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生我们姐妹八个那年月，豫东平原上刚兴起一股风，说谁家儿子多谁家腰杆硬。可巧，我爸在外头跑了半辈子长途运输，钱没挣下几个，儿子梦倒做了半生。我妈的肚子鼓起来又瘪下去，瘪下去又鼓起来，前前后后八回，回回都是闺女。到了老七落草那天，接生的王婆子拎着个血糊糊的秤砣似的婴孩从里屋出来，我爸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只撩了一眼，烟袋锅子往鞋底上一磕，扭头就出了院门，三天没回来。
我们那个村子叫李家庄，听名字像个大庄子，其实只有四十来户人家，稀稀拉拉散在一片盐碱地上。地不肥，种麦子收成薄，种红薯倒还行。我爸在的时候，常年不在家，一辆解放牌卡车，从豫东往山西拉煤，再从山西拉焦炭回来，一个月能回来两三回。每次回来，我都躲在灶屋门后头看他。他黑瘦黑瘦的，像根烧了一半的柴火棍，进门先往灶台边走，掀锅盖，看有什么吃的。他从不抱我们姐妹，也不叫我们的名字，只按排行喊，老大老二老三，一直喊到老八。有时候他高兴了，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糖，撒在堂屋的地上。我们几个像一群小鸡仔一样扑过去捡，他就坐在门槛上笑，笑着笑着又叹气，说：“一屋子赔钱货。”
那糖是散装的，糖纸皱巴巴的，有些还粘着烟草末子。我们几个可不管这些，撅着屁股抢，抢到了就躲到槐树底下去吃。七姐从不抢。她总是站在最后面，等我们都捡完了，她才慢慢走过去，看地上还有没有漏的。有一回我抢了三颗，分了她一颗。她接过去，剥开糖纸，先伸出舌尖舔了舔，又包了回去，说：“留着慢慢吃。”我说：“你吃啊。”她摇摇头，把糖揣进裤兜里。到了晚上，我半夜醒来，看见她还没睡，侧着身子，借着窗外的月光一点点剥那粒糖。糖纸窸窸窣窣地响，像一只小老鼠在啃东西。她见我醒了，把糖掰成两半，一半塞进我嘴里。那半粒糖在她手心里攥久了，软塌塌的，带着她手心的温热。我含在嘴里，甜得迷迷糊糊又睡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把另外半粒也留给了我，自己只舔了舔那张糖纸。
后来我长大了些，听村里人嚼舌头，说李家那口子绝了后，八个丫头片子排成行，将来连个扛事的都没有。话传到我们姐妹耳朵里，大姐二姐低着头不说话，三姐四姐五姐六姐照旧跟着我妈去河滩上割猪草，该干嘛干嘛。我排行老小，那时候还不懂事，只记得七姐总爱拿一把豁了口的木梳子，对着堂屋里那面裂了缝的镜子，一下一下梳她那两根黄毛小辫儿。她梳得极慢，像要拿梳子齿儿把镜子里那个模模糊糊的自己给剜出来似的。
那面镜子是我妈的嫁妆。我妈说，她出嫁那年，她娘从镇上唯一的百货铺里买回来的，花了六角钱。镜子腿是铁丝拧的，镜面水银掉了大半，照人只能照个影儿，鼻子眼睛都糊成一片。可七姐稀罕得不行。她每天清早起来，头一件事就是站到镜子跟前梳头。其实她那两根小辫儿稀稀疏疏，拢起来还没有大拇指粗，她却能梳上一刻钟，左边扎了拆，拆了扎，非弄到两边一般齐整才肯罢休。有一回我急了，站在她身后直跺脚：“姐，你再不走，上学要迟到了。”她回过头，冲我笑了笑：“急啥，头不梳好，人就没精神。”那笑浅浅的，跟早春河面上结的那层薄冰似的，一碰就碎。
那时候我们上学，要穿过一片麦田，再翻过一道土岗子。我和七姐总是一路走。她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她的书包是用二姐的旧衣服改的，灰底子红花，洗得发白。我的书包是她用同样的布头缝的，比她的小一号。我们姐妹俩像两个移动的布包袱，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露水重的时候，裤腿和鞋都湿了，进了教室，脚底下能踩出两个湿印子。七姐总是到了教室门口，先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巾，把我的鞋面擦一擦，再擦她自己的。她的动作很慢，擦完了还要对着光看看，像在检查一件要紧的活计。值日生催我们进去，她也不慌，把手巾收好，拍拍裤腿，说：“走吧。”
我爸在我七岁那年死在了山西。运煤车翻了，连人带车栽进山沟里。车队派了个人来报信，骑着一辆旧摩托车，突突突地开到我家院门口。那人满身尘土，摘下头盔，先叹了一口气，说：“嫂子，对不住了，李哥在沁水那边出了事。”我妈正在院子里晒萝卜干，手里还攥着一把切了一半的白萝卜。她听了，刀“咣当”掉在地上，人没晕也没哭，只问：“人呢？”那人说：“已经送到县殡仪馆了，你们去个人吧。”我妈“嗯”了一声，转身进里屋，把灶台上的锅盖盖上，又出来把晾萝卜干的竹筛子收了。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可一件也没落下。收完了，她站在院子中央，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冲着屋里喊了一声：“都出来，你们爹没了。”
我们姐妹八个，从各自待的角落里出来，在院子里站成一排。那天风大，把院子里的鸡毛和碎草叶吹得直打旋。我妈挨个看过去，看了两遍，说：“都进屋，换衣裳。”她自己换上了那件压箱底的灰卡其布褂子，把头发用篦子重新抿过，带着我们去了县殡仪馆。那一路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有七姐拽着我的衣袖，指甲嵌进我胳膊上的肉里。我不敢喊疼，就让她拽着。后来她松开了，胳膊上留下四个月牙形的印子，青了好些天。
车队赔了三千块钱。我妈攥着那一沓子油渍麻花的票子，在堂屋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早，她把钱分成八份，用八个化肥袋子裹了，一人塞给我们一个，说：“都拿好，这是你爹给你们留的。”然后她转身进了灶房，舀水，和面，蒸了满满一锅玉米面窝头。那天早上我们八个围坐在那张裂了缝的八仙桌旁，就着咸菜疙瘩啃窝头，谁也没哭。邻居家办丧事吹唢呐，呜呜咽咽的调子隔着院墙飘进来，像谁在风里甩一根湿布条子。我妈说：“别听了，吃了都下地去。”
其实那天我们谁也没下地。吃完饭，我妈把碗筷一收，把我们姐妹八个叫到堂屋里，从柜子里翻出我爸留下的那本蓝塑料皮笔记本。本子卷了边儿，里面密密麻麻记着账。我妈翻开，说：“你爹这一辈子，就留下这些。该还的还，该要的要。你们八个，从今天起，都给我硬气起来。”她说话的时候没掉眼泪，眼睛红红的，像两孔烧了很久的灶。大姐带头应了一声：“中。”我们几个跟着应，声音参差不齐，却一个比一个高。
那三千块钱，我妈一分没花在自己身上。她拿一部分还了村里几户人家的陈年旧账，又拿一部分买了五十只鸡苗和两头半大猪仔。她说：“地里刨不出金疙瘩，咱就靠这些活物。你们放完学都去薅猪草，鸡下了蛋攒起来卖钱。”那几年，我们家的日子就靠那些鸡屁股和猪肚子撑着。大姐二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一个扫院子喂鸡，一个挑水做饭。三姐四姐负责割猪草，一人背一个比她俩还高的荆条筐，放学就往河滩上跑。五姐六姐也闲不着，夏天去地里拾麦穗，冬天扛着竹耙子去搂树叶当柴火。七姐和我最小，干不了重活，就在家里搓玉米、剥花生、择菜。我那时候手小，搓不了几穗玉米就疼得哭。七姐就抓过我的手，放在她嘴边哈气，说：“慢慢来，皮糙了就不疼了。”她自己的手也嫩，可她不哭，搓得比我快一倍，玉米粒哗哗往下掉，像从石磨眼里淌出来的碎金子。
喂鸡是七姐的活。她端着簸箕往鸡圈里撒食，嘴里“咕咕咕”地叫着。那些鸡扑棱着翅膀围过来，啄她裤腿上的米粒子。她也不怕，蹲下去，把食撒匀了，再一只一只地数。有一回少了一只芦花鸡，她急得满村子找，最后在村东头的干水渠里找到了，鸡被黄鼠狼咬断了脖子。她把那只死鸡抱回来，蹲在灶屋后头哭了一场。哭完了，她把鸡埋在那棵老槐树下，堆了个小土包，上面插了根树枝。她说：“这鸡下蛋最勤了，一天一个，从不歇。”那以后，她喂鸡更上心了，每天都把鸡圈扫得干干净净，还在角落里铺了干麦秸。冬天母鸡下蛋，她怕冻着，把鸡蛋一个个捡出来，用旧棉花裹了，放在灶台边的瓦罐里。我妈说：“七丫头心细，像她二姐。”七姐听了，仰起头笑，眼里亮晶晶的。
日子是苦的，可我们姐妹八个挤在一起，也不觉得多难熬。冬天的夜晚最长，西北风在屋外头打着旋儿地嚎，像一群饿狼围着院子转。我们八个挤在一张大土炕上，合盖三条被子，你挨我我挨你，脚丫子互相揣在对方的腿窝里取暖。睡不着的时候，二姐就给我们讲故事。她故事多，嘴里说出来的话像从书上摘下来的，有头有尾，有起有伏。她讲《聊斋》里的狐仙，讲《三言二拍》里的义女，也讲她从学校老师那里听来的外面的世界。我们几个听得入了迷，连呼吸都放轻了。七姐总是最安静的那个，她侧着身子躺着，一只手托着腮，眼睛在黑暗里忽闪忽闪的，像两粒被风吹亮的火星子。
有一回二姐讲了一个故事，说古时候有个女子，为了救全家人的命，甘愿替人去死。故事讲完，一屋子人都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七姐轻声说：“这个女的很傻。”二姐在黑暗里笑了笑，说：“不是傻，是命。”七姐又问：“啥是命？”二姐沉默了很久，说：“命就是有时候你明明没错，也得把错认下来。认了，别人才有活路。”七姐不再说话。我在被窝里睁着眼睛，把二姐的话翻来覆去地嚼。那时候我还不懂，后来才明白，那一晚二姐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从十年后的那场变故里提前长出来的。
二姐常摸着我的头顶说：“老八，你脑子灵，将来考师范去，当个老师，吃公家饭，就不用在这土坷垃里打滚了。”我说：“二姐，那你呢？”二姐不答话，只笑笑，说：“我先把你供出来再说。”二姐念书好，全乡联考年年第一，教过她的老师都说这闺女是块上大学的好料子。可我妈腰病犯了那一年，家里的天塌了一半。地里的活没人干，姐妹几个的学费凑不齐，二姐拿着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在灶前坐了半夜，第二天把通知书锁进了柜子，去了县医院药房当临时工。她临走前把我和七姐叫到跟前，说：“好好念书，别像姐一样。”
二姐走的那天清晨，我和七姐追到村口的土路上。二姐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后座上捆着个蓝布包袱。她回头看见我们，停下来，说：“回去吧，别迟了。”七姐跑过去，从兜里掏出一个煮鸡蛋，塞进二姐口袋里。那鸡蛋是她攒了三天的，一直用棉花裹着放在被窝里，还是温热的。二姐摸了摸七姐的头，又摸了摸我的，说：“姐挣了钱，给你们买新书包。”然后骑上车走了。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拐过土岗子，不见了。七姐站在那儿，踮着脚望，一直到二姐的影子彻底消失在灰尘里。她拉着我往回走，走几步就回一次头，像在等那个背影重新从土岗后面拐出来。
七姐念书不如二姐，也不如我。她成绩中不溜儿，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初中毕业以后，她没考上高中，也没去复读，直接去了镇上的棉纺厂。那厂子在镇子西头，几排灰扑扑的车间，机器一天到晚轰轰响，人进去了，说话得贴在耳朵上嚷。七姐刚去的时候才十六岁，个儿还没织机高。厂里发的工作服套在身上，空荡荡的，像穿了件大人衣裳。她在细纱车间挡车，一天站八个钟头，脚肿得跟发面馍一样。晚上回来，她端一盆热水泡脚。我坐在旁边帮她往盆里兑凉水。她把裤腿卷上去，我见她的脚后跟磨得血肉模糊，袜子都粘在皮肉上。我“嘶”地吸了一口凉气，七姐却摆摆手：“不碍事，习惯了就好。”
她洗脚的时候，总爱把那双磨破了的袜子顺手洗了，晾在炕沿上。冬天的袜子干得慢，她就用灶灰焐着，第二天早上起来，袜子还是潮的，她就那么穿上，把脚塞进冰冷的解放鞋里。我有一回偷偷把她的袜子塞进自己被窝里，想用体温焐干。七姐发现了，把袜子抽出来，说：“傻妮子，凉。”我说：“我不怕凉。”她就笑，笑着笑着，把袜子贴在自己脸上试了试温度，说：“你焐了，我穿上就暖了。”她还是把袜子穿走了，可那一天，她的脚步比往常轻快。
棉纺厂里，七姐是最能吃苦的挡车工。她手快，眼尖，断头接得快，月月超产。车间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孙，下巴上有颗痣，说话嘎嘣响，谁活干得不好她就当众骂。七姐没被她骂过。孙主任有时候走到七姐车边，站一会儿，点点头，又走了。有一回七姐感冒发烧，头晕得站不住，想去请假，又怕扣工钱，就靠着车挡板缓了缓，继续干。孙主任看见了，过来问：“老七，你是不是发烧？”七姐说：“不碍事。”孙主任说：“不碍事？脸都红透了，去医务室拿点药。”七姐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两包药，还捎了一杯热水。孙主任说：“你就在休息室歇一个钟头，算你病假。”七姐不要，她喝了药，又站回车里。孙主任摇头，说：“犟驴。”可那之后，孙主任对七姐明显高看一眼，厂里评先进，七姐的票数年年靠前。
七姐在棉纺厂干了十二年。那十二年里，我们姐妹几个陆陆续续都出了门。大姐嫁到了邻乡，二姐在县医院转了正，三姐四姐去了南方，五姐六姐在县城合伙开了小馆子，我考上了省师范，毕业后分到县一中教语文。七姐的婚事就成了我妈的一块心病。她逢人就托，逢集就去求媒婆。七姐自己却不急。她下了班，就爱坐在自己那间小屋里，用厂里拉回来的碎布头拼坐垫、拼门帘。她手巧，拼出来的花色鲜亮好看，谁见了谁夸。我妈说：“光手巧有啥用？得找个知冷知热的人。”七姐笑笑，也不驳嘴。
其实追七姐的人一直有。厂里有个机修工，叫王强，比七姐大几岁，人长得周正，家里是镇上的，有房有门面。王强给七姐写过好几封信，还托孙主任来说过。七姐都回绝了。她跟二姐说：“这人看起来热乎，可跟他在一起，我心里不踏实。”二姐问：“咋不踏实？”七姐说：“他说十句，我信一句。”二姐点点头：“那就不处。处对象，得找个本分的。”后来王强跟别的女人结了婚，七姐也不放在心上。她心里有杆秤，称的是人心。秤不准的人，她不往上放。
刘建军是陈长河介绍给七姐的。陈长河那时已经在县农机公司当了两年副经理，胖了，也白了，说话的时候总是先“嗬嗬”笑两声，再慢条斯理地往里说。他跟我们姐妹几个都熟络，尤其是二姐。二姐在县医院药房上班，找他开过几次农机票，一来二去就熟了。后来我们家逢年过节聚会，陈长河也来，带着酒带着烟，进了门就帮忙搬桌子、架火炉，热络得像个自家人。他喊我妈“婶子”，喊二姐“二姐”，喊我们几个“妹妹”。他介绍刘建军的那天，是在二姐家。刘建军那时候在城东一家机械厂做技术主管，话不多，鼻梁上架一副银丝边眼镜，说话的时候总爱用指头推一推镜架。七姐那天穿了件淡青色的棉袄，围一条自己织的奶白色围巾，安安静静坐在二姐家客厅的角落，像一棵不打眼的水仙。刘建军也不往人堆里凑，两人隔了大半个客厅，谁也没看谁。可吃完饭，陈长河忽然说：“建军，你送老七回去吧，顺路。”刘建军推了推眼镜，说“中”。七姐站起来，围巾披上，跟在他身后出了门。
那晚刘建军把七姐送到巷子口，没进去，站在路灯底下说了几句话。风大，七姐后来跟我学，说刘建军把外套脱下来要给她披，她没让，他就一直抱着外套站在风里，等七姐进了门才走。过了几天，刘建军托陈长河来探口风。七姐跟我妈商量了一宿，第二天回话说：“处处看吧。”
处了半年，两人去县民政局领了证。婚礼是在二姐家的院子里办的，不大，摆了十桌。陈长河喝多了，搂着刘建军的肩膀喊“舅子”，嗓子大得隔着两条巷子都听得见。二姐在厨房里忙前忙后，脸上笑着，眼里却有点潮。她拉着七姐的手，把个红布包塞进她手里，说：“好好过。”七姐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忍着没掉下来。我站在她旁边，看见二姐的手和七姐的手握在一起，一个白，一个黑，一个细，一个糙，但紧紧的，谁也不松开。
七姐结婚后，小日子过得安稳。刘建军人实在，工资不高不低，脾气也温，就是话少。七姐跟他说起厂里的碎布头，他说：“你上回拼的那个门帘，挂在咱家厨房门口，挺好看。”这就算他说的情话了。七姐跟我说起来，眼里带笑，说：“他这个人，嘴上不中，心里有数。”后来七姐怀了孕，反应大，闻不得车间里的油腥味。刘建军去找陈长河商量，陈长河说：“那还干啥？让老七把工作辞了，自己在家做点小买卖。”七姐就这么辞了棉纺厂的活，在县城东街上租了个小门面，卖窗帘布艺。她眼好，手稳，做出来的窗帘针脚齐整，款式也洋气，渐渐攒下了一批回头客。
那两年，我正忙着在县一中站稳脚跟，天天备课到半夜，也没工夫常去七姐铺子里。只偶尔周末过去坐坐，看她踩着缝纫机改那些花里胡哨的布头。她的铺子不大，十来平米，地上堆满各色布卷，墙上挂满成品窗帘，风一吹，那些窗帘就鼓起来，像一面面彩色的帆。七姐就坐在缝纫机后面，戴着顶针，脚一踏一踏的，哒哒哒，哒哒哒，那声音从早响到晚，匀匀的，像一挂永远流不断的泉水。中午歇了，她从柜台底下拿出个铝饭盒，舀一勺白菜炖粉条，就着馒头慢慢嚼。我说：“姐，你也不觉得憋屈。”她抬起眼，笑了笑：“憋屈啥，你姐夫对我不孬。”那笑很浅，浅得风一吹就散。
七姐的铺子刚开起来的时候，生意并不好。东街是新开发的，铺面比老街便宜，但人流量也小。头一个月，七姐只接了三单，赚的钱还不够交房租。她也不慌，白天守着铺子，晚上回家，一边给刘建军做饭，一边想新样子。她爱研究窗帘的褶法，罗马褶、韩式褶、水波褶，她买来旧挂历，反过来当画纸，拿铅笔在上面画来画去。刘建军下班回来，茶几上往往铺满了那些画满线条的挂历纸。他也不说啥，蹲下来一张张看，然后指着一张说：“这个褶子好看。”七姐就照着做出来。慢慢地，她的窗帘样式在县城里有了名气。城关几个单位的家属楼，一说装窗帘，都点名要东街李七的手艺。七姐的铺子从一间扩成两间，又请了一个乡下小姑娘帮忙。
那姑娘叫小翠，刚来的时候才十七岁，圆脸，说话带口音，一见生人就脸红。七姐手把手教她锁边、量尺、裁剪。小翠学得慢，七姐就让她先练直线，拿旧报纸裁成条，一条一条地缝。小翠急了，说：“师父，我是不是太笨了？”七姐笑：“我当年在棉纺厂学接头，比你笨多了。慢慢来，皮糙了就不疼了。”她把当年跟我说的那句话，又说给了小翠听。小翠后来出师了，回镇上开了一间小布艺店，每年小年都拎着东西来看七姐。七姐说：“别拿东西，来吃饺子就中。”小翠不肯，年年都拎一袋自家磨的红薯粉条来。
现在想来，那几年，是我们这个大家子最像样子的时候。每年小年，我们姐妹几个雷打不动回我妈那里团聚。大姐从婆家拎一兜蒸好的枣花馍，二姐从医院带两盒阿胶，三姐四姐从南方寄回来一堆稀罕玩意儿，五姐六姐从饭馆里搬回来整箱的带鱼和烧鸡。七姐不拿东西，她早早地就回去了，系上围裙在灶间忙活，剁馅、和面、擀皮。她擀饺子皮的手艺是我们几个里最好的，皮子中间厚四周薄，圆得跟用模子扣出来的一样。我妈说：“这手艺，随她姥姥。”七姐听了，低头笑笑，手里的擀面杖不停，一下一下，稳稳当当。我坐在灶前烧火，拿铁钩子拨拉着火底子，炭火红通通的，把七姐的脸映得暖烘烘的。她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亮晶晶的，像撒了一层碎盐。
陈长河也来。他一来，院子里就热闹了。他粗门大嗓地跟这个打趣，跟那个划拳，白酒能喝半斤，喝多了就扯着脖子唱豫剧，“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嗓门震得房梁上的灰簌簌往下掉。刘建军不喝酒，坐在炕沿上陪我妈剥蒜，抿着嘴笑。二姐在厨房里忙活，陈长河时不时探头进去，喊一声：“孩儿他娘，我的黑棉袄呢？”二姐头也不回：“西屋柜子里。”他就去西屋拿，出来又喊：“咋没找着？”二姐放下锅铲，风一样卷进去，两分钟拎出来，往他怀里一塞：“眼珠子长脚底板上了？”陈长河就笑，嘿嘿嘿的，像个被人戳穿把戏也不恼的孩子。
我们姐妹几个都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直到那年腊月二十三。
其实在出事之前，是有些兆头的。
先是二姐跟陈长河之间有点不对劲。二姐那阵子总回我妈那儿，也不说什么，就往堂屋一坐，跟我妈说些没要紧的话。我妈问她：“长河呢？”二姐说：“他忙。”别的再不多讲。我私下里问大姐，大姐也觉出来了，说二姐夫这半年升了经理，天天有酒场，回家少，脾气也大了。有一回大姐去二姐家串门，正碰上陈长河摔了个玻璃杯子，骂骂咧咧的，说二姐在外面不给他留脸。二姐坐在沙发上，一句话不接，脸白得跟纸一样。大姐上前劝了两句，陈长河才收了声。可从那之后，二姐来我妈这儿的次数更多了，坐得也更久了，有时候天都黑透了还不走，我妈就留她吃饭。她吃不多，小半碗面条，拿筷子搅来搅去，末了说：“吃不下了。”说完就起身，骑上她那辆旧自行车回县城。夜路黑，她骑着车，衣服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大鸟。
那些日子，二姐瘦得厉害。她本来就不胖，那阵子脸颊都凹进去了，眼睛显得更大，看人的时候像要把人吸进去。我有一回在县医院门口碰见她，她刚下班，白大褂还没脱，站在台阶上愣神。我叫了她两遍，她才回过头来。我说：“二姐，你没事吧？”她笑了笑，说：“没事，就是有点累。”她的笑容里带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像秋后原野上那层薄薄的霜，轻飘飘地盖着，底下全是冷。我伸手拉她的手，她的手指冰凉，指尖上还沾着药房里的中药粉末，黄黄的，涩涩的。她把手抽回去，说：“你忙你的，我回趟家。”说完骑上车走了。她的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小，最后消融在县医院门口那排法国梧桐的阴影里。
后来陈长河又来了几回我们家。每回都喝得多。有一回他喝到兴头上，突然站起来，指着一院子的人说：“你们李家这几个姐妹，就数二姐有本事，可惜嫁了我这么个没本事的。”二姐在旁边拉他：“长河，你喝多了。”陈长河甩开她的手，嗓门更大了：“我喝多了？我比谁都清醒！你二姐在单位跟人家争，我在单位也跟人家争。这年头，不争不抢，喝西北风啊？”他说话的时候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凸出来，二姐的脸色沉下去，起身进了屋。刘建军扶他坐下，劝他喝茶。陈长河端着茶杯，忽然嘿嘿笑了，说：“建军啊，还是你有福，娶了老七这么个安分守己的。你二姐，太能了，能得让我心里发慌。”那话里的味儿，我当时没品出来，只觉得陈长河今天有点怪，二姐有点难堪。后来细想，那兴许就是暴风雨前头的那阵子闷热。
腊月二十三那天下午，我上完最后一节课，骑车回我妈那儿。天阴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压得低低的，风冷得刺骨。我到了村口，看见几个孩子蹲在路边玩摔炮，啪啪地响。推开院门，院子里静悄悄的，灶屋烟囱没冒烟。我心里“咯噔”一下，把自行车支好，掀帘子进了堂屋。我妈坐在八仙桌旁，怀里抱着个搪瓷缸子，一动不动。大姐坐在东边的条凳上，眼睛红红的。我扫了一眼，七姐不在，二姐不在，其他姐姐也不在。我喊了一声“妈”，我妈没应。大姐站起来，把我拉到西厢房外，压低嗓子，说了那句让我至今想起来还头皮发麻的话：“二姐和七姐出事了，在二姐家，被二姐夫堵屋里了。”
我当时脑子“嗡”一声，像被谁拿木棒子抡了一下：“咋个意思？说清楚。”
大姐的声音抖着，像深秋里最后一片树叶子：“二姐夫说，七姐趁他不在家，去二姐家，跟……跟二姐夫……被他当场撞上了。现在二姐不吃不喝不说话，二姐夫在那边闹呢。你姐夫他们都去了，拦不住。”
我站在院子里，那天的风比往年都要利，跟刀片子似的，割得脸生疼。天光彻底暗下去了，远处零星的鞭炮声炸一下，又炸一下，像谁在漆黑的夜空里撕布头。我听见屋里隐约有孩子哭，是二姐的女儿，才七岁，嗓子都哭哑了，一声声喊“妈妈”。那哭声像一根细铁丝，从堂屋的门缝里钻出来，一下一下往我心上勒。我拔腿就往二姐家跑。
二姐家在县城西关，一个独院，红砖院墙，黑漆木门。我赶到的时候，院门外围了一圈人，大多是邻居，探头探脑地往里看，有交头接耳的，有啧啧摇头的。我拨开人群挤进去，堂屋里灯亮着，白惨惨的，像大太阳底下死人脸的那种白。陈长河坐在沙发上，领带扯得歪到一边，脸上横着几道红印子，像被人挠的。他头发也乱了，嘴角青了一块，呼哧呼哧喘气，嘴里还在说：“我拿你们当亲妹子看，老七啊老七，你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搁？你让你二姐咋做人？你不要脸，我还要……”旁边几个男人在劝，有三姐夫，有四姐夫，还有陈长河厂里的两个同事。他们有的递烟，有的倒水，口里“哥”“叔”地叫着，可陈长河越劝越来劲，站起来，一把把茶几上的玻璃杯扫到地上，“啪”一声脆响，玻璃碴子溅了一地。
二姐不在堂屋。我冲进里间，看见二姐歪在床上，脸朝墙，头发散在枕头上，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身上盖着那床我熟悉的碎花被。七姐站在床尾，背贴着墙，脸白得像纸，嘴唇上咬出一排血印子。她没哭，也没说话，就那么站着，眼睛望着二姐的后脑勺。屋里没有开大灯，只有床边一个床头灯亮着，光昏黄昏黄的，把七姐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墙上，像个瘦瘦的问号。
我叫了一声“二姐”。二姐没应。我又叫“七姐”。七姐转过头来看我，那眼神我至今记得，像一口枯井里漏下去的一点天光，暗极了，也空极了。她张了张嘴，嗓子是哑的，出来几个字：“老八，我没有。”
屋里一阵死寂。二姐慢慢坐起来，没看七姐，也没看我，就那么赤脚下了床，走到七姐面前。七姐还站着，背挺得直直的，一动不动。二姐扬起手，“啪”地扇了过去。那一巴掌极响，极脆，像冬天夜里掰断的一根冰凌。七姐的脸被扇得偏到一边，嘴角慢慢渗出血来。她没动，就那样偏着脸，眼睛闭着，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滴在胸前的衣襟上。
二姐说：“从今往后，我没有你这个妹妹。你也没我这个姐姐。”她的声音不高，甚至很平，像在念一行已经背了无数遍的课文。说完，二姐转身回到床上，躺下，盖好被子，脸又朝向了墙。七姐站着，站了很久，然后慢慢蹲下身去，蹲在墙根底下，胳膊抱住膝盖，额头抵在膝盖上，肩膀一耸一耸，却一点哭声也听不见。
我站在门口，整个人像被钉子钉住了。我想上前把七姐拉起来，想跟二姐说“你听七姐说”，可我的腿像灌了铅，嘴像被缝住了。我不知道该信谁，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这屋子里的空气又冷又稠，压得我喘不过气。窗外的风把玻璃吹得嗡嗡响，堂屋里陈长河还在骂，一句接一句，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反反复复地锯着同一个地方。
那天晚上是怎么从二姐家走出来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满院子的人散了之后，陈长河还坐在沙发上，拿一条湿毛巾敷脸，嘴里哼哼唧唧的。二姐一直没再出那个里间。七姐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等我回到我妈那儿，已经是后半夜了。堂屋里亮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我妈还坐在那张八仙桌旁，怀里那个搪瓷缸子里的水早就凉透了。大姐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打盹，听见门响，猛地睁眼。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我妈抬头看我一眼，说：“睡吧，天大的事，明天再说。”她的声音像砂纸磨出来的，粗粝，暗哑。
那一夜我躺在炕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房梁上那根被烟火熏黑的木头。炕上少了两个人，显得空荡荡的。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二姐那一巴掌和七姐嘴角的血。那血丝细细的，从嘴角往下淌，像一条红蚯蚓。我想起小时候，七姐有一次削铅笔削破了手指，也是这么流血。二姐当时急得不行，把七姐的手指含在嘴里，说“不疼不疼”。那时候，二姐的手是暖的。可今晚，她的手那么冷，冷得能扇出血来。
第二天一早，我妈把我们都叫到堂屋里。除了二姐和七姐，其余六个都到齐了。五姐六姐昨晚连夜从县城赶回来，眼泡都是肿的。三姐四姐在南方，暂时回不来，电话里急得哭。我妈坐在八仙桌的正当间，背挺得极直，比往常任何时候都直。她没问经过，也没问对错，只说：“七丫头的事，往后咱家不提了。你们姐妹几个，该走动的走动，该避的避。二丫头身子不好，别再让她气着。”说完，她顿了顿，看了看我们，又说：“七丫头的铺盖，今天给收了。过年过节的，你们姐妹聚，别喊她了。”
我忍不住了：“妈，七姐说她没有。”
我妈看着我，那眼神像钉子，又像针：“她有与没有，都这样了。咱家受不起这种脏水。你二姐更受不起。”她说完就起身，去了灶房。灶房里很快传来风箱呼哧呼哧的声音，像一个人在喘气。
大姐在桌下攥了攥我的手，小声说：“别犟了。你二姐现在谁劝都不听。七姐自己……也没再说啥。”
我忽然觉得浑身发冷。七姐不说话了。她从一开始就说了“我没有”，可那三个字太轻了，轻得被一场闹剧碾过去，连个响儿都没落下来。她就那么不吭不哈地承受了所有的眼光，所有的猜疑，所有的指指点点。她不辩解，不哭闹，不来找其他姐妹求援。她只是像往常一样，用那种慢得让人发慌的姿势，把自己从我们这个家里摘了出去。
从那天起，七姐就从我们中间消失了。
那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是我们家过得最冷清的一个年。往年小年就热闹起来，可那一年，到了除夕，院子里还是静悄悄的。大姐包了饺子，二姐没回来，说是在婆家过。五姐六姐在县城馆子里忙到天黑才回来，进门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一股油烟子味。三姐四姐从南方打来电话，也没提七姐。我妈在堂屋里摆供桌，把先人的牌位擦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端上一盘饺子。她跪在蒲团上，嘴里念叨着，我听不清念的是什么。我站在门口，看着供桌上那一排牌位，在烛火里明明灭灭。我想，我爸要是在天有灵，看见我们这一家子，心里该是什么滋味。
七姐也没回她自己的小家过年。刘建军那边后来传出来的信儿，说七姐把自己关在铺子里，白天照常开门，晚上就睡在里间的一张小行军床上。刘建军去接她，她不回，只隔着卷帘门的缝说：“你先回家吧，厂里忙就别管我了。”刘建军没办法，隔三差五给她送饭，有几次求到我们家门口来，求我劝劝七姐。可我去铺子里找她，她见了我，还是一副淡淡的样子，只问我：“妈身体好不？”我说：“好。”她就点点头，又去低头踩她的缝纫机。
七姐给二姐打过电话。二姐不接。七姐去二姐家，二姐不开门。有一回我陪七姐一起去，七姐提着一兜子刚蒸好的白面馍，站在二姐家院门外，敲了十分钟。二姐家院里明明有人，就是不应声。七姐把馍挂在门把手上，说：“二姐，我走了。你趁热吃。”走了没几步，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二姐的手伸出来，把那个塑料袋摘了下来。七姐回头，脸上刚浮出一点活气，就听“啪”一声，二姐把整兜馍砸在了门外的水泥地上。白面馍滚了一地，沾了泥。七姐站在原地，看着那些馍，慢慢蹲下去，一个一个捡起来。她捡了一个，用袖子擦了擦，咬了一口，就蹲在二姐家门口，就着冷风和那些泥，一口一口吃完了一整个。剩下的，她兜在衣襟里抱走了。我在后面看着，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想冲上去喊：“二姐你开门！你听七姐说一句！”可二姐家的门始终没有再开。
那些年，七姐托我给二姐带过很多东西。一条织得极厚实的毛线围巾，宝蓝色的，是七姐用了半个月的夜晚，一针一针织出来的。二姐看也不看，拿剪刀从中间铰断了。一瓶七姐照着药书熬的治胃病的膏方，黑糊糊的，装在一个玻璃罐里，二姐接过来，转手就倒进了院子里的垃圾桶。还有几封叠得整整齐齐的信。那些信，二姐有的当面撕了，有的退回来。我劝她：“二姐，你就看一眼，就当给我个面子。”二姐看着我，眼睛很深，像一潭落了叶子的水。她说：“老八，你别掺和。这事，你掺和不起。”她的声音很平静，可我听得出里头那层冷，冷得像冬天井台子上的冰。
有一次，我在二姐药房里帮她数药片。那天下着小雨，药房里光线暗，灯管又坏了一根，滋滋地响。二姐包药包得极快，手指翻飞，像在绣花。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发顶已经生出几根白头发，在灯下亮得像银线。我忍不住说：“二姐，你心里要是有苦，就跟我说说。别一个人扛着。”二姐的手顿了顿，又继续包。过了好一会儿，她说：“老八，你信七姐不？”我愣了一下，说：“我信。”二姐的手又顿了顿，说：“信也好，不信也好，都改变不了什么了。”我说：“那你就不能给她一个机会？”二姐没接话，把一包药递到窗口，喊了一个名字。一个老太太颤巍巍接过去，连连道谢。二姐坐回来，半晌，说：“老八，有些墙，一旦推倒了，就再也垒不起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她说这句话。当时我以为她说的是七姐跟二姐夫的事，后来看了那些信，我才明白，她说的，是她自己。她知道自己亲手推倒了一堵墙，一堵七姐用命靠着的墙，而她自己也再没力气去垒了。
日子就那么不咸不淡地过着。七姐的铺子还在，生意却明显淡了。县城就那么大，小年那场闹剧像长了腿，没几天就传得沸沸扬扬。添油加醋的，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七姐是狐狸精转世，专门祸害自家人；有人说二姐夫早就跟七姐有一腿，二姐是被蒙在鼓里的；还有人说，李家八个闺女看着风光，其实烂到了根子上。话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谁也没法驳。二姐不吭声，七姐不吭声，我们几个在外头就更不能吭声，只能忍着。可我难受。有几次下了晚自习，我骑车从七姐铺子门口过，看见那卷帘门已经拉下来，只从底缝里透出一线黄黄的光。我知道七姐还没睡，她一定还在踩那架缝纫机，一下一下，哒哒哒，像一尊不知疲倦的泥人。我有心想进去坐坐，可走到门口又退了回来。我怕她问我二姐。她问我二姐，我该说什么呢？说二姐还是老样子？还是说二姐最近又瘦了？我哪句话都说不出口。
那几年，七姐在县城里的名声很不好。有些女人在背后骂她，说她“连自己姐夫的床都敢上”。七姐出门买菜，有人会故意绕着她走。她也不恼，买了菜就回铺子，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有一回，一个醉汉闯进她铺子里，借着酒劲儿说了一堆不三不四的话。七姐没理他，只是从缝纫机上抄起一把裁布用的剪刀，拿在手里，继续改她的窗帘。那醉汉看了看那把剪刀，又看了看七姐冷得像铁一样的脸，嘟囔着走了。我后来听说了这事，又惊又怕，跑去找她。她正在给一幅窗帘锁边，头也不抬地说：“怕啥，他还能吃了我？”她抬起头，看见我一脸担心，又笑了笑：“你姐我在这条街上混了这些年，啥人没见过。只要咱自己心里没鬼，夜里睡觉就踏实。”
她睡得踏实不踏实，我不知道。可我知道，那十年里，她的铺子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两间门面，地上堆满布卷，墙上挂满窗帘。只是那些窗帘的样式从新潮变成了怀旧，又从怀旧变成了老气。她也不换，说：“换啥，老主顾喜欢就中。”小翠回镇上开店之后，七姐又招了个小姑娘。那姑娘干了两年，也走了。铺子里又只剩下她自己。刘建军下了班就过来，也不说话，帮她搬布、修缝纫机、烧水。两个人一个在里间踩机器，一个在外间看报纸。哒哒哒的声音和翻报纸的沙沙声混在一起，像一种奇怪的协奏。七姐说：“这样挺好，各干各的，又在一处。”刘建军就“嗯”一声，继续看他的报纸。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我骑不了车，就走着去七姐铺子里。到的时候，卷帘门半开着，门口堆了一个大雪人，歪歪扭扭的，眼睛是两个黑纽扣，鼻子是一截胡萝卜。七姐正蹲在雪人旁边，往它头上戴一顶旧毛线帽。她的脸冻得通红，手上没戴手套，指头像十根红萝卜。我喊她：“姐，你也不怕冷。”她回头看见我，笑着说：“不冷，下雪天暖和。你怎么来了？”我说：“给你送点我妈蒸的菜团子。”她接过去，打开袋子闻了闻：“咱妈蒸的，就是香。”然后把我拉进铺子里，给我倒热水暖手。那天铺子里生了个小煤炉，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响。七姐坐在炉边，剥了一个橘子，把橘皮放在炉盖上烤。满屋子都是那种微苦的清香。她递给我一半橘子，说：“你尝尝，这橘子甜。”我接过来，一瓣瓣地吃。橘子确实甜，甜得我鼻子里泛酸。那时候，我多想二姐也能坐在这炉边，吃一瓣七姐剥的橘子。可我知道，那只是我的痴心妄想。
就这样过了四五年。四五年里，我们这个大家子变化很大。大姐家的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二姐的女儿上了初中，三姐在南方离了婚又再嫁，四姐的裁缝铺扩大了门面，五姐六姐的小饭馆换了个大点的房子，我妈的腰病更重了，走路得拄拐。七姐的铺子还撑着，刘建军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工资涨了不少，他在城东买了套二手房，七姐却还常住在铺子里。有一回过年，刘建军一个人拎着两瓶酒来看我妈，我妈没让他进门。他站在院门口，低着头，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又酸又堵。刘建军没做错什么，他这些年，从没对七姐甩过一句难听话，也没在外面说过我们家一个“不”字。可他就是进不了我们家门。因为他是七姐的丈夫，而七姐，是不能被提的那个人。
我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习惯了一个没有七姐的家。习惯了逢年过节，姐妹聚会时缺那么一个人。习惯了二姐越来越沉默的背影。我以为这件事会像一块石头，沉在我家这条河的最底下，时间长了，长上水草，就成了河底的一部分。可我没料到，那块石头下面还压着一只铁盒子，盒子里装着十年份的真相。
二姐的病，大概是四年前查出来的。她本来就有胃病，在药房工作，吃饭没个准点，饥一顿饱一顿的。刚开始是胃疼，她自己去药房拿了点药片顶一顶。后来发展到吃不下饭，吃点东西就吐。她以为是老胃病犯了，没当回事。等有一天晕倒在发药窗口，送到抢救室一查，已经是晚期了。陈长河通知我们的时候，电话里只说了半句话：“你二姐……住院了。”我们姐妹几个放下手里的活就往县医院跑。病房走廊里，陈长河蹲在墙角抽烟，头发乱得像鸡窝。他抬头看我们，眼睛又红又肿，说：“医生说了，不大好。”我靠在墙上，腿一阵阵发软。二姐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人更瘦了，小得像个孩子。我妈拄着拐进去，看了她一眼，老泪刷地就下来了。二姐睁开眼，看见我妈，笑了笑，说：“妈，没事。”
二姐住院那阵子，我们姐妹七个轮流去陪。七姐一次也没来过。不是她不来，是二姐不让。二姐躺在病床上，人已经瘦得脱了相，可只要谁一提起七姐的名字，她就闭上眼睛，把脸别过去。有一回她发高烧，迷迷糊糊说胡话，我凑近了听，她反反复复就三个字：“走，让她走。”我妈坐在床边，攥着二姐的手，老泪纵横，却什么也不说。病房里的灯白晃晃的，照得二姐的脸像一张薄薄的宣纸，一碰就要碎了。我站在窗户边，看着外头的天，一天一天地暗下去，又一天一天地亮起来。我心里头装着一团乱麻，堵得难受，却找不到那个线头在哪。
二姐住院那阵子，七姐来过医院。她没进病房，只站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坛边上，远远地望着五楼那扇窗户。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病房里的护工王姐告诉我，说有个跟二姐长得像的女人，天天下午在楼下站一两个钟头，也不上来，就抬头看。我下楼去看，果然是七姐。她穿着那件淡灰色的薄棉袄，站在一丛冬青旁边，脸仰着，嘴抿得紧紧的。我走过去，她看见我，低下头，说：“别跟二姐说。”我点了点头。她又说：“我就看看那窗户。她窗户里的灯亮着，我就知道她还在。”我鼻子一酸，差点掉泪。我拉她去食堂吃饭，她不去，说刘建军在铺子里等她。她走了，背影瘦成一道线，慢慢缩进暮色里。我站在住院部楼下，抬头看五楼的窗户，灯确实亮着。那一格黄黄的光，像一只眼睛，就那么静静地睁着。
二姐走的那天晚上，是去年春天。病房里很静，外头有小雨，沙沙沙的，打在梧桐树叶子上。二姐那天精神格外好，下午还坐起来喝了几口米汤。她让我把柜子上的小布包拿过来。那布包是她入院时带来的，蓝底碎花，边儿已经磨得发白。她手抖得厉害，摸索着从里面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说：“家里，五斗柜最下面那层，有个铁盒子。你把它拿出来。”她喘了几口气，眼睛看着我，亮得吓人。她说：“别让长河看见。你自己看。”说完，她闭上眼，嘴角动了动，像在念一个人的名字，又像在叹气。当天后半夜，她就走了，安安静静的，跟睡着了一样。
葬礼办了三天。我们姐妹七个都到了。陈长河在灵堂里哭得站不起来，需要两个本家兄弟搀着。我妈没去，说在屋里守着。七姐还是没来。我在灵堂里守夜，看见外头下雨，雨丝斜斜地打在院里的纸扎上，把那些纸马纸轿子淋得软塌塌的。我想，二姐走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想见七姐一面。这个问题像根刺，扎在我的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葬礼第二天晚上，守夜的人少一些了。我出去透口气，在院门外的巷子口看见一个黑影。我走过去，是七姐。她靠在一棵老槐树后头，脸上全是泪。我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像从冰水里捞出来的。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我抱着她，她的肩胛骨硌得我生疼。她在我耳边说：“老八，二姐在里头？”我点头。她说：“我想进去看看。就一眼。”我带她绕到后墙，从角门进去。灵堂里没别人，只有几支白蜡烛在风里晃。七姐走到棺边，站了很久。她没有掀开盖布，只把手放在棺材盖上，从上到下，慢慢地摸了一遍。那动作跟当年她给二姐织围巾时一样慢，一样仔细。最后她把手停在二姐胸口的位置，按了按，说：“姐，我来了。”说完，她转身就走，步子极快，像怕自己反悔。我追出去，她已经消失在巷子深处了。
办完丧事，过了一个多月，我才去开那个铁盒子。那是个星期天，我请了假，一个人去了二姐家。二姐家在老地方，红砖院墙，黑漆木门。门上的白纸对联还没掉尽，风一吹，哗啦啦响。陈长河正坐在院子里抽烟，看见我，目光躲了躲。他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他说：“你二姐的东西，你该收拾的收拾吧。我过些日子回乡下住。”我没多说什么，径直进了里屋。
屋里还是原来的样子。那张大床，那床碎花被，那个掉了漆的床头柜。五斗柜还在墙角，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我蹲下去，拉开最下面那层抽屉。抽屉很深，里头乱堆着一些旧毛线、旧衣服。我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在最底下摸到一个硬硬的方盒子。铁盒子，上了锁。我拿钥匙打开，锁眼里有锈，拧了几下才开。打开的一瞬间，一股旧纸张和樟木的味道扑上来。里面满满当当，全是信。
几十封，都用牛皮纸信封包着，上面写着“给小七”三个字，是二姐的笔迹，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像她当年在药袋上写剂量一样认真。有些信纸折得薄薄的，有些厚厚一沓。我随手拆开最上头的一封，信纸已经有些泛黄了，边缘微微卷起来。日期是十年前的腊月二十四，就是出事之后的第二天。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小七，你现在一定又在哭。姐知道你，你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会喊，只会哭。你听姐说，姐不怪你。姐从来都不怪你。那天那一巴掌，比打在我自己脸上还疼。”
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我往后翻，一封一封地看。时间从十年前的腊月二十四，一直写到去年二姐住院前。每一封信都没寄出去过。她在信里写：“我想过好多次，想去找你，想把你接回来，想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可我不能。你一走，至少陈长河不会再动你。你一走，这个家才能暂时安生。你一走，妈和其他姐妹才能继续过她们的日子。你替我们所有人吞了那口脏水，姐知道，姐都知道。”
我浑身发冷，像被人扔进了冰窖里。继续看下去，越看越心惊。有一封信写得长，厚厚七八张纸，详细写了当年的事。原来那天根本没有什么“捉奸”。二姐那阵子因为单位的事跟陈长河闹了矛盾，陈长河喝了酒，借着酒劲儿找七姐的茬儿。七姐送二姐回家，陈长河忽然像疯了一样，把七姐往屋里扯，扯坏了她半截袖子。七姐反抗，抓伤了他的脸。陈长河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七姐趁他不在来二姐家找二姐夫，被他撞破。他回来之后给其他姐妹打电话，把事情闹大，当着邻居的面把脏水全泼到了七姐头上。二姐一开始就知道真相。她那天在屋里，什么都看见了。可陈长河说：“你要是敢往外说一个字，我就把老七的名声彻底搞臭，我让她在这个县里活不下去。你们李家，一个都别想好过。”二姐怕了。她不是怕陈长河，她是怕这个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的世道。所以她在那一刻选择了沉默，选择了配合陈长河演那出戏，选择了让七姐当那个“不检点”的人。
而七姐，从头到尾都知道二姐在演戏。她甚至没用二姐说，自己就把那口锅背了起来。因为她看见二姐眼里那一点求她的意思，因为那个家、那些姐妹、那个妈，都经不起更脏的脏水了。所以她咬牙忍了，挨了那一巴掌，背着那个莫须有的罪名，把自己从我们中间撕了出去。
二姐在信里写：“你不知道，你刚走那几天，我天天晚上做噩梦。我梦见你站在咱家院子里，身上的衣裳破着，脸肿着，还冲我笑。你一笑，我就醒了。醒了就想，这世上怎么会有我这样狠心的姐姐。可天一亮，我又不敢了。我不敢去找你，不敢跟任何人说。我怕我把你叫回来，陈长河就又有由头了。我怕他那个不要命的劲儿，怕他真把你弄得在这县里待不下去。我就想，忍吧。忍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谁知道，这一忍，就是十年。”
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那哭声从二姐的屋里传出去，惊得院子里的麻雀扑棱棱乱飞。陈长河在院门口探了探头，没敢进来。我哭够了，掏出手机，给七姐打电话。电话通了，那边七姐的声音还是那么淡：“老八，咋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哭。七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二姐走了，你心里难受。姐知道。”
我哽咽着说：“姐，你回家吧。我求你了，你回家吧。”
电话那头又是长久的沉默。最后七姐说：“我铺子里还有几幅窗帘没做完。等我做完了，就回去看妈。”她的声音那么平静，像那十年不过是一场稍长一些的午觉。挂了电话，我坐在二姐床边，把那些信一封一封重新折好，放进铁盒里。窗外的杨树已经绿了，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无数张信纸在翻动。我忽然想，人这一辈子，有些结，系上去的时候痛，解开来的时候更痛。二姐用了十年，给七姐写了那么多封寄不出去的信。而七姐，大概也用了十年，给自己织了一块比窗帘更厚重的幕布。二姐死后，才终于被我们看见。
那之后的日子，我过得恍惚。每天照常去上课，站在讲台上讲鲁迅，讲朱自清，讲那些写尽了人间离散的文字。可下了课，回到宿舍，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那些信里的字句会自己浮上来，像水底的草，随着波纹一摇一摇的。我反复想着同一个问题：这十年里，七姐是怎么过来的？她一个人，在那间十来平米的小铺子里，白天对着顾客笑，晚上对着墙壁睡。她有没有恨过二姐？有没有恨过我们这些姐妹？有没有恨过那个让她背了黑锅的家？我不得而知。她从来不提。她只是把自己活得越来越轻，轻得像一片挂在晾衣绳上的旧手帕，风吹雨打都不声不响。
我决定把那个铁盒子拿给七姐看。可我又犹豫了。我怕她受不住。我怕她已经把那道口子缝得严严实实，我一拆，又血流如注。于是我先去了一趟七姐的铺子。那铺子还是老样子，只是门口多了几盆绿植，是那种极好养活的绿萝，叶子油亮亮的。七姐正坐在缝纫机后面给一幅落地窗打褶，见我来了，抬头笑了笑：“来了？坐。”她起身给我倒水，搪瓷缸子，印着“劳动最光荣”几个红字，里头的茶叶末子在水里打旋儿。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烫嘴。七姐又坐回缝纫机旁，继续踩。屋子里静得很，只有缝纫机的哒哒声和窗外偶尔过去的车铃声。
我忍了半天，才开口：“姐，我昨天去二姐家了。”七姐“嗯”了一声，没有抬头。“我找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全是信。”七姐的脚停了一下，缝纫机的声音断了一瞬，接着又响起来。她没有问信的事，只是说：“她那屋子，早该收拾了。陈长河也不管。”我又说：“姐，那些信，是写给你的。”七姐的脚又停了，这一回停得久一些。她慢慢抬起头，看着我，眼睛很深很静，像一潭看不见底的水。她说：“我知道。”我愣住了。
“你知道？”
七姐点点头，又低下头去，把手里那块布角料折了一下，压到机针下面。“这些年，我白天不想这个，晚上也不想。可它总在我脑子里头。有一回，我做梦，梦见二姐站在我铺子门口，手里拿着个牛皮纸信封。她叫我，小七，小七。我应了一声，她就笑。等我醒过来，枕头上全湿了。”她说着，脚重新踏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声音一下接一下，像在给那些梦打拍子。
“你知道是信，没去找过？”
七姐不答，反问：“找了能咋样？二姐不见我。她不想让我看见她那个样子。我也不想让她看见我。”她的声音平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我张了张嘴，把眼泪逼回去，说：“二姐在信里都写了。当年的事，是她和陈长河对不住你。”
七姐的手一抖，针脚斜了两针。她停下缝纫机，侧过身来，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着我：“老八，二姐没有对不住我。陈长河是陈长河，二姐是二姐。那会儿，二姐也难。我要是不站出来，她那个家就塌了。她塌了，咱妈也得塌。咱家一窝子女人，哪里经得住外头那些嚼头。”她说着，眼睛红了，可眼泪始终在眼眶里含着，没落下来。她吸了一下鼻子，笑了笑：“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么。”
那天从七姐铺子里出来，我没直接回家。我沿着县城那条老街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天快黑的时候，我拐进二姐家那条巷子。巷子里有户人家在办什么事，门口挂着红灯笼，灯光映在青石板路上，油汪汪的。我走到二姐家门口，站了一会儿。门上“李宅”两个字还是我爸当年写的，墨迹早淡了，门板也裂了缝。我想起小时候，二姐背着我，七姐拽着二姐的衣襟，我们仨从这条巷子一头走到另一头。二姐说：“等以后有钱了，把这门换了，换个铁的。”七姐说：“铁的冷，还是木头的好。”二姐笑：“木头的招虫蛀。”七姐也笑：“那我年年给门刷桐油。”那时候，七姐多爱笑啊。虽然那笑淡淡的，可她总爱笑。
后来我把那个铁盒子带回了自己宿舍。我没有立刻给七姐。我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可等来等去，时机没到，七姐自己回来了。
那是个星期天，我陪我妈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春天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得人骨头都软。我妈眯着眼，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像老槐树皮。她忽然说：“你七姐那屋，我昨儿去拾掇了。被褥都潮了，得晒。”我一愣。我妈从不提七姐，这十年来，这是头一回主动说起。她说：“你抽空去她铺子一趟，告诉她，回来住吧。被褥给她晒好了，褥子下头还铺了新稻草。”说完，她又闭上眼，像睡着了。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正说着，院门响了。我抬起头，看见七姐站在门口。她提着一兜水果，身后跟着刘建军。她已经有些白发了，眼角也有了细细的纹路。她走过来，把水果放在石桌上，又抻了抻衣襟下摆。那动作跟十年前一模一样，慢，稳，像做一件盘算了很久的事。她走到我妈跟前，说：“妈，我回来了。”然后膝盖慢慢弯下去，跪在了地上。
我妈一把抱住她，老泪纵横，哭得像个孩子。我们姐妹几个站在旁边，谁也没说话，谁都在哭。后来七姐站起来，大姐她们围上去，这个拉她的手，那个拍她的背。我站在人群外头，看见七姐在人缝里扭过头，冲我笑了笑。那笑还是很浅，可这回，我总觉得它不会再被风吹散了。
那天下午，太阳从西边斜射进来，把一院子人的影子都拉得长长的。我妈让大姐去灶上烧水，五姐六姐去街口买了两只烧鸡和几斤排骨回来。四姐从铺子里抱来一块新扯的花布，说给七姐缝件春天的衣裳。我站在井台边压水，七姐过来帮我接桶。她卷起袖子，胳膊上露出几道细细的疤，是当年被陈长河扯破袖子后摔在水泥地上留下的。我盯着那些疤看，七姐察觉了，把袖子往下撸了撸，说：“早不疼了。”
晚上，三姐四姐也从镇上赶了回来。五姐六姐把饭馆交给帮工，提着菜篮子上门。大姐把她儿子从学校叫回来，说家里有事。一大家子挤在堂屋里，那张八仙桌就显小了。孩子们被撵到院子里去，我们姐妹七个加上刘建军，围坐在一起。菜是五姐六姐做的，一道道端上来，热气腾腾。我妈坐在主位，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眼睛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吃完晚饭，月亮已经爬上来了。院子里的老槐树影影绰绰。我回宿舍把那个铁盒子拿了过来。七姐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剥花生，见我抱着个盒子进来，手顿了一下。我把盒子放在她面前，说：“姐，二姐留给你的。”七姐看着那个盒子，看了很久，久得我几乎以为她要起身走开。可她没有。她伸出手，慢慢打开盒盖。月光下，那些牛皮纸信封泛着幽幽的光。七姐拿出一封，拆开，就着屋檐下的灯光看。她的嘴唇微微动着，像在念那些字。看完一封，又看一封。她不说话，也不哭。风从槐树梢头吹下来，吹得那些信纸哗哗响。
看到最后，她忽然说：“二姐的字，还是那么好看。”
那一晚，我们姐妹七个都没睡。我们把二姐的信一封一封地看了。有些信，七姐看过了就递给我，我看了又给大姐。我们七个女人，就着屋里那盏不太亮的灯，把二姐这十年的心事，从头到尾，一字一句，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些地方，二姐写得很细，细到她连那天陈长河穿了什么衣服、扯了七姐哪只袖子都写了。有些地方，她又写得很简，简单一句“妈今天来医院了，她瘦了”，下面留一大片空白。我们看着那些字，哭一阵，又静一阵。哭的是二姐，静的是那些说不出口的日子。
后来夜深了，月亮移到西边，堂屋里的灯显得更亮了。七姐站起来，走到院子当中。春夜的风带着土腥味和返青的草芽子味。她仰起头，看着月亮。那月亮很圆，很白，像二姐在药房里包药时，从窗户外头望出去的那一轮。七姐说：“我在铺子里这十年，每逢十五，就站在门口看月亮。我总想，二姐那天晚上是不是也在看。我们俩望的同一个月亮，却谁也不见谁。”她说着，声音轻轻地扬上去，像在问月亮，又像在问自己。
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七姐又说：“老八，你说，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个十年？”我不答。夜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露出耳后一绺白。她抬手把头发别到耳后，转身看着我，笑了：“往后不数了。往后，咱们姐妹一场，从头过。”
七姐回来之后，家里到底不一样了。我妈的精神好了许多，腰病也似乎轻了，拄着拐还能在院子里走上两圈。五姐六姐的饭馆每逢礼拜天就留出一张大桌子，我们姐妹几个轮流去帮忙。七姐的窗帘铺子，我常去坐。她还是爱踩缝纫机，哒哒哒，哒哒哒。只是那声音里，多了一些什么。我说不上来，大约是松快。她见了我，会问：“你班上学生听话不？”我说：“皮得很。”她就笑：“皮好，皮说明脑子活。”又低下头去，把一块碎花布对着窗口比了比，说：“这块给你做个电脑罩吧，你们办公室那台电脑，灰扑扑的。”我说中。
可我们都清楚，有些事，还搁在那儿。
陈长河还在县里。他不再做农机公司的经理了，据说调到了后勤，管仓库。偶尔在街上碰见他，他老了很多，背驼着，走路慢吞吞的，见了我们姐妹，远远地就拐到另一条巷子里去。我们也不喊他。只有一回，我在县医院门口看见他，他正从台阶上下来，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几盒药。他看见我，站住了，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我等着他开口。他终是没说出什么，只低了头，从我身边过去了。我回头看他，他走得极慢，一步一挪，像腿上绑了沙袋。
七姐的丈夫刘建军，我们慢慢接纳了他。他本就是个厚道人，那些年夹在七姐和我们之间，没少受罪。七姐回来之后，他也常来我妈那儿，帮忙修个灯管、修个水管、搬个重物，跟五姐夫六姐夫也处得不错。有一回，我们几姐妹在院子里包饺子，刘建军蹲在井台边压水。七姐过去接水，他往旁边让了让，说：“你歇着，我来。”七姐没歇，就站在旁边看他压水。水哗哗地流出来，溅在铁桶里，亮晶晶的。七姐说：“建军。”刘建军抬头：“嗯？”七姐说：“这些年，难为你了。”刘建军愣了愣，又低下头去继续压水，耳朵尖却红了。他说：“说啥呢，都是应该的。”
我和大姐对视一眼，都笑了。那笑里头有酸，也有暖。
可有些遗憾，是补不回来的。二姐走得太急，她没能等到七姐回来。也没能亲口把那些信交到七姐手上。我在收拾二姐遗物的时候，发现她枕头底下还压着一张纸，是她最后那几天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却还是那么工整。纸上只有一行字：“小七，你穿那件淡青色棉袄最好看。姐在梦里见过。”我把这张纸也夹进铁盒里，放在七姐铺子的柜台上。七姐见了，什么也没说，只把那张纸折成很小很小的方块，塞进自己贴身衣袋里。
那个春天过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写一些关于我们姐妹的文字。不是给人看的，是自己记。我教了这么多年语文，见惯了学生作文里的“我的姐姐”“我的母亲”，轮到自己写，却总觉得笔沉。我写我妈生我们八个的那个黄昏，写七姐对着破镜子梳小辫，写二姐把录取通知书锁进柜子，写我们姐妹几个挤在一铺炕上听二姐讲故事。我还写那个腊月二十三的夜晚，写七姐挨的那一巴掌，写她蹲在墙根下无声的哭。我写写停停，有时写到半夜，笔尖在纸上洇出一个大黑点。我知道，我是在跟自己的记忆较劲。有些东西，不写出来，它就在心里顶着。写出来一点，就轻一点。
有一天，我在学校办公室批改作业，七姐来了。她骑着一辆旧三轮车，车上绑着几卷新到的窗帘布，风吹得她额前的头发乱糟糟的。她站在办公室门口，往里头张望。我冲她招手，她进来，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透明的塑料饭盒，里头是槐花炒鸡蛋。她说：“路边槐花开了，我摘了点，给你炒了。你尝尝。”我打开饭盒，一股清香扑鼻。我拿筷子夹了一块，槐花甜丝丝的，鸡蛋咸香。七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吃。她问：“好吃不？”我点头。她就笑了，伸手从头上摘下一片落在发间的槐花叶子，说：“这槐花，还是咱家门前那棵老槐树上的。我回去了一趟，妈说你要忙，让我给你带点。”我停住筷子，说：“你专门回去给我摘的？”七姐“嗯”了一声，又笑：“顺路。”
那段时间，我常想起二姐信里的一句话。她写：“小七这个人，是那种你给她一碗水，她能还你一条河的人。只可惜，她这辈子，总在还。我们全家，都欠她的。”我深以为然。七姐回来之后，她比以往更勤快了。家里的大事小情，她都揽着。大姐家外甥考上大学，她连夜缝了两床新被子，用的全是店里最好的新疆棉。三姐要回南方，她给三姐做了两身家居服，又连夜改了一件旧呢子大衣。我妈说：“七丫头，你歇歇。”她就说：“不累。”然后继续踩着缝纫机，哒哒哒，哒哒哒。
可我知道，她心里有一块地方，永远是潮湿的。二姐活着的时候，那道墙没有倒。二姐死了，墙塌了，可墙根还在，碎砖烂瓦还压在那儿。七姐从来不提那十年，也从来不提陈长河。她只是偶尔在给二姐上坟的时候，烧几件新做的纸衣服，再烧几页她亲手抄的经文。她蹲在坟前，一点一点地把那些纸烧成灰。灰烬飞起来，像一群灰色的蝴蝶，在风里打着旋儿，越飞越高，最后不见了。
那年秋天，我妈把老屋西厢房收拾出来，重新盘了炕，打了新柜子。她说：“七丫头两口子在城里住着，没个落脚处。往后回来，就住西厢房。”七姐没推辞。她拉着刘建军回来住了一夜。那是那件事之后，她第一次在家里过夜。晚上，她搬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跟我妈一人摇一把蒲扇，说些陈年旧事。她说起小时候跟二姐去镇上赶集，二姐把买盐剩下的一毛钱给她买了根冰棍。她舍不得吃，攥在手里，还没出镇子就化了大半。她站在路边，举着那根滴滴答答的冰棍哭。二姐就蹲下来，把她手上的冰水舔干净，说：“不哭，姐明天再给你买。”她说起这些的时候，声音轻轻柔柔的，像夜色里从远处飘来的风。我妈听着，老脸上浮出一丝笑，眼里的泪光被月光照着，像两小片银色的水洼。
我坐在门槛上听。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日子到底是往前走了。尽管有些东西还沉在河底，但河水已经重新流了起来。这流动本身，就让人觉得还有指望。
转年春天，七姐生日那天，我们姐妹几个凑钱给她买了台新的缝纫机。那台旧缝纫机，她用了十多年，机头都磨亮了，踏板也松了。我们把新机器搬到铺子里，七姐摸来摸去，像摸一件宝贝。她坐上去试了试，新机器声音轻，快，哒哒哒，像马儿小跑。她扭头看我们，眼里的泪光终于滚下来，落在围裙上，洇成几朵深色的花。她笑着说：“这机器好，好使得很。”我们也都笑，笑得眼泪汪汪的。
那天晚上，我们姐妹七个去五姐六姐的饭馆吃饭。饭馆已经扩大了门面，里头包间不够坐，我们就在大堂里拼了两张桌子。菜上了满满一桌，有七姐爱吃的糖醋排骨，有二姐从前必点的红烧带鱼。我们没请陈长河，也没提他。吃到一半，七姐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她接过去擦了擦，忽然说：“要是二姐还在，今天这桌菜，她准能多吃半碗。”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抖。大姐伸手拍拍她的手背：“她在天上看呢。咱好，她就好了。”七姐点点头，举起杯子里的果汁，说：“那这杯，敬二姐。”我们都举起杯。杯子里有酒有果汁，满满当当，碰在一起，发出“叮”的一声脆响。像十年前，我们姐妹聚在二姐家院子里，碰杯碰得叮叮当当的那个声音。
只是少了二姐。但好像，又多了点什么。多了十年的分量，多了那些信，多了七姐，多了我们之间被撕开又重新缝上的那些线。线脚不齐整，有些地方还结着痂，可它到底是连着肉的。
后来，我把二姐的骨灰迁回了老家。我妈在老槐树下给她留了一块地方。坟不大，前头立了块青石碑，碑上就几个字：“李家二女之墓”。七姐去碑前添土，一铲一铲地，把新土拍实了。她蹲在碑前，把手掌按在“二女”那两个字上，按了很久。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她的背影瘦瘦的，肩胛骨把衣服撑出两个小小的棱角。风从原野上刮过来，带着麦苗返青的气息。她忽然开口，像是跟二姐说话：“姐，我不怨你。从来都没怨过。我就是想你。”她的声音被风一吹就散，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从土里长出来的。
我转过身去，望着远处那片青青的麦田。麦子已经抽穗了，风一吹，一层层绿浪翻过去，一直翻到天边。我想，人活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不断地跟别人和自己和解。有些和解要等十年，有些要等一辈子。可只要还在等，就没白活。
那天从坟上回来，七姐说要去趟二姐家。我陪她去的。陈长河已经搬回乡下了，那个院子空着。门板上的“李宅”两个字更淡了，门环上落了一层灰。七姐没进去，就站在门口，从包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湿布，把门环和门把手擦了一遍。擦完了，她又从包里掏出一小瓶桐油，蹲下来，把门槛和门轴都涂了。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还是那么慢，一下一下，像在给一扇旧门疗伤。做完之后，她站起来，拍了拍手，看着那扇门，说：“二姐最怕门招虫。我给她刷上桐油，她夜里睡觉就踏实了。”她说着，笑了。那笑还是浅浅的，可暖了，像春天晒了一整日的棉被。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街上有人认出了七姐。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路边卖烤红薯。她盯着七姐看，忽然说：“你是李家老七吧？”七姐点点头。那女人叹了一声：“好些年了，你也不显老。就是瘦了。”七姐笑了笑，买了一根烤红薯，掰成两半，递了一半给我。我们俩就站在街边，慢慢吃。红薯热乎乎的，甜得齁嗓子。吃完，七姐用手背抹了抹嘴，说：“这红薯，没咱家地里的甜。等霜降了，回地里刨两垄去。”我说好。
那个秋天还没到霜降，七姐就真的回了趟老家。她没让人陪，一个人骑了三十里路的自行车，回到李家庄。老屋还在，那面裂了缝的镜子也还在。七姐把它从堂屋的墙上摘下来，擦干净，用旧报纸包了，带回县里的铺子。她把那面镜子挂在铺子后面的小里间里。镜子上的水银又掉了几片，照人更糊了。可七姐每天早上还是要在镜子前站一会儿，拿那把豁了口的木梳子梳头。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辫子也早就不扎了，就是拿梳子从前额慢慢梳到后颈。梳完了，她把梳子往围裙口袋里一别，出来开铺门，开始一天的活计。我有一回清晨去找她，正撞见她在那面镜子前。晨光从窗户纸上渗进来，薄薄的一层，把她的侧影照得柔柔的。她听见我进来，回头笑了笑，说：“这镜子，还是糊得好。糊了，人就显年轻了。”
我站在那儿，忽然觉得，二姐就在那面镜子里。七姐每天对着它梳头，像对着二姐笑，又像对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年月笑。她们姐妹两个，一个在镜子里，一个在镜子外。说到底，还是天天见面。
那年小年，我们姐妹七个，加上刘建军，还有几个孩子，在我妈那间老堂屋里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跟往年一样。七姐擀皮，我烧火。大姐剁馅，五姐六姐包。三姐四姐从南方赶回来了，带回来几斤鲜虾，也包进了馅里。孩子们在院子里放小炮，噼里啪啦的。我妈坐在炕头上，腿上搭着条七姐新缝的薄褥子，眼睛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灶间油烟子重，可我们谁也没躲，就那么挨在一起，忙忙乎乎的。
饺子下锅的时候，七姐说：“多下两盘。二姐爱吃。”我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更旺了，锅里水花翻滚，饺子们一个接一个跳进去，像一群大白鹅扑棱棱下了水。热气扑在脸上，暖烘烘的，带着面香和肉香，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窗外天已经全黑了，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那声音脆脆的，不撕人，倒像在敲一扇新门。
七姐靠在灶台边，用围裙擦着手。她望着锅里的饺子，忽然说：“这日子，到底还是能回来的。”我抬头看她。灶火映着她的脸，那些皱纹一道道的，像黄土高原上被风吹出来的沟。可她眼睛亮，亮得跟很多年前她站在镜子前梳小辫的时候一样。我往她身边凑了凑，没说话。她伸过手来，帮我把耳边散下来的一绺头发别到耳后。那动作，我小的时候，二姐常对我做。七姐学得一模一样。
饺子端上桌的时候，孩子们一窝蜂地抢。大人们笑，男人们喝酒。我坐在七姐旁边，她给我夹了一个饺子，说：“尝尝，馅里放了虾。”我咬了一口，鲜得直眯眼。她笑了，自己却没吃。她坐在那儿，扫了一圈屋里的人，忽然小声说：“二姐也来了。”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满屋子的人，热热闹闹的。可不知怎的，我好像也真的看见了二姐，就坐在我妈另一边的空位上，安安静静的，像很多年前那样，给这个夹一筷子菜，给那个添一口汤。她在那盏明晃晃的灯光下，轻轻地笑着。
那顿饭吃到很晚。散场之后，天已经黑透了，星星稠得像撒了一地的米粒。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堂屋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着。七姐从屋里出来，披着一件旧棉袄，站在我身旁。她仰起头，看了好一会儿天，说：“二姐那颗星，应该在那。”她指了一个方向，我没看清。可我也跟着仰起头，看着满天的星星，好像每一颗都亮晶晶的，像二姐的眼睛，又像那些年我们姐妹几个挤在炕上，透过窗户纸看到的月光。
风吹过来，带着年的味道，混着残留的爆竹硫磺气。七姐轻轻地说：“老八，都过去了。”我“嗯”了一声。我们俩就那么站着，谁也不说话。院子里，老槐树的枝条光秃秃的，在风里微微地晃。可我知道，等过了年，春风一吹，它又会抽芽。
这世上的事，有时候就是这样。树会重新绿，人会重新回来。那些被撕开的、被折断的、被踩进泥里的，只要根还在，就还有再长出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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