界。到了polytropos，问题终于落到这个人自己身上：为什么偏偏是这样一个不断转向的人，能够完成这场归返？
也许因为他的稳定，从来不表现为姿态不变。
他可以改名字，改故事，改衣服，改策略，甚至暂时改变别人眼中的身份；可有些关系始终把他拉回同一个方向。于是，第一行的“多转”与整部史诗的“返乡”并不矛盾：一个人走过许多弯路，仍然可能知道自己最终想回到哪里。
polytropos说的，是这个人有多少种活法。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实习生 闫量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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