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冬日的一个黄昏时分,在甘肃敦煌,血色残阳将落未落,大漠的风沙,像往日一样发出凄厉的哀嚎。远处近处,在夕阳的映照下,可以看到,到处都覆盖着皑皑白雪。

在这样一个凄冷的冬寒日暮时分,放眼望去,真的是人鸟声俱绝。

可是,这一天薄暮时分,据驻守当地的国民党士兵们回忆,他们却分明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骑一匹棕色的马,在白雪覆盖的戈壁滩疯跑,一边跑,马上的男子一面凄厉地呼喊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声声哀嚎,唤她归来,盼她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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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滩

此刻,这个男人的心里眼里再也没有了他的敦煌事业,只有他的妻子,他的伴侣,这个陪着他一路从杭州到巴黎,又从巴黎辗转回国,最后又伴他来到这荒无人烟,苦寒无比的敦煌的女人,她为他生儿育女,她陪他历经风霜。

可是,到如今,恩爱夫妻不到头,她却要抛夫弃子,永远地离他而去,怎不叫他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芝秀——芝秀——你回来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回来吧!”

在无边的戈壁滩,他凄厉的呼喊,很快就被风沙吞没,连一个轻微的回响他都听不到,更何况,已经坐上国民党年轻军官赵忠清的军用越野车,朝着玉门方向绝尘而去再不回头的他声声呼唤追寻的女人,就更不可能听到了。

可是,这些他都不管不顾,他骑着马,只顾朝着玉门的方向发疯般追去,哪怕舍了这条命不要······

当国民党的三个士兵在这天晚上九点多钟,在风雪弥漫的戈壁滩雪地里发现他的时候,马和人都已经冻倒在了深深雪地里,奄奄待毙。

这个男子,名叫常书鸿,他口口声声呼唤追寻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名叫陈芝秀。

原本,他们是活跃于巴黎艺术圈的一对神仙眷侣。

1、留法:神仙眷侣

1908年出生于江南水乡杭州的陈芝秀,父亲是清末名儒陈季侃。虽然出生于书香门第,可是,因为是妾室所生,小时候,陈芝秀就过继给了一个族亲,养父母给她取名陈芝秀,寓意是那样的美好:

庭下芝兰秀。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养父母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陈芝秀,渐渐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又才情出众的女孩子,当真是,如芝兰般馨香美好。

从小读书识字的陈芝秀,不但书读得好,且画得一手好画。

17岁那年的夏天,陈芝秀记得,那日刚从西湖写生回来的她,参加了一个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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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秀

在这次宴会上,陈芝秀见到了一位身着中山装,满脸秀气,眼神清澈的男子。

“我看过你的画,配色很浓。”

他以画为引,热情和她攀谈,邀请她跳舞,轻轻呼唤服务生,为她续酒,宴会大厅高处的灯光轻轻落下来,落到他的头发上,她只觉,闪闪发光。

那一刻,她只觉这样的男子,如此温润优雅,世间少有。

后来才知道,他名叫常书鸿,当时正跟着家族企业学习染织,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微微挑起眉,笑着和她说道。

说起来,他还是她养母的一个远房侄子,她便觉愈加亲切。

后来的日子里,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陈芝秀才知道,常书鸿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就留校任教,担任美术教员,怪不得常书鸿对于她的画作,点评如此精到,她不禁叹服不已。

可是,此时的常书鸿却对自己的目前职业并不满意,日日醉心于西欧美术的他,彼时最大的梦想是,前往法国,专攻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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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

1927年,23岁的常书鸿终于梦想成真,这一年,他考取庚款留学资格,以公费生的身份,前往法国里昂美术学校专攻美术。

那一刻,陈芝秀发自真心为他高兴。

让人意外且惊喜的是,第二年,陈芝秀竟然也考取了同一所法国大学的雕塑专业。

异国相逢,两人都欣喜不已,很快就坠入爱河。

有一次,陈芝秀感冒发烧,整个人烧得脸色惨白头发凌乱眼神憔悴不堪,这时候,常书鸿急坏了,为她找医生为她买药为她烧热水,还要笨手笨脚地替她打理家务。

一抬头忽又看到她躺在床上的憔悴支离模样,竟自带一种林黛玉的病态之美,他不觉看得呆了。

于是,他放下手里的活计,拿起手中的画笔,生动传神画出了她病中的样子,还给画作取名《病妇》。

她看到他画出病中的自己,又定定看着他满脸的心疼,强忍病痛笑道:

“如果可以,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模特。”

在法国学画的四年间,常书鸿潜心钻研,逐渐摸索出将西方现代派与东方江南水乡的温润色彩融合在一起的独特画风,开始在法国画坛崭露头角。

他的《梳妆》、《湖畔》、《病妇》等画作,被巴黎画廊争相收藏。

1931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他给孩子取名常沙娜,沙娜实际上是指位于里昂的萨纳河,意思是,你是连着我和她之间的那条河。

事业、爱情、家庭三丰收的常书鸿,创作激情被彻底激发,他的一系列画作,在巴黎越来越受到追捧,名气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作为少数专攻雕塑的女留学生,陈芝秀的雕塑艺术,也获得了业内的认可。

她的《我的女孩》、《雕塑家吕斯百雕像》、《女体塑造》、《塑造习作》等作品,不但在法国里昂春季沙龙连续获奖,还在重要艺术刊物《艺风》上刊登,标志着其雕塑作品已经获得了专业认可。

如果夫妇俩就这么一路顺风顺水在巴黎走下去,他们的艺术之路,一定会在法国大放异彩。

2、回国:只为敦煌

1935年一个阴雨绵绵的秋日,常书鸿像往日一样,在巴黎塞纳河畔他热爱的书摊上闲逛,忽然在一大堆泛黄的旧书里,看到了熟悉的汉字,他倍感亲切,顺手拿了起来,一看书名是《敦煌石窟图录》,他随手翻了几页,表情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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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塞纳河畔

这是一本来自中国的册页,是和敦煌被盗文物一起流落到西方属于古中国的瑰宝,可是,如今,它却静静躺在无人问津的外国的旧书摊,任人翻来踢去。

无人识。

他心痛至极,一阵风吹过,他手中的册页跟着哗啦啦翻起来,他眼眶不觉就湿润了。

就在这时,他在心里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国。

他的眼里心里不能只有自己的个人艺术,只有自己的小家庭,在他的背后,还有凋零衰败的祖国,被无数强盗劫掠的古中国,等着他去献出他的青春与热血,祭出他的才华与生命。

那晚,当常书鸿向陈芝秀说出自己回国计划的时候,那一刻,陈芝秀简直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当丈夫再次对着自己,用坚定不移的语气,重复这一决定的时候,她就知道,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了。

他的理由义正词严,这个决定,是一个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担当,他万死难辞。

她的难处实实在在,她的不舍真真切切,他们已经在法国出名了,未来等待他们的,是辉煌夺目的名利双收的人生坦途,你教她一个女人如何割舍,一个母亲如何舍弃?

“一个丈夫没问过妻子,就要把全家往火坑里推。”

这是她无法容忍的,她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回到战云密布的旧中国?

她不是不爱国,只是,和祖国相比,她更爱自己的幸福小家庭,更爱自己的雕塑艺术。

她终究只是个女人。

可是,她拗不过他。

1936年9月,常书鸿回到祖国,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陈芝秀在完成学业的一年后,也回到了北平

刚回国不久,陈芝秀还没适应国内的生活,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

一家人不得不辗转向重庆转移。

1940年,常书鸿在重庆出任教育部美术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1941年,他们的儿子常嘉陵出生。

守着一儿一女,正当陈芝秀以为自己可以在大后方苟且偷安,在夹缝中艰难过自己还算暂时安稳的小家庭生活的时候,谁知不久之后,常书鸿再次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他要前往敦煌,担任敦煌研究所所长,以实际行动研究和守护敦煌文化。

这一次,陈芝秀没有像在法国一样选择隐忍顺从了,她近乎是歇斯底里的发泄着自己的怒气:

“当时我就说了,在巴黎待得好好的,你非要回国。你瞧瞧,这国内都乱成什么样子了?现在你好不容易才在重庆捞到了一官半职,这官你又沉不下心当,非要去敦煌的沙漠里吃沙子,你到底还想不想让我和两个孩子活了?” “芝秀,你要有大局观,敦煌的文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现在意识到这些文物珍贵的人太少了,如果我不去,这些文物早晚会被强盗们全部夺走。”

面对丈夫苦口婆心的多次劝说,陈芝秀最终含泪答应和丈夫一道去敦煌。

1943年3月,常书鸿一家终于辗转抵达敦煌,简单安置后,常书鸿就投入到紧张繁忙的敦煌文物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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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

留下陈芝秀一人拖儿带女独自面对大漠风沙,面对柴米油盐,面对整个夏季又干又热的恶劣生活环境。

当冬天早早到来,冰雪覆盖大地的时候,连生活用水都要一桶一桶从外面费尽千辛万苦拉回来。

这样的生活,陈芝秀觉得自己过够了也过怕了,尤其是每当夜晚来临,独自面对无边无际的黑暗,面对荒野之上凄厉哀嚎的大漠风沙,风沙中还夹杂着一两声野狼的长长锐叫声,更让她心胆俱裂。

“我要带两个孩子回重庆。”

那日,她终于对丈夫说出了逃离的打算。

“女儿到了该读中学的年纪,儿子也快上小学了,这种环境,既没有好学校,也看不到希望。”

在昏黄的灯光下,她对着丈夫潜心研究敦煌文物的高大背影,终于说出了诀别的话。

“再等等吧,你再撑撑。现在兵荒马乱,路上危险,再等等,日本人撑不了多久。”

他回过身,双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膝盖,又握着她的手,抬头暖暖劝道。

这是1944年。

可是,她再也等不了了,在这里,多待上一天,对她而言,都无异于一种酷刑。

她只想逃离。

3、逃离:无尽忏悔

陈芝秀没有等到日本人战败那一天,却等来了国民党年轻军官赵忠清的温柔承诺:

“你丈夫已经不爱你了,他在那石窟一待就是十几天,心里哪还有你这个妻子?你跟着他在这个戈壁滩,只有受不完的苦。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跟我回杭州吧。”

他是研究所总务主任,和她是同乡,听着熟悉的杭州话,看着眼前年轻俊朗的赵忠清温柔模样,她的心里早已方寸大乱,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她最终决定抛夫弃子,跟他走。

当坐上军用越野车,轻轻关上车门的时候,陈芝秀长舒了一口气,她终于可以将大漠风沙永远关在了车窗外。

可是,她也把丈夫和一双儿女永远关在了车窗外。

跟着赵忠清,她确实过了几年好日子。

她又穿上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旗袍高跟鞋,过上了人人艳羡的军官太太的体面生活。

可是,这一切,来得快,去得更快。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陈芝秀,选择留在大陆没有去往台湾的赵忠清,因为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最终锒铛入狱,后死于狱中。

命运在这一刻,向陈芝秀露出了獠牙。

她独自一人,顶着抛夫弃子的骂名,人人不待见,想回到敦煌,求得丈夫的原谅,此时的常书鸿,却早已别娶,找了个情投意合一心一意理解他支持他事业的女子。

她进退失据,走投无路之际,被迫嫁给一个普通工人,为了贴补家用,自己又做了洗衣工。

那日,她辗转打听到自己的儿子从敦煌来到杭州,寄养在大伯父常书林家,她托人带话,想见一见儿子。

儿子很快带来了回话,愤怒决绝至极:

“你不配当我的母亲,我才4岁,你就弃我而去,我恨你!”

彼时,她双手正浸泡在洗衣粉泡沫里,每天都是无止无休洗着永远也洗不完的脏衣服。

她因此知道,留在她身上这块属于母亲的脏污,这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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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陈芝秀和儿子

又是十年。

儿女早已长大成人。

1964年,女儿常沙娜身为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前往杭州写生,她再次找到常书林,哭着哀求见一见女儿。

“让我见她一面吧。”

二十年不相见,他们之间,隔山隔水隔着无尽仇和怨,再见面时,昔日仇怨早已结痂,有的只是无尽的疏离和冷漠。

常沙娜看着眼前这个衣服破旧、脸色蜡黄、双手粗糙、眼神空洞麻木凄哀的乡下老妇人,只觉得无比陌生,只淡淡说了一句: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她欲言又止,不提过去,她和她便已经无话可说。

廿载不相见,她连一句“妈妈”的呼喊,都没有等到。

唯一让她稍觉宽慰的是,自此之后,女儿可怜她,每个月都会给她寄点钱来。

1979年,在弥留之际,陈芝秀喃喃道:

“我曾经爱过,也有苦衷。我对不起他们,原来,有些错,是无法弥补的,上天惩罚了我。”

文|午梦堂主

参考资料:《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敦煌守护神常书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