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老公陈建国又吵起来了。
这次是为了他妹妹陈小燕家孩子上学的事。
小燕两口子在县城打工，想把孩子送到市里来读书，说市里的教育好，非要挂在我们家的户口上。
我不同意，陈建国就跟我急，拍着桌子说我心肠硬，自私，不顾亲情。
我一个月工资到手四千八，陈建国在机械厂当车间主任，拿六千出头。
我们在城南这套八十平的老房子里住了快十年，每月房贷还要还两千三。
客厅那台立式空调还是我结婚那年买的，现在一开机就嗡嗡响，制冷效果还不如电风扇。
茶几玻璃面上有一道裂痕，是去年陈建国喝多了酒摔了杯子砸的，一直没换。
“挂个户口怎么就不行了？ 小燕是我亲妹妹，她孩子不就是咱们孩子？ ”陈建国站在客厅中间，手叉着腰，脸涨得通红。
“挂了户口，以后学区划片是不是要帮接送？ 寒暑假是不是得住过来？ 你家那点事我还不清楚，开了头就没完没了。 ”我蹲在茶几边捡他刚才摔碎的玻璃杯渣子，手指被划了个小口，血珠子冒出来，我用围裙擦了擦，继续捡。
“你这个人就是冷血，看不起我家亲戚！ ”
我没回嘴，把碎渣用报纸包好扔进垃圾桶。
门厅鞋柜上放着我妈上个月从老家带来的腌萝卜，玻璃罐子边上贴了三块透明胶带，盖子裂了没舍得扔。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起来给闺女做早饭。
闺女陈雨桐上初三，每天五点半就得起床，吃完六点二十出门赶公交。
我在厨房煎鸡蛋，平底锅的把手缠了几圈白布条，拧不紧了，得用手扶着煎。
厨房窗户外面是隔壁楼的墙，常年照不进太阳，冬天的时候瓷砖上全是冷凝水，淌下来在灶台上结一层薄冰。
煎蛋的时候我听见卧室里陈建国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隔着门还是听见了几句。
他说：“……先别急，等事办下来再说……你嫂子那人就那样，不用管她……”
我手上没停，把煎好的鸡蛋夹进馒头里，装进塑料袋。
雨桐背着书包出来，头发扎得乱糟糟的，我伸手给她理了理，她不耐烦地躲开，嘴里塞着馒头说：“妈我走了。 ”
门关上之后，屋子里突然安静得吓人。
隔壁不知道哪家在装修，电钻声从墙那边穿过来，嗡嗡嗡的，跟牙疼似的。
我站在厨房里，把平底锅洗干净，用抹布擦干，挂在墙上那个弯了一截的铁钩子上。
碗柜最上面那层，放着我们家的存折和户口本，我踩了个塑料凳子把户口本拿下来，翻开看了看。
户主是陈建国，我名字下面写着配偶，后面跟着雨桐。
我把户口本放回去的时候，手顿了一下。
陈小燕家孩子的名字要是加进来，这一页就满了。
三天后我们公司发了个通知，说要调一批人去四川的分公司，为期三年，回来之后可以优先晋升，另外每个月多一千五的驻外补贴。
我看到通知的时候正坐在工位上整理报表，电脑屏幕边上贴着一张闺女两年前的照片，她那时候还没抽条，脸圆圆的，笑起来两个酒窝。
我盯着通知看了很久，旁边的同事小周问我：“丽姐，你想去啊？ ”
“随便问问。 ”我把通知关掉，继续做表。
那天晚上回家，陈建国又提小燕家孩子的事。
他说他已经答应了，这周末小燕两口子就带材料过来办手续。
我站在阳台收衣服，晾衣杆是老式的，得拿叉子往上够，我手举着有点酸，陈建国的话一句一句往耳朵里钻。
“反正你不同意也没用，户口本上我是户主。 ”
我把收下来的衣服放在沙发上叠，一件件叠好，分堆放。
陈建国坐在一边抽烟，茶几上的烟灰缸满了，他把烟灰弹在抽屉上面那个大一号的炒菜锅里，那个锅底已经烧黑了，平时我们用它来炸东西。
“行，那就按你说的办。 ”我叠完最后一件衣服，站起来，“正好，公司有个去四川的调岗，我申请了。 ”
陈建国抬起头看着我，烟夹在手指中间半天没动。
“你啥意思？ ”
“去三年，回来升一级。 ”我说，“正好你也觉得我碍事，离远点谁都不烦。 ”
“你疯了？ 雨桐怎么办？ ”
“雨桐跟着你，你跟你妹一家多亲，正好帮你带孩子。 ”我拿着衣服进了卧室，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站了一会儿。
客厅外面陈建国摔了什么东西，骂了两句，然后电视声开了，是体育频道，主持人声音很大地在说昨晚的球赛。
我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看。
灯泡是三年前换的节能灯，光有点发蓝，照得屋子里冷冷的。
枕头旁边放着雨桐小时候缝的一个布娃娃，棉花都板结了，我一直留着。
调岗的事批得很快。
临走前一周，我去学校找了雨桐一次，她中午放学在校门口的小卖部买烤肠吃，我站在马路对面喊她。
她跑过来，嘴巴上沾着辣椒油。
“妈你真要走？ ”
“公司安排，三年就回来。 ”
“那爸呢？ ”
我没接话，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三千块钱，是我这几个月省下来的。
“别让你爸知道，自己存着，有急事用。 ”
雨桐把钱塞进书包最里层，拉上拉链，抬头看我一眼，嘴巴动了动，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学校上课铃响了，她转身往校门跑，马尾辫一甩一甩的，校服后背洗得发白，那块布料再洗两次估计就得破。
飞机是早上七点四十的，我六点就到了机场。
托运完行李，过了安检，坐在登机口等着。
候机厅的广播一遍遍播着航班信息，旁边一个老太太在啃面包，面包渣掉了一裤子。
我手机响了，是陈建国打的，我没接。
他又打了两次，我还是没接，然后他发了条短信：“到了说一声。 ”
我把手机翻扣在膝盖上，看落地窗外面的飞机一架架起飞。
登机的时候我给雨桐发了个消息：妈走了，好好学习。
她过了一会儿回了个“嗯”。
四川那边的生活很规律。
分公司在绵阳下面一个区，我租了个单间，一个月八百，屋子不大但干净。
窗户外面对着一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树枝伸到窗户边上，开窗就能闻到叶子味儿。
公司食堂一天三顿都有饭，我早上七点出门，走路十五分钟到公司，晚上六点下班，加班的话就到八点。
工资每个月十五号准时到账，驻外补贴加上基本工资，到手六千三。
我每个月固定给雨桐打两千块钱，打到她那张我给她办的银行卡上，短信通知留的我的号。
钱到账之后她会回我一条“收到了”，有时候加一句“妈你吃饭没”。
我们娘俩的聊天记录隔半个月一条，翻到底都是这几个字来回转。
第二年秋天的时候，我妈打电话来，说我爸腰疼得下不了床，去县医院拍了片子，说是腰椎间盘突出，要动手术，得三万。
我当天就把卡里攒的一万八转给了我弟，让他先垫上，剩下的我下个月再想办法。
我弟在电话里说：“姐，你一个人在那边不容易，别太拼。 ”
“没事，你照顾好爸妈就行。 ”
挂了电话我在公司洗手间里蹲了一会儿，隔间外面水龙头在滴水，滴答滴答响。
我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扶着墙站了半天。
第三年一开春，公司通知我可以调回去了，而且升了个小组长，工资涨到七千。
我把调岗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心很平静，像是在处理一份普通的文件。
回南阳的机票定在五月十号，我提前一周给陈建国发了消息，说回来办分居手续。
他回了个“知道了”。
我其实没想好怎么跟他谈。
三年了，我们除了偶尔在家庭群里说两句关于雨桐的事，基本没有单独说过话。
春节我没回去，他在群里发了几张照片，跟小燕一家在饭店吃的年夜饭，雨桐坐在最边上，低着头玩手机。
照片里她好像又瘦了，下颌角都出来了。
飞机落地是下午三点多。
南阳机场不大，出站口外面稀稀拉拉站着接机的人，有个小伙子举着牌子接人，上面写着“欢迎李总”，还有一个大妈蹲在地上剥橘子，橘子皮扔了一地。
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公交站，等了二十多分钟，上了十八路车。
车上有股陈旧的汗味和柴油味，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一点点往后挪。
路两边的杨树比三年前高了，但路还是那条路，坑坑洼洼的，公交车一晃一晃的。
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天开始阴了，要下雨的样子。
门卫老张还是那个老张，蹲在保安室门口抽旱烟，看见我愣了一下：“哟，陈建国媳妇回来了？ ”
“嗯，出差刚回来。 ”我笑了笑，拖着箱子往里走。
单元楼门口的感应灯还是坏的，我摸黑上了三楼，从包里翻钥匙。
钥匙还是三年前那把，挂在一个掉了漆的金属环上，上面还别着一个指甲剪，是我妈给我的，一直没换。
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门里面好像有声音，是说话声，不止一个人。
我皱了皱眉，拧开门。
玄关的灯开着，灯光是暖黄色的。
门口鞋柜上摆满了鞋，大人的小孩的都有，横七竖八地堆着。
我低头看，鞋柜最下面一层还是放着我的那双旧拖鞋，粉红色的，后跟磨塌了，上面落了一层灰。
客厅里面热热闹闹的，电视开着在放动画片，沙发上坐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正在抢一包薯片。
茶几上堆着瓜子壳、花生皮、橘子皮，还有几个空了的易拉罐。
那张带裂痕的茶几玻璃面上，现在用一块卡通桌布盖住了，桌布上面印着小猪佩奇。
厨房里有人在做菜，油锅滋啦滋啦响，香味飘出来，是红烧肉的味道。
厕所门开着，里面亮着灯，洗脸池边上挂了两条毛巾，一条粉的一条蓝的，小的那种。
我站在门口没动。
行李箱的轮子卡在门槛上，我使劲拉了一下才拽进来。
卧室门开了，陈建国穿着一件灰T恤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看见我，西瓜差点从手里滑下去。
“你……你怎么今天回来了？ ”他把盘子放在餐桌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我说了今天回来办手续。 ”我看着客厅里那两个孩子，“谁家的？ ”
“小燕家的。 ”陈建国声音低下来，“他们两口子去广州打工了，孩子没人管，我帮带一阵。 ”
“一阵？ ”我指了指厕所里那两条小毛巾，“一阵是多久？ ”
陈建国没说话。
他往厨房那边看了看，陈小燕从厨房门探出半个身子，系着我那条格子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嫂子回来啦？ 我正在做红烧肉，晚上一块吃饭啊。 ”
两个孩子从沙发上跳下来，光着脚丫子在客厅跑，撞到行李箱上，女孩哇地哭起来。
陈建国赶紧蹲下去哄，把女孩抱起来拍后背。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
客厅墙上挂的钟还是那个钟，圆形的石英钟，秒针一走一顿。
时间下午四点半，离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
我蹲下来把行李箱放平，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里面装着我在四川那边开的离职证明、社保转移单，还有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
协议书是我在网上找的模板自己改的，财产方面我没要房子，我要雨桐的抚养权和我这些年攒的八万块钱存款。
我把文件袋放在鞋柜上，正好压在我的那双粉拖鞋上面。
陈建国还抱着他外甥女在哄，女孩哭得一抽一抽的，他扭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心虚又像是理直气壮。
我把手机掏出来，给雨桐打了个电话。
响了三声接了，她在那头“喂”了一声，声音长大了，像个大姑娘了。
“雨桐，妈回来了。 你在哪？ ”
“我在学校，今天晚自习，六点半下课。 ”她顿了一下，“妈你真的回来了？ ”
“真的。 晚上我去接你，有事跟你说。 ”
挂了电话，陈小燕从厨房走出来，端着一碗刚出锅的红烧肉，往餐桌上放。
油汪汪的肉块在碗里冒着热气，葱花撒在上面，颜色好看得很。
她一边放一边说：“嫂子你别站着呀，坐，饭马上好。 ”
我没坐，把文件袋打开，抽出离婚协议书放在餐桌上，正好放在那碗红烧肉旁边。
油星溅了几点在纸面上，洇开几个小圆点。
“陈建国，”我说，“东西我放这了，你看看，没问题的话这两天去办了。 ”
陈建国把女孩放下来，走到餐桌边，看了一眼协议书，又看我。
他的嘴唇动了动，我等着他说点什么，骂我也行，求我也行，随便什么都好。
他说：“雨桐跟着你，你能养活？ ”
“能。 ”我说，“我在那边升了组长，回来调到总部，工资七千，够用。 ”
“那房子……”
“房子归你。 房贷你自己还。 ”
陈建国愣在桌子前面。
陈小燕在旁边站着，两只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嘴里想说点啥，又咽了回去。
那两个孩子又闹起来，男孩拿薯片往女孩头上撒，女孩尖着嗓子哭，声音又高又尖，把客厅塞得满满当当的。
我弯腰把行李箱扶起来，拉上拉链，推到墙边立着。
“我先去学校接雨桐，晚上不回来吃饭。 ”我拿起鞋柜上的钥匙串，把大门钥匙从环上取下来，放在文件袋边上。
环上只剩下一个指甲剪，晃来晃去的。
开门的时候楼道里吹上来一股风，带着外面要下雨的潮气。
我下了三楼，走出单元门，天上开始飘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胳膊上凉凉的。
我站在单元门口躲了一会儿，看着雨越下越大，地面上的水洼里映出灰蒙蒙的天。
手机震了一下，是雨桐发来的消息：“妈，我下课了，你在校门口等我。 ”
我打了把伞往学校走。
那把伞是三年前走的时候留在鞋柜上层的那把，收回来的时候上面全是灰，我抖了抖，撑开，伞骨有一根歪了，但还能用。
雨打在伞面上噼里啪啦响，路边的槐树叶子被水洗得发亮，地上落了一层被雨打下来的碎花瓣，白的黄的混在一起，顺着水流往路边沟里淌。
到学校门口的时候雨小了些。
门口的小卖部还开着，老板换了个人，是个年轻男的，坐在柜台后面刷手机。
我站在门口等着，雨桐从校门里面走出来，背着个书包，个头比三年前高了一大截，脸上褪了婴儿肥，眉眼长开了，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我。
她看见我，先愣了一下，然后跑过来。
跑近了又慢下来，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眼睛有点红。
“妈。 ”
“嗯，走吧。 ”
我伸手接她的书包，她躲了一下没让我接，自己把书包带子紧了紧。
我们俩撑一把伞往回走，她比我高了小半个头，伞往她那边偏，我半边肩膀淋着雨。
“你爸那边，我放了协议书。 ”我说，“我准备跟他离婚，你跟我过，行不行？ ”
雨桐没说话，走了一段路，踩着地上的水洼，水溅到裤腿上。
走到下一个路灯底下的时候，她停下来，扭过头看我。
“行。 我早就不想在那个家待了。 ”
我伸手把被雨打湿的头发往耳后别了别。
路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睫毛上挂着水珠，像刚哭过，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哭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雨渐渐小了，天边露出一线亮光。
手里的伞歪着的那根伞骨咔嗒响了一下，我把它掰回原位，接着走。
日子还得往前过，人不能指望靠忍让换别人的良心发现，那东西从一开始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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