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
纪录片《早春》海报。
纪录片《风的故事》海报。
以上图片均为缴蕊提供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友人，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侵华日军的罪证：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写下《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首次向世人系统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摄影机拍摄沦陷后的南京，并由国际人士带往英国、美国、德国等地放映……
中国战场上，还有一位来自荷兰的导演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在拍摄于1938年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伊文思记录中国人民的抗争与希望，为中国抗战赢得广泛的国际声援。以此为开端，伊文思的中国情缘绵延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吸引他一次次回到这里，以影像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
从“电影诗人”到“电影战士”
1898年，伊文思出生于荷兰小城奈梅亨的摄影世家。从小耳濡目染，他对动态摄影情有独钟。年轻的伊文思遵从父亲安排，在欧洲各地学习摄影技术和经济学——不出意外的话，他将接手家族企业，度过安稳优裕的一生。
然而，时代的浪潮把伊文思引向另外一条人生道路。1927年至1929年，伊文思拍摄实验电影《桥》《雨》，影片对思想与诗意的融合为他赢得“电影诗人”的称号。1930年起，他数次受邀前往苏联学习、交流。这段经历为他一生的社会主义信仰定下基调，在左翼思想洗礼下，“诗人”成长为“战士”。
20世纪30年代，伊文思带着摄影机，走进比利时的煤矿、西班牙的战场。他的镜头中，比利时煤矿工人境遇悲惨却互助团结，西班牙人民奋勇抗击法西斯势力。伊文思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什么地方在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爆发全民族抗战的中国，自然吸引了这位“电影战士”。他不满西方国家对日本法西斯的姑息，决心前往中国，拍摄一部真实反映抗战的纪录片。
1938年初，伊文思与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等人一道抵达武汉。在努力获得国民政府的通行令后，他们立刻前往台儿庄战役前线拍摄战争实况，随后辗转多地，拍下武汉人民献金抗日、郭沫若在群众大会上作演讲、西安人民抗日游行等场面。
以拍摄为契机，伊文思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络，拍下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在军事会议上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珍贵画面。虽然前往延安和华北敌后拍摄八路军的计划因重重阻碍未能成行，但在离开中国前，伊文思将自己的35毫米摄影机连同2000英尺胶片赠送给了八路军。1938年秋，延安电影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前身）成立，袁牧之、吴印咸等电影人正是用这些设备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拉开人民电影事业的序幕。这台摄影机后来成为延安电影团最重要的拍摄器材，记录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宝贵影像。
1939年3月，《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公映，并在此后几年里于欧洲多国放映。继马尔罗《人的命运》、赛珍珠《大地》和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之后，中国的故事又一次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战争阴云下的民族苦难、中国军民的抵抗与坚守打动无数观众，也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抗战，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中凝聚道义支持。来自中国的影像和声音，越传越远。
1945年底，伊文思辞去荷兰政府的电影委员职务，带着摄影机支援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后来又陆续前往马里、古巴、智利、越南、老挝等国，以镜头记录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与奋斗。伊文思为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青年电影人，他为古巴培训的战地摄影人员在前线拍摄大量短片，南美纪录电影网络的建立也得益于他的长期支持。伊文思希望青年们成为和自己一样的“战士”，用电影团结人民，用胶片连成跨国界、跨文化的人民阵线。
以电影创作抒发对中国的深情
最令伊文思牵挂的，还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伊文思曾经拍摄过、交往过的许多朋友邀请他造访中国，记录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的奋斗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伊文思和中国电影人合作完成《早春》《愚公移山》，记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平凡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前厂长钱筱璋回忆，伊文思曾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冬踏雪履冰，深入中国东北的海拉尔，也曾前往春寒料峭的江南水乡。每到一地，他都兴致盎然地和当地人交谈，谦虚地向他们学习。“伊文思不是感情轻易外露的人，常常是把感情默默地放在心坎里，但是你却总能从他亲切而深情的炯炯眼神中，感受到他心灵里热爱中国的真挚情意。中国的现实图景激发着他的创作热情，使他不停息地酝酿着报道中国的意念。”钱筱璋说。
伊文思与中国电影人的深情厚谊，更浸润着幕后数十年的交流合作。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应邀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顾问，为新中国培养电影工作者。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司徒慧敏这样回忆：“伊文思把中国电影事业、电影艺术工作中的每一步成功和每一点失误，都当作自己的成功与失误一样关切。”伊文思不光教授拍摄技巧、艺术观和视听理论，还广泛介绍西欧、拉美和亚非地区的电影业发展经验。他深入人民、真实自然的拍摄方式深深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电影人，曾与他一同工作的王德成、石益民等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纪录片事业的中坚力量。
在冷战历史语境下，伊文思也曾因支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而遭受质疑。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继续以电影创作抒发对中国的深情。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爱从来不是抽象的，无论是重要政治人物，还是普通劳动人民，在他的镜头下都如此真实、亲切而鲜活。
1984年，伊文思前往中国西北沙漠，拍摄自己的封镜之作《风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年逾八旬的导演仿佛再次回到“电影诗人”的位置。他与孙悟空、嫦娥、兵马俑、长城等中国文化意象展开对话，向它们诉说自己一生的理想与追求，并将自己对电影与革命的思考托付给阵阵劲风，从中国大地吹向世界。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电影于1988年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再次向世人证明他对中国爱之深沉。次年，伊文思在巴黎逝世。
终其一生，伊文思以影像记录20世纪波澜壮阔的全球革命现场，更为时代巨变中的普通人留存鲜活的精神风貌。回望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许多内容超越了当时的主流电影理念，在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振奋人心。今天，中国观众仍能在《东方主战场》《胜利》等历史纪录片中看到伊文思留下的珍贵影像：台儿庄战役紧张的指挥现场，群情激昂的民众在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些画面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唤起观众与时代同行的记忆。
2025年底，纪录片《伊文思的中国情缘》沿着伊文思的拍摄足迹展开追寻，他镜头中的人物与故事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当年他拍摄过的孩子如今已是花甲老人，回忆当年的拍摄场面时，老人仍然感动于伊文思的真诚、友善与对真情实感的不懈追求。
抚今追昔，伊文思与中国人民始于烽火年代的深厚情缘和牢固友谊，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文化传奇。
（作者：缴 蕊；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人民日报》（2026年08月14日第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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