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9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在广州市北郊一座称为象岗的小山包上，几十名工人凿石刨土时发现那些风化的比较零碎的花岗岩石块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块又一块整齐排列的砂岩石板。有工人撬开一块石板后，下面竟是硕大的洞穴。
古墓！工地的相关负责人意识到很可能是一座古墓，于是立即报告给广州市文管会。1983年8月2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三方组成的考古队来到象岗，开始对古墓实施抢救性发掘。
清理发现这是一座规模巨大的西汉时期墓葬，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共计七室（前室、东耳室、西耳室、主室、东侧室、西侧室与后藏室），出土陪葬器物一千多件，其中有铜镜39件，散落在不同位置，如此大量的铜镜出现在一座墓葬中在考古发掘中颇为罕见。
考古人员在西耳室大量赏玩之器中间发现两面极为特殊的铜镜，其一尺寸巨硕，直径达41.5公分，且镜背髹漆彩绘，虽部分彩绘脱落，依稀可见双人舞剑，刻画生动，是目前所见最大的彩绘镜。而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另一件带托铜镜：
此镜出土时以素娟包裹，放置于漆奁之中。尺寸硕大达30公分，镜体施以诸多特种工艺，镜背与镜面分体铸造再粘嵌为一，此为复合。镜背空间满嵌松石，其间错红铜，细如发丝，纤毫毕现。镜背中央及四方八位镶嵌银钉，缘铸三个环钮，并系绶。
此镜令人意外之处不止于复杂的特种工艺与奢靡的材质，与其同出的彩绘镜虽然尺寸巨硕无比，且亦为特种工艺镜，终究还是西汉本朝之物，此镜则是先秦遗珍。1963年，山东淄博齐国故城商王庄齐国贵族墓中就出土了一件与此镜尺寸、形制、内容，工艺完全一样的铜镜。战国时期齐国的镜子怎么会出现在数千里之外西汉中期的墓葬中？知晓墓主人的身份就非常重要。
墓主置于主室正中偏西，藏具为一棺一椁，棺椁木质且通体髹漆。墓主身着丝缕玉衣，身份不低于诸侯，墓主身上有八枚印章，其中最大的一枚龙钮金印，边3.1公分，高1.8公分，重148.5g，印文印刻篆书，文曰“文帝行玺”。这是目前所见最大的西汉金印，也是出土唯一的帝印。
显然，印文中的“文帝”与我们所熟知的汉文帝是没任何关系的，中原王朝的皇帝的谥号都是驾崩后由朝廷与继任者根据逝者一生功过与品德依照《谥法》追尊的一个称号。而在生前就给自己上谥号的皇帝，《史记·南越列传》中则记载了一位：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馀，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文帝”是谁？显然是南越国的继任者，史载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卒于建元四年（前137年）享年103岁，他的儿子们早已去世，因而“坨孙胡为南越王。……后十馀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曰文王。”至于史书中并无“文帝”之载，与赵佗祖孙二人不求皇帝之名而行皇帝之实有关。
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后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原长为籓臣，奉贡职。於是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
太史公又记载：“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南越王只有派使者朝见天子时才称王，在南越国内依然沿用帝号。
行文至此，为什么战国的铜镜会出现在西汉中期的墓葬中，其答案已然清晰。第二代南越王赵昩接的是其祖父赵佗的班，赵佗其人生于公元前240年，真定人，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佗行南海尉事。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赵佗十分长寿，从战国末期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历经九帝 ，这件跨地千里的战国铜镜恰是这位南越开创者一生峥嵘的见证，也是留给后世儿孙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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