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惠芬，1962年生在上海杨浦区一个弄堂里。1997年春天，我三十五岁，从国棉十九厂下岗了。那天车间主任把一摞白纸黑字的通知书拍在油腻腻的桌上，跟我们说厂里实在撑不下去了，让大家体谅。我旁边坐了八年的李素琴当场就哭了，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我没哭，我把那张通知书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口袋里，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凤凰车回了家。

我家住在定海路一条窄弄堂最里面，一间十六平米的房子，用三夹板隔成前后两间。前头摆张小饭桌兼我男人的修表摊，后头搁一张大床和一张折叠小床。我男人叫陈志国，是钟表厂的技工，早我一年就下岗了，靠给别人修表赚点零碎钱。儿子陈晨九岁，在平凉路小学读三年级。

我推开门的工夫，就看见陈志国坐在窗前那张旧藤椅里，戴着放大镜，正给一块上海牌手表换摆轴。他抬头看我，眼镜后面那双眼珠子平平静静的，问了一句：“下来了？”我点点头，把通知书掏出来放在桌上。他扫了一眼，没说话，又低头去捣鼓那堆齿轮螺丝。我站在屋子中央，忽然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这房子好像一下子变小了，小得连喘气都费劲。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只没头苍蝇一样满上海找工作。先去劳动服务公司登记，办事员头也不抬地说：“四十岁以下，有技术的先安排，其余的回去等消息。”我赶紧说我三十五，有技术，会挡车。对方翻了个白眼：“挡车的多了，哪轮得到你？”我又跑了好几个职介所，人家一看我是纺织厂下来的，都摇头。那时候上海滩上到处是下岗的人，乌泱泱的，像发大水的蚂蚁，把每一扇可能通向活路的门都堵得死死的。

陈志国那修表摊也不景气。那会儿大家的日子都紧巴巴的，手表坏了能凑合就凑合，实在修不了才送来。有时候一整天，摊子上连个问价的人都没有。陈志国就坐在弄堂口，跟隔壁老周下象棋。我看他那样，心里憋着火，觉得他一点不知道着急。有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跟他说：“你能不能出去跑跑？天天蹲家里，天上能掉钞票吗？”他不急不恼，把烟屁股在罐头盒里摁灭，说：“急有什么用？越急越乱。该等的时候就得等。”我气得直掉眼泪：“等？再等下去，晨晨下学期的学费都拿不出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来想办法。”

他所谓的办法，就是晚上去十六铺码头给人扛包。我一开始不知道，直到有天下大雨，他半夜才回来，浑身湿透，肩膀上磨出了一道道血印子。我掀开他的衣服，那血混着雨水，把白背心染成了粉红色。我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他往嘴里塞了块剩馒头，含糊地说：“没事，皮糙肉厚的。一晚上能挣二十块呢。”二十块，在当时够买十斤大米。可那钱是用命换的。我看着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啃馒头，脖子上的青筋一抽一抽的，心像被人拿着钝刀子来回割。

最难的时候，家里米缸见了底。陈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得吓人。我每天煮饭，都往自己碗里多掺水，把干的留给陈志国和儿子。陈志国看出来后，吃饭时总把碗里的饭拨一半给我，说他在码头吃过宵夜。我知道他撒谎，码头的宵夜就是一碗能照见人影的菜汤。我们俩推来让去，有回陈晨抬起头说：“爸妈，你们怎么不吃菜？”我夹了块乳腐放他碗里，说：“妈减肥。”

减肥这词，那时候是从电视上学来的。可我们那时候哪需要减肥，我一个月掉了十二斤肉，小肚子瘪下去，裤腰松得能再塞个拳头进去。陈志国更瘦，颧骨支棱出来，像两把刀。只有陈晨胖乎乎的，小脸圆滚滚，看着就招人疼。

为了活下去，我想尽了办法。我去菜场捡过菜叶子，去码头上帮人缝补麻袋，还偷偷去卖过血。第一次去血站，我排了半天队，跟做贼一样。医生看我的胳膊，太细，抽了三百毫升就不抽了。给我八十块钱。我攥着那八十块，跑到学校门口，给陈晨买了一双新球鞋。他抱着鞋，高兴得跳起来，说：“妈妈，你真好！”我眼泪在眼眶里转，硬是没掉下来。

可卖血终归不是长久之计。陈志国知道后，第一次冲我发了火。他把那本献血证摔在我脸上，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才真完了！”我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完了，我抹把脸，说：“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陈志国不说话了。他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烟。第二天一早，他换了身干净衣服，把修表工具装进一个黑皮包里，跟我说：“我去闸北那边转转，听说那边新开了个电子市场，兴许有活。”我站在弄堂口，看着他瘦长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心里空落落的。

他去了三天，回来的时候，包里的工具没动，人却带回了一个消息。他说在虬江路市场，有个温州老板在招人组装电子表，计件算钱，装一块五毛。他眼睛亮晶晶的，说：“我手艺好，一天能装三十块，就是十五块。比修表强。”我算了算，十五块一天，一个月四百五，够儿子的学费和一家人的嚼用了。可我知道，这活没底薪，货拿不到就是白搭。

陈志国开始每天骑一个半小时的车去虬江路拿货。那些电子表零件跟米粒一样小，他坐在窗前，戴上放大镜，一坐就是一整天。脖子酸了，就仰头看一会儿天花板。我给他按肩膀，那肩胛骨硬邦邦的，像两块石板。他从来不喊累，有时候还哼两句评弹，都是些老掉牙的调子。陈晨做作业的时候，就把小桌子搬到他对面。父子俩一个装表，一个写字，安安静静的。我就在旁边用棉纱擦零件，一家人挤在那间小屋子里，虽然穷，但暖融融的。

可好景不长。那年夏天，温州老板卷款跑了，欠陈志国两个月的组装费没给。我们从一个相熟的工友那里听到消息，说老板连夜搬空了铺面，连根螺丝都没留下。陈志国听说后，没有暴跳如雷，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出来的时候，眼睛是干的。他说：“白干了两个月，就当交学费。”我看着他，心都碎了。这个三十八岁的男人，曾经在厂里是技术标兵，带过七八个徒弟，如今被一个温州老板像猴一样耍。可他连一句狠话都不说，就那么咽了下去。

那年秋天，机会来了。陈志国以前的一个徒弟叫小宁波，在城隍庙那边开了个小门面，专卖钟表配件，生意做得不错。他听说师父下了岗，就找过来，想让陈志国去他店里坐班，专修高档表，一个月给八百块。这待遇在当时算很好了。陈志国闷头抽了根烟，说：“我修了一辈子表，到你这儿来，算什么？”小宁波笑着说：“师父，您就当我花钱请您这个老师傅镇场子。您往那儿一坐，客人就放心。”陈志国还是摇头。我急了，踹了他一脚：“你面子能当饭吃吗？晨晨要上四年级了，学费还没着落呢！”他不说话，盯着墙角那台老座钟看了很久，最后说：“行，我去。”

他去了。每天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城隍庙。上海人讲究，手表戴得精细，修表这行当虽小，却也不怎么缺客人。陈志国手艺确实好，再复杂的问题到他手里，都能妙手回春。小宁波逢人就夸他师父是钟表界的华佗。陈志国听了，只是笑笑，低头忙手里的活。

我在家也没闲着。对门邻居张阿姨在弄堂口有个小裁缝铺，生意清淡，想转手。我凑了点钱，把它盘了下来。我会踩缝纫机，以前在厂里时，工装破了都是自己补。买布做衣服的手艺虽然不算精，但帮人缝缝补补、改个裤脚、换个拉链还是行的。张阿姨把老主顾都介绍给我，加上弄堂里的街坊照顾，每个月也能挣个两三百。我和陈志国一个在城隍庙，一个在弄堂口，日子总算有了点起色。

可这世道，总在你以为能喘口气的时候，再给你一闷棍。

1998年冬天，陈志国在修一块劳力士的时候，突然手抖得厉害，表壳摔在地上，玻璃碎了。他愣在那里，脸色煞白。小宁波闻讯赶来，一看那表，腿都软了。那是一块客户拿来修的劳力士，价值好几万。陈志国站起来，嘴唇哆嗦着说：“我赔。”小宁波苦着脸：“师父，您拿什么赔？”陈志国没说话，只是把工作台收拾干净，然后走了出去。

那天晚上，他没回家。我打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都说没见着。我吓得腿发软，抱着陈晨哭。第二天中午，陈志国回来了。他脸色发青，眼眶深陷，从怀里掏出一包钱，放在桌上。我数了数，三万块。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我愣住了。那是他父母留给他的一套老宅，在川沙乡下，虽然破旧，但好歹是个根。他为了那块劳力士，把根都刨了。

我抱着他，哭得死去活来。他拍着我的背，反而安慰我：“没事，房子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把信誉丢了，就再也挣不回来了。”小宁波知道后，也掉了眼泪。他说那表他也有责任，不能全让师父担。陈志国摆摆手，说：“你是老板，我是干活的人。我摔的表，就得我赔。这是规矩。”

那之后，陈志国老得很快。头上的白发像雪一样冒出来，手也时常发抖。他再也不能修那些精细的高档表了，只能接些普通的活。小宁波心善，还是每个月给他开六百块，说让他在店里当个顾问。陈志国去了几天，就回来了。他说不能白拿人家的钱。我劝他歇着，他也不听，又在弄堂口支起了他的小摊子。风吹日晒的，他坐在那里，还是戴着那个老旧的放大镜，给街坊们修修闹钟、电子表。有时候一天只挣几块钱，他也很知足，说：“穷有穷的活法，人不能把志气丢了。”

我忽然想起他说过，人这一辈子，手上总得有门手艺。有了手艺，就饿不死。可那几年，多少手艺人都被时代的大浪拍在了沙滩上。可陈志国不一样，他像一块沉在水底的石头，再大的浪也冲不走他。他认死理，讲规矩，哪怕日子过得再难，也不肯弯腰。

1999年春天，我那个裁缝铺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周边新搬来的年轻人喜欢改衣服，牛仔裤剪个洞、衬衫收个腰，都是我以前没做过的活。我跟着电视上学，买了两本裁剪书，白天在店里琢磨，晚上回家练手。陈晨说：“妈，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笑着问：“哪里不一样？”他歪着脑袋说：“你好像不那么爱叹气了。”我愣了一下，抬头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确实比一年前胖了些，脸上也有血色了。我想，人就是这样的，只要有口饭吃，有奔头，再苦再难都能把日子过出一朵花来。

陈晨小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区重点中学。那天我们去学校开家长会，陈志国特意穿了件新衬衫，把皮鞋擦得锃亮。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挺直了腰板，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老师夸陈晨聪明懂事，是我们教育得好。我和陈志国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欣慰和酸楚。回家的路上，我们一家三口走在梧桐树下，陈晨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他爸，蹦蹦跳跳地讲学校里的趣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像撒了一地碎金子。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上海滩变了，弄堂拆了，高楼起来了。陈志国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肺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他走的那天，拉着我的手，没说话，只是笑了笑。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这一辈子，虽然没大富大贵，但该守的守住了，该还的还清了，走得踏实。

陈晨大学毕业后在陆家嘴一家外企上班，娶了个江苏姑娘，生了个女儿。他们买了房子，把我接过去住。可我还是老想着定海路那条弄堂，想着那个十六平米的小屋，想着陈志国坐在窗前修表的样子。有些记忆，像老上海的红烧肉，浓油赤酱，时间越久，味道越深。

前些天，陈晨问我：“妈，你们那时候那么难，怎么挺过来的？”我想了想，说：“靠两口子互相撑着。你爸常说，日子再难，心不能散。心散了，家就散了。”陈晨点点头，不说话了。我看见他媳妇在厨房里忙活，女儿在客厅里跑来跑去，阳光洒了满屋。我忽然觉得，那些年踩在脚下的尊严，其实都被我们一点一点捡了回来。它们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另一种东西，藏在我们的骨子里，成了后来日子的底气。

有时候我梦见陈志国，他还是那副瘦瘦的样子，坐在弄堂口的藤椅里，冲我笑。我问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他说好，就是有点想我。我醒过来，枕头湿了一大片。可我不难过。我知道，我们那代人，穷过，苦过，跪过，可就是没散过。为了活下去，我们把尊严踩在了脚下，可只要家还在，人就还能站起来。陈志国是站着走的，我也要站着把剩下的路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