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白炽灯管时不时“滋啦”响一声。
灯光惨白，把我爸整个人照得干瘦，像一张摊平了的旧报纸。
他死死攥着我的手腕，指甲都陷进肉里了，嘴唇哆嗦着反复念一句话：“儿子，她们不对劲。”
我问他谁不对劲，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眼睛拼命往枕头底下歪。
我从他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旧木盒，沉甸甸的。
盒盖掀开一条缝，里面是一张发黄的剪报、一块兽骨磨的牌子，还有一封用油纸包着的信。
我抬起头想问他问个明白。我爸闭上了眼睛，手还攥着我不撒开。
01
我是从非洲赶回来的。
飞机落了地，又倒了两趟大巴，加一起折腾了快四十个小时。赶到县医院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下午。
护士说我爸一直撑着不肯走，眼睛一会儿睁一会儿闭，嘴里含含糊糊念叨着什么。
她问我：“你是他儿子？”我说是。
她说：“那你快进去吧，他等你呢。”
病房里一股消毒水和药味混在一起。我爸躺在床上，比我在视频里看到的瘦了不止一圈。颧骨支棱着，眼窝塌下去，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我喊了一声“爸”。
他睁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好几秒，忽然一把攥住我的手腕。他的手很烫，指节凸起，力气大得不像个病人。
“儿子，”他的嗓子像砂纸，“她们不对劲。”
我愣住：“谁？”
他不回答，只把眼睛往枕头下面瞟。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枕头底下压着一角深褐色的木盒。
我伸手把木盒抽出来，很轻。打开盖子，里面三样东西：一张对折的旧报纸，一块黄褐色的骨牌，一封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信。
我先把报纸展开。
是一张剪报，没有头版，只留了中间一块版面。
讲的是非洲某个部落的古老习俗，里头提到一个词——吉姆巴。
说是部落里流传的祭名，跟守灵女有关。
具体内容语焉不详，字迹都模糊了。
我放下剪报，拿起那封信。
油纸拆开，露出里面的牛皮纸信封。
信封上写着一行字，收件人是“翁巴兄弟”，寄件人写的是我爸的名字。
信封上盖着一个邮戳，时间是我出生前五年。
邮戳旁边跟着三个字：查无此人。
信已经被拆开过。我犹豫了一下，抽出来看。
信不长，写在一张泛黄的信纸上。我爸的字迹，工工整整的，像小学生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开头：“翁巴兄弟，我是胡立业。我对不起你们。”
后面写的大意是：他当年走的时候答应要回去接人，但回国之后身不由己，再也没能回去。
他听说姐姐走了，活没保住，心里愧疚得很。
信的最后一句是：“骨牌我带走了，算是个念想。以后我让我儿子还回去，你等我。”
我反复读了三遍。
“翁巴兄弟”、“姐姐”、“骨牌”——这些词拆开我都认识，拼在一起，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又拿起那块骨牌。
牌面磨得很光滑，边缘带了点褐色，像被人攥了很多年。
我翻过背面，看见一行极细的小字，用刀尖刻的。
笔画很浅，辨认了半天才看清：守灵女。
我握着骨牌的手心出了一层汗。
走廊里的灯管闪了一下。我拨通了非洲家里的电话，那是用卫星转接的，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响了好几声才接起来。
阿娅的声音从听筒那边传过来，隔着几千公里的电流，听起来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嗯？”
“是我。”我说。
“知道了。”她应了一声，顿了顿，“你到了？”
“到了。”我说，“我爸……情况不太好。”
阿娅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里，电话里的杂音听得很清楚，像风吹过空旷的院子。
“你陪着爸吧。家里你放心。”她说。
“孩子们呢？”
“都睡了，挺好的。”
我握着电话，想问她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说：“行，那我先挂了。”
“嗯。”阿娅应了一声，又补了一句，“别太累。”
电话挂断，屏幕上显示通话时间四十七秒。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只有远处护士站的值班表翻页的声音。
我在长椅上坐下来，把那封信念了一遍，又放回去，再拿出来看一遍。手里的骨牌凉飕飕的。
父亲枕着的那块旧枕巾，边缘磨得起了毛。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
我妈走得早，我十岁那年她就没了。后来的日子，就我和我爸俩人过。他一个大老爷们，从来没跟我提过非洲的事。从来没提过。
我攥着骨牌坐在走廊里，从傍晚坐到后半夜。灯管一直没再响，我爸睡得很沉，呼吸声粗重，像一只破旧的风箱。
我把骨牌翻过来，转过去，那三个字硌在手心里。
守灵女。
到底是谁。
02
后半夜的走廊空荡荡的。
我靠着椅背闭上眼，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翻来覆去都是信上那几句话。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眼皮发沉，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眼前晃来晃去的画面，慢慢变了。
漫天的红土，风一吹就得眯眼。
那是我到非洲工地的第三年。
那天下午，工地运输车在便道上翻了。
载重十吨的卡车侧翻在路沟里，我整个人卡在变形的副驾驶座上，左腿被仪表台压得发麻，血顺着额角淌下来，糊了半边脸。
工人们在路边喊，有人找千斤顶，有人拿撬棍。我听见铁器碰铁器的声音，火星子四溅，有用。
然后我看见一个女人从人群里挤出来。
她个子不高，黑瘦，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连衣裙，脚上踩着一双胶鞋。
她没说话，走到变形的车门边，弯腰看了看，双手扣住车门边沿，一使劲，那扇变形的车门“咔”一声被她掰开了一条缝。
我趴在座位上，半睁着眼看她。她把门缝拉大，把我的座椅往后一扳，伸手拽住我的工装领子，像拔萝卜一样把我从车里拖了出来。
落地的时候，我脸朝下，啃了一嘴红土。
她蹲下来，低头看我。
她的眼睛很黑，睫毛浓密，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把手腕上被铁皮划出的血口子凑到嘴边，囫囵舔了一口。
她见我盯着她，说了一句不算流利的普通话：“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
她点点头，站起来，转身走了。走出七八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你是胡工？”
我说是。她说：“我叫阿娅。”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
工地上的老杨后来跟我说，阿娅是部落里的姑娘，父亲早没了，跟着外公长大。
她外公在附近几个村子威望很高。
老杨让我小心点，说部落里的事说不清。
我没太当回事。
但阿娅三天两头出现在工地上。她帮厨房择菜，帮仓库点数，偶尔也帮着搬东西。她力气确实大，扛水泥袋子比男工还利索。
我腿伤没好利索的那阵子，她隔两天就端一碗热汤到工棚来。汤是羊骨汤，撒了一把奇怪的香料。我问她这是什么，她说：“喝吧，好的快。”
后来我腿养好了，请她去镇上吃饭。她选了一家卖烤饼的店，坐下的第一句话是：“你身上的牌子，哪来的？”
我低头一看，胸口那枚骨牌从领口滑出来了。
出国前夜，我爸把它塞给我。
那会儿他刚从厂里退休，我临出发前他一夜没怎么说话。
临走他把我叫到跟前，从箱子最底下翻出这块骨牌，递到我手里，说：“这是我年轻时候在那边得的。你戴着，保平安。”
我把这当成老人家的一点念想，一直挂在脖子上。
我把骨牌的事说给阿娅听。她听完没吭声，默默地吃完手里的烤饼，用纸巾擦了擦手，说：“走吧，我带你去看我外公。”
部落离镇子不算远，走路半个钟头。
河谷边上一片茅草屋，稀稀落落，掩在猴面包树的阴影里。
走到村子口，几个小孩追着一条黄狗跑过去，扬起一阵土。
村中央那棵最大的猴面包树下，坐着一个老人。
他见我走过来，没有起身，只是抬起眼睛。那双眼睛又深又浑，像河底的石子，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分量。
阿娅在他面前蹲下来，用部落话说了几句。老人没搭腔，目光挪到我身上，落在我胸口的骨牌上。
他慢慢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那只手掌粗糙得像树皮，指尖碰到骨牌边缘时，停了一下。
他问我：“哪里来的？”
我说：“我爸给的。”
“你爸叫什么？”
“胡立业。”
老人的手指在骨牌上顿住了。那一下很短，短到我几乎没来得及察觉。他收回手，转身走回树下坐下，再也没有看我。
我扭头看阿娅。阿娅垂着眼，说：“外公说了，婚事定在下个月十五。”
我那时候稀里糊涂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十五是什么日子？”
阿娅说：“月亮圆的晚上。”
我没再问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当地部落的习惯。
03
那封信我看了不下十遍。
我爸的字迹很用力，起笔收笔都带着股认真劲儿。信纸发黄，边缘已经酥了，稍一用力就会碎。我小心翼翼地折回去，又打开，再看一遍。
信里提到的“翁巴兄弟”，我没有见过。但我知道阿娅的外公，部落的人都叫他翁巴。
我在非洲待了十八年，娶了阿娅，生了孩子，跟翁巴打交道也有十几年了。可我从来没听翁巴提过我父亲的名字。
那天在猴面包树下，他问我“你爸叫什么”的时候，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
我当时没在意，以为他年纪大了反应慢。
现在想想，那一下停得太明显了。
他认识我爸。
他不但认识我爸，可能还知道他等了一封四十年都没送到他手里的信。
我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又用油纸包回原样。
剪报我一直没看懂。
那篇报道讲的是“吉姆巴”的传说，内容东拼西凑，像是从什么旧杂志上剪下来的。
报道里说，部落里有一种古老的祭仪，由守灵女代代相传，每逢月圆夜，要向月亮行跪拜礼，为部落祈福。
后来守灵女一脉断了，祭仪也就失传了。
报道的落款日期已经模糊，只能看出是很多年前。
我拿起手机，打开相册，翻到堂弟胡志军前几天发来的照片。
胡志军在非洲跟我住过一晚。那晚他拍了一张照片，说是“哥，你媳妇半夜在院子里干啥呢”。
照片很糊，月光底下两个身影跪在院子中央，背对着镜头，头微微低着，动作整齐划一。一个稍高，一个稍矮——高的像阿娅，矮的像卡莉。
我当时看了一眼，说：“她俩祭祖呢，当地风俗。”
胡志军没再问。但我注意到，那张照片右下角有拍摄时间：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农历十五。
我把照片放大看。
阿娅跪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双手撑着地，头几乎低到胸口。
卡莉在她身后半步，姿势一模一样。
两个人的影子在月光下拉得很长，一直铺到我站的窗台上。
我放下手机，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
我在非洲住了十八年。
阿娅和卡莉搬进我家的第一年，我就发现了她们的一些习惯。
她们从来不照相，每次我举起手机，她们就躲，说是不上相。
后来我也就不拍了。
她们也不喜欢镜子。家里的镜子都被布蒙着，阿娅说她们那边的规矩，女人不照镜子，照了会把魂丢掉。我当时觉得土气，但也没往心里去。
还有月圆之夜。每一个月圆之夜，她们都会在院子里站很久。我以为是念经，是当地的习俗。阿娅说是给祖母祷词。
我不知道哪个祖母。
现在我知道了。
信里写的“姐姐”，就是阿娅和卡莉的祖母。
她死在了矿区诊所里。她肚子里怀着孩子，孩子也没保住。我爸信里说，他欠她一条命。
骨牌上刻的那三个字：“守灵女”。
阿娅的祖母是守灵女。她是守灵女的后代。
一个念头从我心底冒上来，像凉水顺着脊梁骨往上爬。我握着骨牌的手心全是汗。
我拿起手机，再次拨通非洲的电话。
这次响了更久，久到我以为没人接，阿娅才接起来。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像是从梦里被吵醒的：“嗯？”
我直截了当地问：“阿娅，你知道翁巴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很短的沉默，短到可以当成没有。阿娅说：“知道啊，外公嘛。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试探着说：“我爸在信里提到了他，让我问候一下。”
阿娅那边很久没有说话。我能听见她的呼吸声，平稳的，像是故意压住的呼吸。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爸……跟外公认识？”
我说：“好像是。信里说他欠翁巴一个交代。”
阿娅又沉默了一阵。
这个沉默比上一个长得多，长到我怀疑电话是不是断了。
我刚想开口，她忽然说：“建军，你在那边好好陪着爸。别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我说：“好。”
她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坐在走廊里。窗户外面，天边泛起灰白色。
阿娅没有问我爸说了什么，没有问那封信的内容。她什么都没有问。
一个正常的媳妇，听说公公病重，至少要问一句：“爸的情况怎么样？”
她一句也没问。
04
我爸在天快亮的时候醒了一次。
护士给他换了点滴，他迷迷糊糊地睁眼，在病房里扫了一圈，看见我坐在床边，目光定了定。
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盒……子……”
我把木盒拿过来，放到他手边：“在这儿呢，爸。”
他的手指摸到木盒的边缘，像是确认了什么东西，嘴里又含含糊糊地冒出一句：“她们……不对劲……”
我俯下身凑近他的脸：“爸，你说的是谁？你跟我说清楚。”
他眼角淌下一滴泪来，张了张嘴，只发出一个含混的音节：“信……”
“信我看了，爸。”我说，“写给翁巴的信，我看了。”
他点了点头，又点了点头，反复点了三下。然后他闭上眼睛，呼吸变得很浅。
护士进来测了血压，低声说：“你爸情况不太好，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我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来。从凌晨坐到天亮，天亮又到夜里。中间护士来换了两次药，我爸一直昏睡着，呼吸声很重，像是费了很大力气。
我盯着他的脸看。
我十岁那年我妈走的时候，我爸才四十出头。
他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哭，只是把我妈的旧照片收起来放进箱子底，然后接着上班、做饭、接我放学。
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供我念书，看我工作。我结婚的时候他没去非洲，只是打了笔钱过来。后来孩子出生，他寄了一箱米粉，一箱奶粉。
他这一辈子，把话都藏在了箱底。
我坐在床边，把骨牌从领口里掏出来，捏在手心里。
我想起十八年前出国前夜，他从箱底拿出这块骨牌，递给我的时候，手指抖了一下。
他当时说：“戴着，保平安。”
他的手指为什么抖，我当时没有想过。
我把骨牌攥紧，贴在掌心里，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忽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我拿出手机，调出相册里那张照片。我把它放大，再放大，从阿娅和卡莉的头顶移到她们面前的空地上——那片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模糊的东西。
我盯着那个形状看了很久。
那是一块石头，很矮，嵌在院墙根底下。
我天天从它旁边经过，从来没注意过。
但照片里，月光很亮，那块石头的轮廓清清楚楚，立在两个跪着的女人面前。
那块石头的形状，像一块墓碑。
我翻门卫室的电话，给当地工地上的人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去我家院子里，看看墙根底下那块石头是什么。
那边的工人第二天回了话，说，石头底下是一片被夯实的土，土下面埋着一个陶罐。
罐子里面有一卷布条。
我问布条上写了什么。
工人说：“看不懂，写的不是中文。”
我让他们把布条拍照发过来。照片到了之后，我看了很久。
布条上是一个短句，用不知名的文字写的，字迹已经洇开了大半。但我认得末尾那两个符号——“别信翁巴”。
我不认识那些字。
但我知道，阿娅的祖母临死前，给这个世上留下了一句遗言。
她不让后人相信翁巴。
05
我爸是在第三天夜里走的。
那天白天下了一场雨，空气潮湿，黏糊糊的。护士说他可能撑不过今晚，让我守紧一点。我把木盒放在他枕头边上，骨牌摘下一条，套在他手腕上。
他摸到骨牌的时候，忽然睁了一下眼，一直攥着牌不撒手。然后他长长出了一口气，像是等到了什么一样。
我爸走的时候，手还握着那块骨牌。
我给他穿寿衣的时候，把那块骨牌从他手里轻轻抽出来。
他的手指已经僵硬了，掰了半天才分开。
我看着那块骨牌上他留下的指印，站在灵床前，好半天没动地方。
堂弟胡志军赶过来帮我料理后事。他问我：“大哥，你非洲那边，嫂子跟孩子还好吧？”
我说：“好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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