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传一件事。
说的是某航一乘务长和一乘务员，在同一个航班上吵了起来。吵到后来，乘务长动了手，掐到了对方的脖子。
（这个画面我不是很理解，掐也很很多种，真往死里掐？还是往外推对方的颈部？）
整个叙述过程中，有很多主观因素，比如有一种说法是乘务员本身就不好相处，比如乘务员男朋友是公司副驾，带她做了伤情鉴定，再后面就是索赔，误工费损失费算下来二十多万，乘务员还撂下了一句话——
“如果不赔钱，我这个伤能让你做一年的牢。”
这事传到我这里，已经不知道转了几手，谁先动的口，谁先动的手，无处查证——但其实也不重要了，因为类似的事情这几年并不新鲜。
所以今天不评理，我只是心里堵得慌。
干过这行的都知道，如果一定要让空乘从“飞哪里”和“跟谁飞”里做一个必选，几乎所有人都会选“跟谁飞”。我以前也写过，每次航班计划发布，我都特别着急查班，先看班表，再看组员。
为什么组员比目的地重要？因为出去飞的人都明白，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里，这几个人，就是你在天上地下仅有的依靠。
雷雨季的航班，行李架塞满了，过道里还立着箱子，机长在前面催，地服站在舱门口眼巴巴等着关门，后舱几个人急得恨不得把箱子抱在怀里起飞——那种时候，没有什么三部四部，没有什么乘务长乘务员，只有“我们”。
延误再备降，旅客堵在过道里要说法，嗓门一浪高过一浪，我陪着乘务长站在客舱里，一遍一遍地解释，谁也不能退，谁也没有退，旅客委屈，我们一起委屈。
一天四段飞完，机组车上常常没有一个人说话，可谁都知道彼此累成了什么样。
天上地下的我们，说是过命的交情，并不很夸张。且这种感情，不是公司文化墙上印出来的，是一段一段飞出来的。
可它又脆弱得很。
现在的公司越来越大，客舱部动辄几千人，今天的组员，可能这辈子就飞这一次。
四部的乘务长带三部的组员，航前准备会上第一次见面，落地各回各队，连个微信都未必加。
乘务长不了解组员的脾气秉性，却要为她在客舱里的每一个动作背连带责任；组员对乘务长也是一肚子防备，出了岔子不敢说，怕挨骂，怕被记名，怕影响晋升放国际。
乘务长和乘务员之间，总陷入这种担惊受怕。
这种担惊受怕平时看不出来，都压在笑脸底下。可一旦哪天冒出个火星——一个“平时就不好相处”，一个据说脾气也不小，客舱那么窄，众目睽睽，谁也下不来台，吵到那个份上，居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套机制，能把这件事按住。
然后就是动手那一下。
从吵架到手伸向别人的脖子，中间只有一秒钟。这一秒之前，还是组员间的不愉快，落地写个报告，大不了各自挨顿批，过俩月就是酒桌上的谈资。
这一秒之后，可能就牵扯到报警，牵扯到伤情鉴定，是故意伤害的立案标准，是赔偿金额，是两个家庭、两份职业生涯，一起往下滑。
我写过很多次，一套组出门在外，本来应该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万米高空之上，我们的后背只有彼此。释压了、起火了、有人闹事了，客舱里能救你的，只有你的组员。旅客的刁难，延误的煎熬，那些跟家里人都说不出口的委屈——这份工作最难的部分，从来都是一套组一起扛过来的。
所以看到这件事，才会觉得格外难受。
两个人到底谁脾气更差，谁先说了什么难听的话，现在都说不清了。二十多万到底怎么算出来的，那句“一年牢”到底是不是原话，也没人能证实。
但有一件事是真的：
两个本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最后把彼此送到了伤情鉴定和赔偿谈判桌上。
这就已经够难看了。
不管事后进展如何，我都会替这两个人觉得可惜。
一个航班，就把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人，变成了彼此人生里很难忘掉的一个麻烦。
飞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越来越觉得，一套组之间有多大的缘分，其实也谈不上。
很多人这一辈子，就飞这么一次。
所以能处就处，处不来就把航班飞完。看不惯的，落地再说，有意见的，回去再写，实在不想再见，下次见面的概率可能本来就不高。
真没必要在工作场景中、在三万英尺上，非得争出一个输赢。
吵赢又怎么样？你就一定占理吗？就算你占理，又能服众吗？我们可能是有矛盾，但不是有仇啊！
（其实很多事情的发生，我认为是因为目前在民航里盛行的文化——扯皮文化，改天单独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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