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6年8月，印度总人口规模达14.6亿左右。尽管如此，“第一人口大国”光环背后是多维度的复杂困境，包括总和生育率跌破更替线、区域发展严重分化、年龄结构快速变化等。

最新数据显示，印度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9，跌破维持人口世代稳定所需的更替线2.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北部、东部欠发达邦，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整体显著高于南部发达邦。其次，印度存在劳动力人口教育程度偏低、劳动参与率低等结构性问题。比如，尽管印度一半以上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但其劳动力参与程度严重失衡，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参与不足（低于25%）。到2050年，由于人口老龄化，印度人口红利将进一步削弱。留给印度的只有一个狭窄的窗口：未来25年内经济必须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否则将陷入“未富先老”的陷阱。

注意：在另一个亚洲的经济体，早已陷入人口萎缩困境的越南，也不约而同地担心起了人口问题。越南首部《人口法》在日前正式生效，这标志着越南的人口政策正式由计划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根据新法，具体的鼓励措施包括延长产假和陪产假，增加现金补贴和优先购买保障性住房。其中，最受越南民众关注的是现金补贴。一次性生育津贴由原先的200万越南盾（约合516元人民币），增长至506万越南盾（约合1306元人民币），这相当于普通职工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

人口危机，印度各邦各有不同。比如，印度安得拉邦在5月宣布了生育激励政策，希望以此改变当地近十年生育率持续下滑的态势。他表示，维持合理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至关重要，当地人口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因此决定对于生育三孩的家庭奖励3万卢比（约合2120元人民币），生育四孩的家庭奖励4万卢比（约合2827元人民币）。据统计，2023年安得拉邦总和生育率为1.5，低于印度全国1.9的平均水平，生育的经济压力以及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得该邦人口生育率下降。当地政府出台现金补贴等激励手段，依靠经济福利提升民众生育意愿。

而对于全国层面的人口政策，印度还在计划生育和鼓励生育之间纠结。印度在1952年就提出人口计划，是世界上最早将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国家。2022年印度总理莫迪在演讲中表示：“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社会上少数保持较小规模家庭的人值得尊重。他们这么做是一种爱国行为。”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印度实际失业加隐性失业总人口已超3亿，大量劳动力无法转化为有效生产力。如果印度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劳动力素质没有跟上，反而可能掉进“人口陷阱”。

联合国建议，各国政府在生育支持领域的财政投入应占其GDP的2%以上，才能见效，例如韩国、 法国、瑞典。而印度的这一比例不足0.5%。在此大背景下，印度政府出台多类政策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总理莫迪领导的中央政府早已扭转过去数十年“控制生育、少生优生”的主流宣传基调，转而引导社会重新认知生育的价值。不过，印度中央政府的财政用途广泛，生育率相关领域整体投入力度十分有限，只能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少量配套支持。

注意：与印度类似，同样以吃“人口红利”为生的越南，目前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在地缘政治博弈（如中美对抗，部分产业流入越南）和政府引导的双重作用下，全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进军越南，推动了越南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之成为近年来在区域乃至全球表现亮眼的新兴经济体。越南人口总数在2023年达到1.03亿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增长，而出生率却不断下降，使越南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学家警告，这可能导致劳动力短缺并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压力。

女性教育与就业改变、城市化推高育儿成本、社交媒体加速观念转变，是印度和越南年轻人集体“熄火”的三大核心原因。第一，女性教育与就业觉醒。更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不再将生育视为人生唯一目标。当女性拥有更多人生选择后，生育意愿自然被现实稀释。第二，城市化与育儿成本飙升。在印度孟买，学区房价格可能是家庭年收入的15倍，养育一个孩子到成年的费用约需230万卢比（约合20万元人民币）。越南城市教育、医疗和房价同样持续推高养育门槛，让年轻夫妇望而却步。第三，婚育观念的变革。比如，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将城市中产“少生优育”观念直接“空投”到农村，跳过了工业化改变观念的传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