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人说，郭德纲被人举报了，因为唱了什么歌，改了一下歌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广播里听相声都有套改歌词逗人一笑的事，都觉得很正常的。
我还在琢磨呢，怎么回事啊，动不动就是举报，以前可没什么举报，我就想起自己曾经遇到过的“出格话”，说的人痛痛快快说，听的人痛痛快快听，根本想不到举报的事，反正是风一吹啥都没了。
对，风一吹啥都没了，你举报啥。
1980年代，我上小学，庄里人坐在场边谈论天下事，就有几个说家，特别能说的人，想到什么说什么，还指名道姓想骂谁就骂谁，说的人解气，听的人解气，大家都是哈哈大笑，说完了，风一吹什么都没了。
小山村里人什么话敢说，再大的风，也是不会把话吹过十里路。
我上初中时，有一次课堂上，民办老师突然骂起乡长来，当时化肥紧张，农民买不上化肥，供销社却给乡干部几袋几袋地分化肥，本来乡干部是公家人没地，这就是奇葩，有地的人买不上化肥，没地的人又是大量的化肥指标，然后他们转手把化肥指标当人情送给关系户，老师就很生气，指名道姓叫着乡长名字骂哩。
班上有一个学生，是副乡长的儿子，老师就指着这学生说：“回家告诉你爸和乡长，我就骂乡长了，能咋？”
民办老师当然是白骂了乡长，副乡长的孩子即使回家告诉亲爹，也就笑笑过去了，那时候农民背着骂或当面骂干部的多的是，都是赶紧躲着走开。
老师课堂上骂乡长，一放学娃娃回家，把老师骂干部的话传给家长，都当饭后谈资。那个时候，乡村的风很轻，也很温柔，老师骂干部的话一会儿吹遍半个乡，然后什么事没了。
1990年代初，我在县城跟前的一个中学，一次政治课，老师没讲几句课呢，突然骂起县长和书记，接着骂市里的官，本来有些学生想睡觉，突然来精神，觉得老师骂县领导过瘾，老师骂起来刹不住车，一直骂到下课。老师所谓的骂，无非是县领导坐着轿车乱跑不办实事，对官场上的不正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市领导盖了一个20几层的豪华楼乱浪费钱。
个别学生以前和这老师关系不好，但没有趁老师“出格的话”去县府告发老师，根本意识不到告密。你即使跑到县府去举报，人家都不当一回事，反过来还把你训一顿。
我们的教学楼和县府楼也就两三公里，一阵风的功夫，可是，老师免于恐惧地骂县长，他就是心里笃定：自己的骂人话，风一吹就没了，即使吹到县长跟前，县长也是当耳旁风。
再过几年，我到了北京打工，有几月我是扫大街，走过路过一个个商铺，相邻店的主人坐一起，什么话都敢说，即使来了买主，也是不避讳，无防备，说的话风一吹就没了。那时候刚有手机，只能打电话，不能录音拍照，即使陌生买主有什么不良动机，也是没法举证。
街头巷尾，谈论什么话题的人都有，并且高声大嗓，大家都是心里有底，所有的话，你知我知他知，然后风一吹其他人都不知。
那个时候，没有拍照手机，没有录视频的手机，上网的人很少，即使你对说话的人再有仇恨，也是苦于没法固定证据，谈不上举报什么。主要还是没有举报不当言谈的风气，当时只有来来去去的风，把“不当言谈”轻轻吹走蒸发。
倘若有摄像头对着你，又会如何？
新世纪初的某一年，我去现代文学馆听讲座，清华大学一个老教授讲清华史，现场四五百人，还有电视台摄像头对着录像，老教授突然说到国外的某国，说这个国很坏，想骂几句，就问主持人能不能骂，主持人说随便骂吧，录像后上电视前会剪辑的，老教授就骂了好几句某个国。当时普通人没有录像录音设备，只有大单位有，可是大单位的“垄断录像”并不会成为举报他人的铁器，反而是保护器和切割器。对四五百名听众而言，老教授的骂话转眼风吹没了。
因为有风吹，所有刺耳的话都是安全的话。
再回到郭德纲，据说他刚从天津到北京，就是在天桥说相声，听者并不多，有一次现场只有一个人听，郭德纲照说不误，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没法录音录像，也没什么网络，相声演员说再出格的话，风一吹就没了。
对于听众而言，感兴趣的是你的话有笑料，能把人逗笑，并不关注你的话出格不出格，更想不到什么举报。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风气，什么话风一吹都成了气。
就是变不成什么风口。
（作者：李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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