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年秋天，我爹叫我去镇上卖羊。

那是一只大山羊，养了快三年了，浑身雪白，两只角盘成螺旋状，在太阳底下泛着象牙色的光。它叫“白白”，从小就是我喂的，每天早上我割草回来，它就站在圈门口等我，脑袋伸出来蹭我的手，凉凉的鼻尖拱在我掌心里。

我爹说：“卖了它，给你凑学费。”

我不想去。我蹲在羊圈边上，白白站在我旁边，低头吃我手里的草，嚼得慢悠悠的，胡子一翘一翘。我爹踢了我一脚：“磨蹭啥？趁早去，镇上集市晌午就散了。”

我牵着白白走了十几里山路。白白走得不快，一路上东张西望，看见路边的野花就停下来啃两口，我拽拽绳子它才跟上来。绳子是麻的，缠在白白脖子上磨出了毛，摸着糙手。我攥着那根绳子，手心出了汗。

走到半路，在一个岔道口，有人拦住了我。

是个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碎花布衫，扎了两条辫子，脸晒得红扑扑的。她站在路中间，张开胳膊，像一只拦路的麻雀。

“你这羊卖不卖？”

我愣了一下：“卖。上镇上去卖。”

“别去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数了数，递过来，“我买。五十块够不够？”

五十块。我爹说镇上能卖四十就不错了。我看了看她手里的钱，又看了看白白。白白正低着头闻她的布鞋，尾巴一甩一甩的。

“你买羊干啥？”

“我爹病了，大夫说喝羊奶补身子。家里那只母羊前阵子死了，急等着要。”她把钱往我手里塞，“够了吧？不够我再加。”

我攥着那五十块钱，钱是旧的，边角磨毛了，带着她口袋里的体温。白白这时候抬起头来，用脑袋拱了拱我的手，像往常一样。我低头看着它白绒绒的后背，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堵。

“卖给你了。”我说。

她把绳子接过去，牵着白白往岔路上走。白白跟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着我。两只耳朵竖着，黑亮的眼睛里映着我的影子。

“走吧。”我朝它挥挥手。

白白又看了我一眼，然后扭过头，跟着那姑娘走了。白花花的背影在土路上越走越远，拐过一个弯，被一丛野菊花挡住了，看不见了。

我在岔路口蹲了一会儿，把钱揣进裤兜里，站起来往回走。山路空荡荡的，只有风把路边的草吹得沙沙响。我以前每天早晚走这条路去割草，白白总是跟在我后面，有时候走快了它就咩一声催我等等它。今天我走得不快，可身后没有咩咩的声音了。

回到家，我把五十块交给我爹。他数了数，揣进怀里：“行了，下礼拜送你去学校报到。”

我没说话，走到空了的羊圈前面站着。圈里干干净净的，地上还留着白白踩出来的蹄印子，一坑一坑的，像盖了一地小花。墙角那丛它最爱吃的苜蓿还绿着，叶子被啃过几口，留着参差不齐的牙印。

我蹲下来摸了摸那片苜蓿，叶子凉丝丝的。

后来的日子就是读书、考试、升学、工作，三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我回过不少次老家，那条山路还在，只是铺了水泥，两边的树砍了不少。岔路口那丛野菊花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换成了一块蓝色的路牌。

羊我后来也养过，可是再没有白白那样的了。我有时候在超市看见羊肉柜台，会想起它走的时候回头看我那一眼。我总觉得它想说什么，可它不会说话，只是看着，然后转身走了。

去年秋天我回老家，在村口碰见一个人。一个老太太，花白头发，佝偻着腰在路边卖鸡蛋。我路过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愣了好一会儿，忽然说：“你是……那年卖羊的那个后生？”

我停住脚步看她。她脸上的皱纹深了，眉眼还依稀认得出来，是当初那个拦路的姑娘。

“你那只羊，”她说，“我养了它十二年。它走的那天，头朝着你家那个方向，一直叫。叫了好久。”

我站在路边，手里捏着一只刚买的鸡蛋，热乎乎的。秋天的风从田埂上吹过来，带着稻子成熟的香味。

“它后来自从生了小羊，就不怎么叫了，”老太太又说，“可每年秋天这个时候，它还是会朝着那个方向咩两声。不知道是记得路，还是记得人。”

我把鸡蛋放进篮子里，站了一会儿。风吹起她摊位上的塑料布，啪嗒啪嗒地响。

“谢谢。”我说。

“谢啥，那时候要不是急用钱，我也不会在半路拦你。”她垂下眼，“你那五十块，救了我爹一命。老人家又多活了二十年。”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想说点什么，又觉得什么都多余。篮子里那只鸡蛋还暖着，隔着一层蛋壳，能感觉到里面有什么在微微搏动着，像一颗很小很小的心跳。

回去的路上，我在岔路口停了停。路牌下面长了几株野菊花，稀稀疏疏的，在风里晃。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几朵花，花瓣薄薄的，贴着指尖，凉凉的。

那年我十六岁，牵着白白的绳子走在山路上，手心里全是汗。三十多年后我站在同样的地方，手心里什么都没有，可那个触感还在——麻绳粗糙的纹路，磨着掌心，一点点勒进皮肉里。

远处有只白山羊在田埂上吃草，低着头，安安静静的。风吹过的时候，它抬起头来朝我这边看了看，耳朵动了动，又低下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