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噪声扰民，后果可能很严重。8月15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具体而言，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噪声扰民发生频率极高，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受理噪声投诉约683万件，其中社会生活噪声占比高达73.2%。群众反映最多的是小区邻里噪声、设备异响、广场舞扰民等。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治理噪声问题是普遍的民生需求，但具体通过何种方式还民以安宁，一直以来都没找到让人满意的答案。
噪声治理不乏专门的法律规定，但过去的法规以倡导、约束为主，存在“有规定、无罚则”的短板，面对屡劝不改的扰民行为，基层执法易陷入“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困境。这也与民众日常的体验相符，即便在公园这样的公共场合，面对广场舞扰民，管理者也经常束手无策，一旦较真，双方也是有来有回，很难从根源解决纠纷。而新规弥补了过去的缺憾，会产生不一样的震慑效果，单纯从制度层面看，的确向前迈了一大步。
完善法律很有必要，然而法律未必要作为常态工具。法律是用来兜底的，是不能越过的红线，这种共识在噪声治理过程中同样适用。2024年10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宁静小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到，将打造一批“消除杂音、睡得安心”的宁静小区，加大社会生活噪声源头防控和社会共治力度。而从近年各地的探索实践看，多方参与的协商机制也的确更适用于现实中的噪声治理。
媒体最近的一组报道提到，各地推进建设宁静小区，其中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社区建立多元主体协商机制，对噪声投诉快速响应、快速解决，化解邻里噪声矛盾纠纷。一旦遇到噪声问题纠纷，大家反映诉求，协商解决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管服务等，都可以助一臂之力。这种操作很务实，很多时候问题不算极端，矛盾相对可控，只要有人出面，用心协调，问题基本能得到解决。
常态问题靠协商，那么，遇到极端情况，协商不来怎么办？答案当然是靠法律。如今有了新规，尤其是有了“最高1000元罚款”这样的规定，噪声治理就更有底气。说常态问题靠协商，并不是否定法律的价值。过去遇到纠纷的时候，一旦有人不讲理，就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如今新的法律出台，哪怕不讲理的人，面对明确的法律震慑，也会有所忌惮，这就是法律的作用。换句话说，法律未必经常要用，但一定要有，确立相应的罚则，就有了兜底的工具，有理的一方多了法律的工具，在解决纠纷的时候也就多了几分胜算。
按照建设宁静小区方面的规划，到2027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宁静小区建设评价管理体系基本完善，到2035年，宁静小区成为居住小区的普遍标准。在此过程中，完善投诉纠纷调解机制非常关键，新的法律规定意味着多了一种博弈的工具，社会共治要走得更远，需要法律兜底，期待在新规的规范下，越来越多的民众能享受宁静小区带来的舒适与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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