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尔丘克｜动物其实比人更痛苦|伊丽莎白|动物|托卡尔丘克|科勒|科斯特洛|辛格

动物其实比人更痛苦

作者丨托卡尔丘克

在我看来，人的痛苦要比动物的痛苦更容易承受。人类拥有自己复杂的、众所周知的本体论地位，这使他成为特权物种。人类拥有文化和宗教来支撑他承受痛苦。他会合理化自己的痛苦，升华自己所经受的磨砺。有神，最终将会拯救他。人类的痛苦有意义。对动物来讲，痛苦就是痛苦，既没有安慰，也没有救济，因为没有任何救赎在等待着它。动物的痛苦也没有任何意义。动物的躯体不属于它自己，它们也没有灵魂。动物的痛苦是绝对的、完全的痛苦。

如果我们试图以人类的反思能力和同情心进入这种状态——那么，动物遭受痛苦的所有恐怖，以及这可怕的、难以忍受的世界的恐怖，都会显露出来。

理性对抗理性：辛格

↑彼得·辛格

彼得·辛格是当代最激进的伦理学家。他以支持动物权利的严谨逻辑链而闻名。多年来他一直在证明，从根本上说，我们对待这些生物的态度是缺乏理性且不合逻辑的。他所用的是哲学家的方法，试图在我们被偏见和不连贯性所支配的地方建立理性的秩序。

辛格的出发点是，人人平等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利益均等。任何将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视为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今天，没有任何人还会怀疑这种歧视是道德上的恶。辛格进一步要求将平等原则从人际关系的道德基础扩大到人与动物的关系当中。为什么？因为对他人的关怀不应取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他们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当然，我们可以为他人做的事情会根据其不同特质而有所不同）。毕竟，非我族类这一事实，并不赋予我们对他们进行剥削的权利。同样，这也适用于动物——它们不属于我们的物种这一事实，并不让我们有权对它们施加痛苦。

辛格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意味着在他看来，道德行为应该为行所涉者带来尽可能最优的后果。他所指的“最优后果”，一般来讲是最有利于实现他们利益的结果，而不是像边沁的古典功利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只是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继边沁之后，辛格指出，承受痛苦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特征，它赋予每个承受痛苦的生命体（包括人类）在反思中被平等对待的权利。

佛教哲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作“有情众生”，既涵盖人类，也涵盖其他非人类的存在。这是一种独特的分类，与是否拥有理性无关，而是用来描述体验痛苦与欢愉的能力，描述以物理和精神的方式参与到世界当中的能力。我们西方的哲学家仅仅在两百年前才发现这一奥秘。辛格正是这样理解痛苦，并且从佛学思想中获益良多。他相信，人类可以在理性的帮助下解决关于动物权利的迷思。在《动物解放》一书中，他向读者呈现了合乎逻辑、富于理性的辩论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辩护策略。他相信，一旦向对手证明了他们的观点不合逻辑或缺乏连贯性，他们的观点就会改变。

总之，辛格从根本上证明了我们对待动物全然残酷的态度本身就是轻率的。它的产生基于偏见，与逻辑毫无关系。这是逻辑思考的错误，是为了维护剥削者的特权而诞生的自私且原始的欲望。要是我们能够完全地利用我们的理性，正如我们本该做的那样——我们将会看到，笛卡尔的逻辑是多么原始、多么失谐。

洞察力和同理心能否成为

认知工具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1]的另一本书。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用简单（或看似简单）的手段冷静检验一切看似显而易见且确定无误的事物的文学。这种冷酷无情的审查通常会带来令人震惊的结果。

《动物的生命》从很多方面来讲都是一本特别的书。首先，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很特别。作为知名作家，库切受邀在普林斯顿大学就任意主题准备一场讲座，但他没有照着一场讲座去准备，而是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一个虚构的作家来到另一所著名大学做一系列讲座的故事。就这样，库切赋予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以生命，一位七十岁的知名女作家科斯特洛从此变得至少如同作者库切一样真实——甚至更加真实，因为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比现实更强大，小说的人物比现实中的人物更加真切。这就是文学的巨大秘密。库切作为距离感的大师，深谙其中奥妙，就此从聚光灯下退人阴影当中，藏进他在我们眼前创造的舞台幕布里。

在自己的两场讲座中，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讲到了动物，尽管听众本希望能听到更加具有文学性的话题。跟随作家的讲述，我们可以把她的演讲当作真实的事件，不过由于读者的特权，我们也能够同时探索演讲者本身的心理和人生背景。库切似乎在借此告诉人们：一个人的观点不能与他自己分开；判断和信念只能在每个人完整且独特的背景中被考虑，这包括了这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他的情感和他的行为。因此，每一种观点的表达都必须保持主观性，这与大学里所教授的内容、与追求绝对客观性的整个庞大科学体制相反。我们的交流之所以重要而深刻，正是因为它仍然是一种主观性的交换，因此是无法完全传达的。他还说，只有虚构文学才能讲述这种人类的主观性（以及人的完整性），能建构完整人物的虚构文学更胜过理性的论证（因此也胜过传统的知识讲座形式）。

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年长的女士，一位作家，已经功成名就，并且进入了更倾向于总结而不是开拓的人生阶段。她同意讲学可能是缘于她需要表达自己看重的东西，她的感觉和想法，而并不关心她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或是为了什么名气、威望。这就是为什么她让自己变得激进，并且不回避任何悲情或戏剧性的比较。两次讲座的主题——“哲学家与动物”以及“诗人和动物”，实际上是用来宣泄更加个人的情感的借口，甚至是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待生灵态度的愤慨。我们怎么可能看不到我们持续施加在它们身上的残酷行为呢？怎么可以对此无动于衷呢？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是如何合理划分的，它基于怎样的哲学假设？如果这些哲学的假设使我们对明显的事实漠不关心，它们是否值得信任？

科斯特洛说，人类赢得了这场与动物的战争。今天，它们是我们的俘虏和奴隶，为了证明这种可怖行为的合理性，我们剥夺了它们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始终遵循着理性，而我们一贯否认动物拥有着理性。“显然，理性会赋予理性自身以首要的支配者地位，否则还能怎样？”她反问，“理性和七十年来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思考的能力既非宇宙的内核，也不是神的本质。恰恰相反，在我看来，理性与人类思想的本质可疑地相类似，甚至更糟——与人类思想的其中一种倾向的本质相类似。”[2]

科斯特洛以科勒[3]在1917年对黑猩猩进行的开创性实验为例，展示了人类的理性如何圈定和标记自己的领地。作家试图通过这些被研究的猿猴而非人类的视角，重新解释这一实验，揭示了隐藏的、大约是无意识的人类中心主义假设，完全打破了这项研究的意义。我们不知道猿猴是否具有理性，它们与我们是相同还是不同。如果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种差异能否为我们的行动辩护？

这两场讲座不仅讨论了基于西方对待动物的哲学论点，也不仅仅是对伦理学家研究的重新解释。我相信，库切通过科斯特洛之口，要求人们欣赏两种被遗忘、被低估和被边缘化的体验世界的方式：洞察力与同理心。他将这两者提升到与认知机制同等，甚至更具“人性”的高度。

↑《猩球崛起》

在小说最后一幕，当儿子开车送伊丽莎白去机场时，他问她为什么变得对动物权利如此狂热。她的回答意味不明，令人不安：“当我想到我应该要说的话时，它们听起来是那么不寻常，那么可怕，最好是只悄悄说给枕头听，或是像迈达斯王的秘密[4]一样埋进地洞里……我问自己，有没有可能所有人都是一桩惊天罪行的共犯……也许这都是我的想象吧……我一定是疯了！然而每天我都能看到犯罪的证据。我怀疑的那些人，他们自己向我提供证据，向我展示，摊开手掌递给我。尸体。用钱来买的尸体碎片。……然而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梦。我看着你的眼睛，看着诺玛的眼睛，看着孩子们的眼睛，我看到的只有善良。”

科斯特洛似乎属于那些人，他们看到了、意识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洞察到世界基本、可怕的本质，因为“洞察”这个词包含了感知行为的一次性和独特性。我们并未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到恐怖，它从我们身边溜走，我们没有在恐惧中僵住——这不能不令人惊讶。所有这些口头的或是务实的论据，以及笛卡尔、托马斯·阿奎纳等人的观点构成的防御机制如此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吗？还是说，这只是人类在震惊面前平淡无奇的反应，出于感知上的习惯性懒惰，出于反思的缺乏和无知的舒适？对我们来说，世界是给定的，它就是这样的，这便足够了。但我们感知上的被动具有道德意义——它使得恶永久化了。拒绝洞察，我们就会成为恶的同谋和共犯。因此，道德的努力本质上是认知的努力——我们必须以一种崭新的、痛苦的方式去洞察。

任何曾经注视过人类对动物所做全部恶行的人，都不会再保持平静。“我们被一个充斥着堕落、残酷和杀戮的行业所包围，我们被困在一个可以与第三帝国最残暴的‘成就’相提并论的现象中心。”科斯特洛这样说道。这种比较立即引起了抗议和愤怒，但实际上，科斯特洛并没有为自己辩护。

与大屠杀的比较激起了人们的愤慨，这既涉及对动物屠杀与犹太人清洗的比较，也涉及那些沉默的见证人，那些没有亲手举起屠刀却沉默地见证了一切的德国人、波兰人、美国人、英国人，那些不愿意相信他们在照片中看见的一切的人。

洞察是突如其来、自发自觉的全面感知，是关于事物本质的灵光乍现。这是一种特殊的感知，兼具多层性和同时性，将“是什么”“在哪里”“怎么样”“为什么”和“出于什么目的”杂糅为一体，是智力、情感和直觉的综合认识。

洞察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瞬间，但存在于连续的时间当中—人不可能恢复到洞察之前的状态。新的认识可能是痛苦的、可怕的，可能意味着只能对着枕头低声诉说的恐怖经历。从现在开始，每个事件都将带来新的感受。你将用一种新的、极端残酷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而你却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科斯特洛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旦你有所“洞察”，就要学着使用你的“共情想象力”，你的感同身受，或者用西方心理学的术语：你的同理心（empathy）。

同理心正是第二场讲座的主题，由此生发出许多《动物的生命》中的讨论。女作家谈及了哲学和文学——这些领域能够超越理性和实用的语言，成为使人类理解其他存在的工具。科学欺骗了我们。尽管人们做了许许多多的科学研究和实验，我们却尚未弄清，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弄明白，在牛或狗的头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依赖各种假设来进行推测，其中一些假设荒谬得近乎偏见，比如让狗形成条件反射，或是给老鼠建造起迷宫，为了让死亡和残忍的机器同时全力运转。

“为什么我们认为动物没有理性或意识？”科斯特洛问道。既然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底有没有，不妨假设完全相反的立场，不是吗？让我们不要预设否定的答案。

一个人如果意识到自己处于和科斯特洛类似的境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每天都有数百万只动物被杀害的世界，就会像她一样——感到孤独，甚至可能会疯狂。她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她体验到自己的无助：我能做什么？别的人甚至不愿去讨论它，也许是因为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们还是会感到内疚。“这就是生活，”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样宽慰自己，“既然每个人都能够克服它、适应它，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呢？”她问自己：“为什么？”

在讲座中，女作家试图一次性说清所有问题。她试图将自己的讲座变成平静而有逻辑的论证。但她的真理比论证更伟大，这不能被局限在学术的框架当中。她的论点对于接受过话语训练的大学听众来说，似乎并没有说服力，很容易被反驳、嘲笑和质疑，被解释为——就像女作家的儿媳诺玛所做的一样——进一步的自我游戏。然而，代表个人拒绝参与为大多数人所忽视的、在时间中延续的奥斯威辛，却成为一种英雄式的行为，尤其是因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显然输了。她没能说服任何人，听众感到很尴尬。

科斯特洛就和我们一样，能够带着由衷的热爱，挑战并无视所有可能的禁忌。但唯有这一个，这最后一个雷区，让我们敬而远之。谈论动物，谈论动物的痛苦，往往会引起尴尬，是“古怪的”行为，就像奉行素食主义或者参与动物权利运动那样，属于麻烦的怪癖。

这本书的开放式结局开启了另一种解读方式。主人公的儿子安慰母亲的呓语“别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可以被理解为认罪，但首先是承认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残忍，并将其视为人类存在的固有特征。我们知道，但我们保持沉默。由此，库切的作品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阴暗含义：在二元论的认知下，人类被卷入黑暗中，而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

科斯特洛的演讲稿已经由《动物的生命》的出版商附上了知名科学界权威的评论。而现在库切所写的科斯特洛的讲座也在被其他人评论。你可以看到，作家的文本多么丰富而鼓舞人心，能够唤起怎样不同的反应，又能通过多少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阅读。总是有良师益友相伴——书不正应这样被阅读吗？尤其是库切的作品。他严肃沉郁的散文，表面上非常具体清晰，乍读时似乎是知识性的，甚至是说教性的。事实上，他所营造的情景和场景从来不是封闭的，总是同时吸引来自情感、常规和智识的讨论。

科斯特洛的讲座援引了其他人的认知工具，而库切的讲座形式——虚构文学——甚至没有为实在的哲学讨论提供锚点。“库切甚至不需要太过担心讲座的结构，”辛格在被要求评论时惋惜道，“当他注意到论证开始疲软时，他让诺玛说上一句，‘科斯特洛在胡说八道’，这就足够了！”科斯特洛作为一个主观的，同时也是“完整的”人，她的观点必须更加极端，她使用不同的论证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共情想象力”这种假设能让哲学家信服的话）。辛格狡猾地采用与女儿虚构对话这一形式来讨论科斯特洛的论证，在女作家的攻击面前为哲学辩护。他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感受当作一种道德的解释性权威，存在于一个理性机制无法触及的世界当中。”他并不认同将同理心归到道德和认知范畴当中去。

同理心的历史相对于人类的历史较短。它可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六个世纪的东方某处。无论如何，在佛学出现之前，没有人曾命名或评价过这种新的态度——像看待自己一样看待他人，不相信表象上将我们与他人分开的界限，因为那只是一种幻象。无论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都会同等地发生在我身上。“他人的痛苦”并不存在。这些虚幻的界限不仅将人与人分开，还将人与动物分开。科斯特洛正是以佛家的视角来理解同理心的。字里行间都能听到佛教无神论教谒的回响：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将我们逼到墙角，因为既没有希望，又发觉世界并非是被怀着善意创造出来的，它的基石是痛苦，这是无法避免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在这浩瀚无望的苦海里，我们应当维持住行为的体面——正是这体面而非我们的DNA使我们成为人。体面因此似乎有了意义，有了准则和规范，有了救赎和拯救我们的善意，让我们的行为拥有价值。

理性之外

或我们不知道却觉察到的事物

↑珍·古道尔与雄猩猩菲根，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

在一座远东的城市里，僧尼修建起一所宗教博物馆。博物馆拥有令人眩目的超现代风格，电子化程度很高，以至于骄傲的欧洲人在它面前都会自惭形秽。它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特别的博物馆。世界上每一个伟大的宗教都在那里拥有一个单独的展厅，也有许多地方展示人类宗教的非制度性表达。最终我来到了一间展厅，里面摆满了屏幕，播放着对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们的采访。他们当中有科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他们每个人都谈到了一段改变自己的深刻经历，一次边缘体验，或是像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一段峰值体验。

珍·古道尔[5]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曾观看黑猩猩在森林中的小瀑布下洗澡。她看到它们在玩耍、游泳和交流，也会坐在那里，注视潺潺的水流，会观察水滴落下，会沉默地盯着浪花，眼珠动也不动。

古道尔在谈及这段经历时，深受触动。因为她感到，在这群盯着流水的动物身上，有一些重要且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它们正在参与变化的体验，因此也在参与时间的流动。当然，尽管“沉思”“思考”“思索”这些词在这里自行出现，需要尽力周旋以避免使用它们，但我必须保持警惕，并遵循劳埃德·摩根的建议，在解释动物行为时首先采取最简单的机制。可珍·古道尔似乎对这一伦理学界的奥卡姆剃刀漠不关心，她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假设：在观察黑猩猩时，她看到，在它们的行为中间存在着某种关于运动的沉思，它们也有能力进行反思，有能力以某种更深层、更专注的方式存在于时间当中。甚至也许，它们也在经历着与我们类似的宗教体验。

伦理学家的研究一次又一次给我们带来关于动物心理学的新闻。

我所了解的最新说法是，动物具有对事件进行预测的能力。我还读过一些文章，认为动物具有某种幽默感——为了好玩而故意选择错误答案。

自年轻时候起，我开始有这样的印象：动物是某种伪装和面具。在它们毛茸茸的鼻子和嘴巴下面，藏着另一张“脸”，另一个人。我在萨巴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她是一条无家可归的小母狗，却靠着学校的厨房过得相当不错。她是机敏的，独一无二的，而且个性非常鲜明。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得那样清楚过，但这种怀疑一直伴随着我到今天。

难道你们从未想象过，动物们都戴着面具？它们耳朵后面藏着系带或拉链，让面具和它们紧紧贴合。这些面具就和人类的面具一样，神秘莫测，具有象征意义。那么，是谁躲在邻居家的猫身后，又是谁躲在楼梯间里那只每天都快快乐乐的母约克犬身体里？谁是小猪、母鸡和奶牛？

我能否这样提出问题？

辛格开创出一条宽阔的大道——这是一条适合所有人的道路。但我们每个人都有反思的能力，能够使用我们的理智。他可以有他的解释，让不同文化层次和年龄阶段的人们都能理解。我也可以为在学校里上伦理课的孩子想出另一个版本来。

科斯特洛的路更狭窄，她自己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在一些人看来恶心又恐怖的事情，另一些人对此却完全无动于衷？也许我们的心理结构不同，也许我们在不同的层面上体验世界。毕竟，我们的温柔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无法通过后天训练获得。也许，并非每一个人都拥有同理心，许多人压根不明白，这位年长的，甚至并不存在的作家在说些什么。

最后是珍·古道尔为那些具有穿透偏见和幻觉的敏感、富有感知力、理智和正直的人保留的一条仄小径。透过这些奇怪的面具，看到面具下那些我们难以理解却又与我们十分亲近的生物，那才是真正的动物们。

注释：

[1] 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南非当代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语言学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者注。

[2] 所有引文来自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的《动物的生命》，安娜·多布让斯卡一加多夫斯卡（Amny Dobrzaiskiej-Gadowskiej）译，华沙，2004年，原注。

[3] 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ohler, 1887—1967），德国心理学家和现象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和格式塔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曾在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对黑猩猩如何解决问题展开研究，并创作了《人猿的智慧》一书，译者注。

[4] 迈达斯王是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国王，因为在阿波罗和潘的音乐比赛中判定潘获胜而引发阿波罗的不满，因此耳朵被阿波罗变成了驴耳朵。只有为国王理发的理发师知道这个秘密，他无人可诉，只好挖了个地洞，对着洞口喊“迈达斯王有一双驴耳朵”。后来这个洞口上长出了一丛芦苇，在风中发出“迈达斯王有一双驴耳朵”的声音，迈达斯王的秘密就这样被传播给了所有人，译者注。

[5]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1934-2025），英国动物学家、灵长类动物行为学家与人类学家，译者注。

文字选自《温柔的讲述者》，浙江文艺出版社，2026-1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黄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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