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议院最近一口气确认74名特朗普政府官员，包括11名驻外大使。
但截至8月初，特朗普提出的102名大使人选中，约九成是政治任命者，包括餐厅老板、房地产商、竞选捐款人和政治盟友。
特朗普为何把外交职位交给“自己人”？这会提升效率，还是削弱美国的海外影响力？
争议不只来自几个“外行”大使
根据美国外交协会截至8月10日的数据，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任命或提名113名大使，其中只有20人来自职业外交体系，政治及其他类型任命者达到93人。
美国196个大使职位中，目前仍有97个空缺，接近一半。美国外交协会的数据显示，职业外交官在特朗普现有大使团队中的比例只有17.7%。
政治人物、企业家和总统支持者担任大使，在美国早有传统。历届总统都会把英国、法国、意大利和部分加勒比国家的大使职位交给政治盟友或竞选捐款人。
但特朗普做法不同的是，政治任命已经从外交体系的补充力量，变成绝对主流。
例如，特朗普提名出任美国驻埃及大使的尼克·奥伯海登是一名得克萨斯州律师，没有正式外交经验，也没有公开可查的埃及工作经历。他曾为国会山骚乱参与者提供法律代理，并向支持特朗普的政治组织捐款约130万美元。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此前经营佛罗里达州一家海滩餐厅，同时是特朗普海湖庄园俱乐部成员。美国驻秘鲁大使贝尔纳多·纳瓦罗来自房地产投资行业，曾向特朗普的总统就职委员会捐款100万美元。
《华盛顿邮报》统计发现，这批非职业大使提名人向支持特朗普的政治组织捐款总额约为3500万美元，超过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同类捐款的总和。而其中，至少十多名人选捐款超过100万美元。
白宫否认大使职位与政治捐款存在交换关系，并表示这些人拥有商业、管理和政治经验，能够更好地推动“美国优先”议程。
特朗普需要的是执行者
特朗普对职业外交体系一直缺乏信任，这在外交圈不是秘密。
在他看来，国务院官员受到传统外交思维束缚，有时还会拖延、修改甚至抵制总统的政策。他需要的大使首先要“忠诚”，要完整执行“美国优先”，至于是否掌握当地语言、是否熟悉当地国家政策、风土人情，这些条条框框都要靠边站。
这个选拔模式，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高度一致的。
他更愿意通过总统之间的直接通话解决问题，也习惯依靠房地产商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少数亲信参与谈判。遇到分歧时，特朗普使用最多的工具是关税、制裁、军事压力和公开喊话。
这种模式当然可以提高效率，作为总统，他不需要等待国务院内部逐级协调，也不必担心大使对政策提出太多不同意见。
但是，当美国外交系统越来越依赖总统个人的时候，他愿意亲自推动，那万事大吉，一旦他不愿介入，或者私人关系不起作用了，那其他外交渠道就几乎“寸步难行”。
加沙僵局暴露“个人外交”的局限
最近的加沙和平方案，就是如此。
特朗普支持的15点方案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同时安排以色列逐步撤军。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这一安排，坚持哈马斯必须先交出全部武器，以军才会撤离。
特朗普至今避免与内塔尼亚胡公开冲突，仍然强调两人关系良好。
白宫方面消息，多名熟悉中东事务的外交官开始担心，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牌，或者是不愿意真正使用这些牌，来迫使以色列接受美国推动的方案。一名外交官甚至认为，特朗普在中东的信誉正在下降。
这当然不能简单归咎于美国大使团队。以色列国内选举、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处境，以及哈马斯解除武装的具体方式，这些都会影响谈判。
但这也暴露出“个人外交”的局限，元首的私人关系可以打开谈判大门，但在国家利益前，很难换来让步。如果特朗普不愿动用实际筹码，内塔尼亚胡也不会只凭交情改变立场。
我在联合国看到的大使工作
我常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采访。大使站在安理会发言、接受媒体采访，只是他们工作中最容易被外界看到的一部分。
其实，更多外交工作发生在磋商室内、会议开始前，以及各国代表团之间的非公开沟通中。
一份安理会决议能不能通过，有时就取决于一个词怎么写，两个国家愿不愿意暂时让步，也可能取决于代表之间是否已经建立基本信任。大使需要判断对方的真正底线，还要把复杂的信息准确传回国内。
而遇到战争、政变、地震或者大规模撤侨时，大使还要协调外交、商务、军事、情报和领事团队。商业管理经验可能有帮助，但对当地政治、语言和安全形势的理解，仍然需要长期积累。
因此，这场争议最终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当职业外交官比例不断下降，越来越多重要职位由特朗普信任的“朋友”来担任，美国还能否维持一套稳定、专业、长期运转的全球外交网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