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滥觞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奠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若论其公开运用，则《共产党宣言》见其宏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得其精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显其澄澈；在私人书信的吉光片羽中，亦常有其灵性闪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总结其一生的功业，誉唯物史观为“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此可谓不刊之论。
经典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没有现成答案的两个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是二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先声。《资本论》第一版第一卷序言中一句神来之笔“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被认为是现代化思想的早期起源。唯物史观以恢弘的视野和峻利的风格，“提供了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描述之一”（大卫·哈维语）。与此同时，马克思怒笔淋漓，揭示以资本为逻辑的西方现代性来到世间就带着血腥、暴力、霸权和不公。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世界现代化进程尚处于今天所谓的“第一次现代化”阶段，全球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刚刚起步。因而，有两个今天我们常萦于心的问题，在经典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首先是后发国家或者说非西方国家的采借型现代化之路问题。无疑，马克思对非西方国家被迫卷入世界体系，踏上命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同情的理解，特别是他晚年对西欧以外地区的发展道路表现出极大的探索兴趣。马克思立足于原发现代化国家，视先发国家为后发国家发展之模板。在他的时代，大部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根本就没有起步，加之马克思主张“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认为大工业将会消弭工人阶级的民族特性，当以国际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因而早期的唯物史观较少地从地域性的视野去考察各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没有提供现成的关于非西方世界发展的系统理论。
其次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尽人皆知，唯物史观首要的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典的唯物史观认为文化的根基深植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之中，文化处于被决定的位置上，在此前提下，文化因素具有能动性。《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彻底决裂”论，其中之一为“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尽管不乏辩证之思，但在革命动员的语境下，早期唯物史观整体上倾向于将传统的观念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来对待，对人类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经验，较多采取批判的立场。
这两个未竟之问，也没有在此后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得到有效解答。战后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帕森斯以美国为模板抽象出现代性的普遍标准，他的理论成了“现代化=西化=美国化”这一粗暴等式的学理源头，现代化进程的地域和民族的视野，在他的理论中实际上仍付诸阙如。而后续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流派，特别是接受了一定唯物史观学养滋润的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以及加州学派等，批判了帕森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但在他们的理论中，文化因素仍然被当作一个“剩余的变量”来搪塞。而提出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反而是通常被认为唯物史观批评者的马克斯·韦伯。所谓的韦伯命题，从发生学的角度论证了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非西方的文化，在韦伯命题中作为负面的比较对象出现。自谓“欧洲文化之子”的韦伯，整体上认为欧洲以外的文化缺乏能够催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精神，是走向现代国家的桎梏。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给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解答
众所周知，与马克思的最初设想不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诞生，却出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之地，出现在现代化尚未“起飞”且备受先进工业国剥削之地。早期的唯物史观并未面临如下难题：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赶超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如何在落后国家巩固发展，如何在经济起飞同时保持稳定，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如何处理与中心国家的关系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向非西方国家表明：每个国家都可以基于自身独特的历史、国情和现实需求，自主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必步趋所谓先发国家之遗矩，宣告了福山式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它打破了把现代化与西化看成异名同质的迷思，调整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坐标系；它履险若夷，造就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化解了“变化社会通常伴随政治失序”这一亨廷顿式的现代化魔咒，从而展示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它主张在开放学习中坚持独立自主与立足本国国情，将外来经验本土化，实现了现代化的“后发性”和“内生性”的统一；对现代世界体系，它既不“依附”也不“脱钩”，它凭借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冲破“中心-边缘”的结构性困境，展现出在和平发展中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塑造自身发展道路的自觉性与能力。中国正在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身份，自信地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潜在优势。对于唯物史观来说，这一实践具有前所未有的理论意义。
对于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亦即中国语境中的古今中西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文化主体性”为本，以“历史主动精神”为实践动力，给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解答。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早期部分成员颇受激进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以反帝反封建为文化斗争的主线，对传统文化总体上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今，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二个结合”这一核心方法论，改变了视传统文化为落后思想和现代化阻碍的观念，实现了文化立场从侧重批判到全面融合的跃升。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说明，传统和现代并非判然两分，不可能在文化的零点上作现代化的创造。传统不是走上现代化行程需要预先抛弃的包袱。现代化需要文化基础，传统中的合理性部分能够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前提。现代化的成功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是中华文化返本开新、走向复兴的历程。绵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积厚流光，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滋养出足够的文化自信，使得中华文明面对现代化之路上先行一步的西方文明时，既不抱残守缺、孤芳自赏，也不是彷徨外求、茫无所归，而能以发皇荣盛之大气度，披豁胸襟、海纳众流，在交流互鉴中开创现代化的新境界。这意味着各国都有可能在坚持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推动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优秀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走向唯物史观指明的“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大同之路。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原标题：《答好马克思的两个未竟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唯物史观意蕴》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陈瑜
来源：作者：章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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