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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在5月29日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亚太安全议题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焦点。美国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在大会发言中多次提及“均势”（equilibrium）一词。在他看来，防止中国在印太地区形成主导地位，仍是美国的重要目标；而美国的优先任务则是在太平洋地区维持“持久且有利的力量平衡”。
在赫格塞思的构想中，美国希望在西太平洋、东亚、东南亚、南亚及印度洋方向，借助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等国家，构建一张以防务负担分担、前沿部署和军工协作为支撑的地区安全网络，以维持对中国的长久牵制。因此，他再次要求美国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希望亚洲盟友和伙伴逐步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他同时点名表扬多国增加防务投入。
不过，由于中美两国元首不久前举行会晤，并就推动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达成共识，赫格塞思今年的对华表态明显较去年更加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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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5月16日，曾任美国总统副助理、美国副总统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丽贝卡·利斯纳（Rebecca Lissner）和曾任总统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的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在《外交事务》发文指出，虽然5月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并未出现“大国共管”，特朗普也并未明确“牺牲”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的利益，但美国在对台军售、先进芯片出口、贸易政策和地区安全投入等问题上的摇摆与让步，可能在事实层面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使中国在亚太形成一种所谓的“势力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官方立场一贯明确，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谋求建立所谓“势力范围”，也不认同以大国划线分割世界、牺牲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文章所使用的“势力范围”框架，更多反映的是美国战略界对自身影响力变化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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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3月2日，知名中东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务院高级顾问瓦利·纳斯尔（Vali Nasr）在接受《外交政策》专访时，就伊朗局势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
他认为，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在设计上具有多层次、去中心化的特点，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斯兰议会议长和其他高官，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构成的“深层国家”，能够共同管理战争。与此同时，尽管伊朗社会对国家现状和体制存在不满，但这种情绪难以转化为广泛起义。在此基础上，伊朗仍拥有一定的“战略耐力”和较高的“痛苦阈值”，并正试图通过战争制造对全球经济的压力，从而为自身争取更为有利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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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
7月31日，曾在拜登政府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外交事务》发布长文，分析了美国再工业化面临的三重资本障碍：战略产业投资规模庞大、回报周期漫长；技术从原型走向量产存在融资断层；产业投资产生的社会与战略收益难以被私人市场充分计价。
在沙利文看来，美国既不能指望市场自行修复产业能力，也无须照搬中国的国家投资模式，而应重建一种“国家赋能型资本主义”：由国家确定战略方向、吸收私人资本不愿承担的风险、创造长期稳定的市场需求，再由企业竞争与商业资本完成技术筛选和规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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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起军事打击。来自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安德鲁·皮克（Andrew Peek）、乔·科斯塔（Joe Costa）、科林·布鲁克斯（Colin Brooks）等具有美国政府中东事务背景的高级研究员及前驻外大使，从战略目标、地区反应、经济后果以及伊朗国内局势等维度，对此次“史诗之怒”行动展开分析，并探讨后哈梅内伊时代美国在伊朗可能的战略动向。
专家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旨在通过空袭促成伊朗政权更替，但缺乏清晰的战后计划与法律依据，且未事先获得国会和公众支持，面临巨大的政策风险。而仅凭空袭又难以直接引发伊朗政权崩溃。即使现政权倒台，伊朗更可能演变为由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掌控的强硬军政府（“IRGCistan”），而非建立民主政府。专家还指出，冲突面临地区全面升级风险；同时，能源价格飙升、伊朗潜在的网络攻击与非对称报复，也将在美国国内产生严重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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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名：
3月23日，曾任美国国防部长战略规划特别助理的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在《外交政策》杂志发文， 将后特朗普时代的世界图景概括为三种彼此角力、且都已初现端倪的情景——新的“两个世界”；多个势力范围并立的“新帝国时代”；以及大国掠夺、自助求生的失序世界。
他在文章中勾勒出全球秩序重组期的几种可能方向，并对各国如何重新计算安全、阵营、核威慑、贸易与生存空间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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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名：
5月2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一份基于商业卫星影像和开源信息的专题报告，聚焦中国第四艘航空母舰的建造进展。报告指出，在中国大连造船厂，“004型”的新一代航母正在建造之中。围绕这艘航母的尺寸、动力系统和未来作战能力的许多关键细节仍有待确认。报告通过卫星影像，试图对有关中国第四艘航母的“事实”与“传言”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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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名：
4月21日，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韦斯·米切尔（A. Wess Mitchell）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米切尔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实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错位。
他指出，过去三十多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摊子铺得过大，财政、军事和社会基础均受到消耗；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长为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对手，美国因此必须通过“整合”争取时间、重建力量。文章强调，对华缓和是为了约束竞争框架，并使美国能够完成内部复兴与联盟重组。不过，若美国被伊朗战争等地区冲突拖入长期消耗，这一整合战略仍可能脱轨。
特朗普第二任期正不断推进其“整合战略”：一方面，重新平衡美国的外部承诺，减少在欧洲等非优先战区的投入，推动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另一方面，通过国内改革和代际规模的投资，动员美国在能源、制造业、国防工业、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的资源基础，以增强美国实力。在此期间，对华缓和旨在约束竞争框架，并使美国能够完成内部复兴与联盟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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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名：4月3日，伊朗温和派前副总统、曾担任外交部长的贾瓦德·扎里夫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扎里夫认为，伊朗在战略层面正占据上风，应趁势迫使美国妥协，将战场上的成果转化为一项“全面和平协议”。
他指出，如果仅仅与美国达成单纯停火，极有可能再次遭到美国背叛，也无法触及美伊长期积累的根本矛盾。可行的出路是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地区安全机制及美伊互不侵犯条约，推动一揽子政治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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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名：
3月18日，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高级研究员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ía García-Herrero）撰文，就伊朗石油供应中断、航运与保险成本上升、通胀冲击及外部需求减弱等方面，分析相关局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文章认为，尽管中国庞大的石油储备和多元化的进口来源在短期内提供了一定缓冲，但如果围绕伊朗的冲突持续升级，仍可能加剧中国国内经济压力，并削弱其全球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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