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的倒春寒，比往年都来得要迟一些，也更冷一些。南京两江总督府的后堂里，常年萦绕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苦涩药味。窗外的连阴雨已经下了三天，雨水顺着青瓦滴落在天井的青石板上，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声响。屋子里光线昏暗，只有书案上点着一盏微弱的油灯。
六十一岁的曾国藩靠在垫着厚厚棉絮的太师椅上，他仅剩的一只还能勉强视物的眼睛半眯着，呼吸显得沉重而迟缓。从外表看，这个威震天下的老人已经衰老得像一截即将燃尽的枯木。
在书案的另一侧，坐着二十八岁的幕僚李玉堂。他正在为曾国藩整理往来的信件和公文。李玉堂是个极有才华的年轻人，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做得锦绣锦簇，但此刻，他研墨的动作却显得急躁而凌乱，墨锭在砚台中磕碰，发出刺耳的声响。
一声沉重的叹息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突兀，那是李玉堂不经意间发出的。他那天早上刚收到老家的来信，父亲病重，家里为了供他读书考取功名已经负债累累。而他，乡试屡试不中，如今只能在总督府里做一个边缘的抄写幕僚。看着昔日那些才华远不如自己的同窗，有的已经做了县令，有的在京城谋了肥缺，他的心里就像长满了荒草，嫉妒、焦虑、委屈和不甘日夜啃噬着他。
“你的墨，乱了。”
沙哑而苍老的声音从太师椅那边传来。曾国藩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正静静地看着他。
李玉堂心头一惊，连忙停下手里的动作，站起身来垂下头：“回大帅，学生失态了，学生这就重新研墨。”
曾国藩微微摆了摆那只还能活动的左手，示意他坐下。老人的目光虽然浑浊，却仿佛能穿透李玉堂单薄的身体，看到他千疮百孔的内心。
“玉堂，你跟着我快三年了吧。这三年里，你常常半夜还在房中点灯苦读，起得也比别人早。在外人看来，你是个极其勤奋的好后生。可是，你心里是不是觉得，老天对你太不公平？你自认才学不输旁人，却处处碰壁，是不是觉得这世道昏暗，无人识得你这匹千里马？”
李玉堂的眼眶瞬间红了。那几句话，直直地戳中了他内心最柔软也最溃烂的地方。他强忍着泪水，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大帅，学生不敢，学生只是觉得自己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罢了。”
曾国藩疲惫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悲悯。他指了指旁边的圆凳，示意李玉堂坐得近些。
“命途多舛？时运不济？”曾国藩低声重复着这两个词，仿佛在咀嚼其中的苦味，“我年轻的时候，考个秀才考了七次。全湖南的人都把我的文章当成反面教材来嘲笑。那时候，我也觉得是老天爷瞎了眼。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毁掉一个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时运，而是人身上的三个字。这三个字，世人几乎个个中招，你，也正在其中挣扎。”
李玉堂抬起头，满脸错愕。他不明白，自己明明如此努力，怎么就中招了？
“这败人的第一个字，叫‘惰’。”曾国藩的声音不大，却在空旷的房间里掷地有声。
李玉堂下意识地想要反驳，他怎么可能和“惰”字沾边？他每天只睡四个时辰，连吃饭的时候都在背诵经史子集，他自认是总督府里最勤奋的人。
曾国藩看出了他的心思，微微摇了摇头。“你以为，只有游手好闲、天天睡大觉才叫懒惰吗？那只是身体的懒惰，是最下乘的懒惰。真正的‘惰’，是心智的懒惰，是思维的懒惰。”
曾国藩停顿了一下，喘息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你每天坐在书桌前十几个时辰，眼睛看着书，手里抄着文章，可是你的脑子在想什么？你在想家里的债务，在想同窗的升迁，在想自己何时能飞黄腾达。遇到真正晦涩难懂的学问，你总是敷衍了事，挑容易的书看；遇到需要抽丝剥茧去解决的政务，你总是照猫画虎，不肯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根源。你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你让自己看起来很忙，只是为了感动自己，减轻心里的焦虑罢了。”
这几句话，像一记闷棍重重地砸在李玉堂的头顶。他的后背瞬间渗出了一层冷汗。
“这世上大部分的平庸之人，都是败在这个‘惰’字上。他们宁愿吃生活上所有的苦，也不愿吃一点思考的苦。”曾国藩轻咳了两声，端起旁边已经温凉的茶水抿了一口。
房间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外面的雨声似乎变得更大了，李玉堂低着头，死死地咬着嘴唇，双手在袖子里握紧了拳头。
“那么大帅，第二个字呢？”过了良久，李玉堂终于涩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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