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在我身上的雨》
作者：陆庆屹
版本：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26年8月
1993年，父母到北京看望我们，送别他们后，我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如今父亲母亲都不在了，故乡成了一个抽象的词，家变成了房子，节日失去了意义，回家的急切心情也没了着落。最近几次回去，我都没有勇气回家看看，住在了亲戚家。似乎只要不去触碰，一些记忆和念想就不会破碎。有时候明知道这无济于事，却还总想再往后推延一些。今年春节前回到独山，下车后，我本能地直奔城郊的小姨家。
临近午夜，关了灯，平躺在小姨家客房里，脑子空空又异常活跃。窗帘缝里挤进来一线微光，记忆的碎片幽浮在半空，一片一片自行拼凑着。我睁着眼一动不动，天花板越来越清晰，上面的斑点、纹理、窗帘的暗影流动了起来，从我自己那间绿枝满窗的卧室，流到了这里，从过去流到了此刻。
“还是要回家看看。”我下定决心。之前也曾想过，找个时间把家里好好整理整理。除了照片，我最想带走的，是塞在书柜里的贺卡、纪念册、互赠的书签之类的东西。说不定哪本书里，还夹着一两封幸免于火灾的家信。
我蹑手蹑脚爬下床，轻轻用钥匙锁上门，穿过雨雾中的楼群，快步走到空空荡荡的路边。这里离城有五六公里远，夜里很少有车，橘色路灯蜿蜒排列在湿淋淋的路上，遥望过去，恍如悬浮在黑雾中的河湾，粼光闪烁，向远山苍黑的淡影漫去。
约莫半小时，终于等来一辆出租车。在司机一路的唉声叹气中，到了迎春巷口。刚跨出车门，阴寒的雾气就缠绕上来。巷子朦朦胧胧的，看不到尽头，几盏矮小的路灯弯垂着头，打量着湿漉漉的地面。
我裹紧衣服走进雾气里，鞋底带起的雨水，发出了刺刺的撕裂声。路灯之间明暗的界线不是很分明，现实的重量感被雨雾稀释了，仿佛一幅轻飘飘的点彩画。
父母在这里盖房时，四周还是一片荒地，家门正对着一片坡度和缓的梯田，一条让人绝望的泥浆路通往两三户孤独的人家。但每次父母走上这条路，脸上却总是洋溢着兴奋的神情。一年又一年，走着走着，泥浆路走成了水泥路，我也从一个急躁的青年，走成了沉默的中年人。
转念间，来到了家门前。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怅怅地环顾四周，一边摩挲着兜里的钥匙，上面的纹路已经磨得很光滑了，像一块铜质的玉。这把钥匙用了二十几年，从这房子盖好就没换过，我有时觉得，终有一天它会薄得拧不开这扇门的。
伸手在门上抹了一把，指尖有细微的积尘感，家里一定也落满了灰。想到门后的水磨石地面上，再也不会响起母亲跑来开门的脚步声了，我也再没机会对她说那句“我回来了”。上次收拾母亲的遗物，柜子里的好些衣服还挂着商标，也许都没有试穿过。我一件件翻看，再挂整齐，瘫坐在床边。为什么刚轮到我来回报他们，一切就结束了。
每每细想父母的人生，总是遗憾到心痛。这样热情、好奇、向往自由的生命，就被这几万人的小城，囊括了一生。生活的种种责任，燃尽了他们最好的年华。退休之后，又遭遇家变，生命的灯火很快转弱，匆匆熄灭了。
“我两岁时的全家福，后面的橄榄树是父母栽植的。”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我轻轻推开了门，听到门板的颤抖声在堂屋里嗡鸣，仿佛是那晚母亲歌声的余响。我在堂屋里徘徊了一会儿，想想，还是先去父亲的书房。上楼时，看见楼梯拐角竖着两把锄头，我停了下来，这两把锄头比我岁数还大，锄把都换过了好几根。
我拿起来掂了掂，很多往事浮现在眼前，我突然想起后园的那棵侧柏。在麻尾时，它还只是一株小苗，种在花圃的左侧，后来搬家，母亲把它带到了独山，种在了花坛里。再后来搬到迎春巷，父母又把它挖出来，移植到了厨房窗前，每天都会看到。
我问母亲，这么普通的树，为什么费神费力移来移去。母亲爱怜地抚了抚枝叶，抬头看着树尖，说：“在麻尾的时候，我说还想种棵常青树，第二天一早，你爸就不声不响进山了，到中午才挖回来，我怎么舍得下。”现在它已经有五六米高了，浑身挂满了水珠，仿佛刚从水里钻出来。
我进屋搬来父母灵前的香炉，把香烛灰、纸灰撒到侧柏树下。回到父母的灵位前，点三炷香，磕了三个头。静默了一会儿，我起身来到父亲的书房，笔墨纸砚已经封装在书桌一角，窗台边，枣红色的笔架褪成了灰褐色。
窗户的旁边，靠墙并立着两个书柜，塞得满满的，柜门关不上，只能虚掩着。左侧书柜的下面两层，是父亲的教材和物理书，除此以外，大多是母亲的藏书，其中《静静的顿河》《巴马修道院》《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战争与和平》《飘》这些是我早就熟悉的。书本之间夹插着一些塑皮日记本，是母亲多年来手抄收集的山歌本。
我从最上层往下慢慢翻看，《收获》《十月》《当代》《啄木鸟》《山花》……渐次进入眼帘，它们边角破损，纸页发脆，面目模糊地挤在一起。我吃了一惊，没想到那些年里，母亲居然订阅了这么多的文学杂志。其实也不是没想到，这些杂志我从小就见过，只是视而不见，从未把它们与生活联系起来。现在回想，这些书和杂志，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开销啊。
我停下思绪，继续往下翻。在中间层的左侧，有一本约两厘米厚的书，看上去有点陌生，发黄的书皮破开了一角，书脊露出一个“写”字。我把它抽出来，拆开书皮，在封面右上角看到了书名：《写作》。家里居然有这样的书，我心里有种震动。翻开扉页，看到了母亲的签名：
李桂贤 76.3.23.
1976年3月，我还不到两岁半。将近半个世纪里，我竟然从未在家见过这本教人写作的书，母亲这些年把它藏在了哪里呢？
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撰的书，书末的版权页写着定价：0.57元。记得四岁那年，春节我收到的压岁钱是五分，而一分钱可以买十颗水果糖。
我翻开目录，章节划分很细致，文章的主题、题材、结构各有一章。后面的文体，分成文艺评论、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和戏剧。可惜细看之下，内容却充满了时代印记。
我捧着这本书在藤椅上坐了下来，眼睛还停留在书页上，心神却已经飞到了空中。一些分散在记忆各处的旧影，正在列队向我走来，好像它们突然学会了组织自己。
排在最前面的是母亲在麻尾图书站的身影。图书站昏暗的木屋里，小木窗漏下柔和的光线，母亲坐在大木桌的一角，一动不动看着书，仿佛一幅木刻的插画。还有那个暑假在麻尾中学操场奔跑时，从草叶尖上看到的她在家门口看书的身影。在我小学期间，母亲每次下班回家，都会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放在手边，只要闲下来，就下意识地拿起它，我记得书签是一个空白的牛皮纸信封。她经常在煮饭时，也一手转着锅，一手压在打开的书上。还有一幕也很常见，她一边织着毛线，一边歪头看书，用一个木夹子夹住书页。
很多个夜晚，我在小方桌上写作业，抬头看见窗前的书桌旁，母亲也在埋头写着什么。她把写东西的日记本放进了床头柜，和那些珍贵的信件、照片在一起。1999年，家里发生火灾，母亲回家看到现场，第一反应是那些信件和照片是否还在。可惜，日记本和信件都在这场火里化作烟尘。
我想起在姐去世后的几年间，母亲经常走到山里去散心。回家后，偶尔会随手拿起一张纸，或在包装盒纸板的背面，写上几段话。有时她写着写着，突然把纸揉成一团，扔掉了。有时正写着，又想起别的事要忙，就留在了桌子上。我无意中曾看过一些，其中有段话一直记得：今年五月初，我出外经过一个坟场，必经之路，从碑文看到几个熟悉的人亡故了，真让人伤感，难怪很久没见到他们了——
“2019年，我们去打野菜，妈的草帽粘了野草，爸帮她取下来，被我抓拍到了。”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我坐在窗前的藤椅上，摩挲着扉页上的字，仿佛那是一把解读她隐秘人生的钥匙。一个福至心灵的瞬间，我明白过来，为什么母亲舍弃“仕途”，要去做寂寞的图书管理员；为什么母亲不怎么主动跟人来往，不喜欢到叽叽喳喳的井台边去；为什么别人在讨论买电视、洗衣机的时候，母亲总是笑笑不说话，或者直接避开了。当年父母之间的只言片语——大意是说手头局促，不太好意思去访友做客——我也懂得了。
我读三年级那年，母亲一直在研究缝纫，她经常去商店里看衣服板型，回家后，先用报纸来裁剪仿制，心里有数了，才去买布料来缝制成衣。此后一直到我读高中，一家人的衣裤，都是母亲缝制的，新年的布鞋，也是她做的。因为她心细手艺好，我们的衣服从来不比买的差。我上初中那年，她一高兴，还给我缝制了一套西装。这样省下来的钱，估计有很大一部分，变成了这两个书柜里的书。
我上小学时，家长们都不让小孩看课外书，但母亲却总能挤出钱来，给我买小人书。后来还订了几种作文杂志，她指着《儿童文学》封底的地址跟我说：“你要好好写日记，说不定以后能往这里投稿哦。”
记得初中的语文课，上完《济南的冬天》，宋清芳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一篇《独山的冬天》。我一筹莫展，母亲看我对着作文本发呆，问清缘由后哈哈大笑，说这个还不好写吗。她问我，冬天有什么特点。
“冷。”
“怎么个冷法？”
“要穿厚衣服。”
“好吧，算一个，但穿厚衣服是冷了之后的事情，我先问你的是，怎么体现冷，独山的冷和济南的冷有什么不同，你好好想想，有什么课本上没有写的？”她让我把课文给她看，然后和我一起分析。“你看，独山的冬天，天天下毛毛雨，是不是？一结凝（独山话，意为结冰）了，到处都是冰，是不是？你想想有哪些结凝之后，你喜欢的东西？”
“茅草！”
“为什么？”母亲惊讶地盯着我。
“因为像剑。”
“哎呀，这多好啊，写下来。还要写哪里有结凝了的茅草。”
“山里！”
“好啊！又背着我和你爸去山里玩！”她瞪起眼睛，抬起巴掌作势要打，然后笑起来，“下雪了，家里变成了什么样，师范变成什么样，你们民中又是什么样，独山变成了什么样子？你们喜欢干什么？结凝之后，你们喜欢干什么？大家都在干什么？”
“到井边打水泡手！”
“为什么呢？”
“井水暖和，冒着汽汽。”
“对呀，把这些写下来，不要去模仿课文，人家写的那些，独山没有，你要写独山有的。”
看我下笔还是困难，她说：“你要是不知道写什么，就闭上眼睛，回忆当时的情景。”她闭上眼睛，示范给我看，微微仰起头，做出回忆的样子。“你先把所有想起来的都写出来，然后再选择和组织，就有的写了。”
到了星期二，宋老师表扬了我那篇《独山的冬天》，在课上朗读了一遍，还把它当作范文讲完那节课。
那以后我不再惧怕写作文，也慢慢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初三时，我还模仿金庸和琼瑶，偷偷写过几十页武侠言情，把自己投射在故事里。在内心深处无人得知的角落，我梦想未来有一天，自己的文字也能变成一本书，让人阅读。但我深深知道这是一种“出格”的想法。那时候，同学们畅想未来，多是希望能进某个单位或工厂，有的理想是争取不坐牢，混到父母退休，好顶替他们的工作。我那缥缈的“野心”，自己都觉得称不上是梦想，而应该说是幻想，痴心妄想。一种不自量力的羞耻感，堵住了我内心的窗口。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吧，没能读完初中的母亲，也从不透露对写作的渴望，而只是悄悄地写啊记啊，避开人群默默地阅读着。
远处传来几声鸡鸣，打破我的沉思。转头看窗，微弱的天光已悄悄从窗户渗进来，岑寂的房间里，暗影在渐渐地退散。手中的这本《写作》，仿佛母亲无意间留下的手记，一些飘浮的谜底在其中若隐若现。我伸直了身体，后颈枕着藤椅靠背，像母亲教我进入回忆时那样，合上了眼睛，把半展的书卷举到眼前，轻轻掩在脸上。
本文摘自《落在我身上的雨》一书，为书中《回忆母亲》一文的部分内容。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陆庆屹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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