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2026年8月7日，一场行政处罚听证会在山西省自然资源厅举行。
作为主办方，包括执法局、法规处、权益处等派员参加；听证会的另一主角，64岁的闫平平义愤填膺，拒绝出席，仅派出了儿子与代理律师。这位曾因该案被刑事拘留37天的老人，如今再次被强行推到处罚人的位置上。而此时，距左权县检察院对他作出不起诉决定，已过去整整一年。
与刑事案件并行的，还有一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此前，山西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已撤销了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对吕梁市离石区瑞勇建材厂作出的1636万元巨额行政处罚，明确指出“处罚对象主体不明确”“处罚证据不足”。
判决生效后，山西省自然资源厅未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决定，而是在超期一年多后，再次向与案件无关的闫平平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
一起跨越十余年的债权转让与采矿纠纷，历经民事执行、刑事侦查、行政诉讼，最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从吕梁市中院的以物抵债裁定，到山西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再到左权县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司法程序已经多次给出明确结论。然而，行政机关置若罔闻，似乎根本不接受这些结论。
这场拉锯战不仅耗费了当事人巨大的时间与精力，更浪费了宝贵的行政与司法资源。这样的行政乱作为，不仅让当事人无所适从，也给当地的营商环境蒙上了一层阴影——当一个企业家即使在刑事和行政层面均已获得有利司法裁决后，仍无法摆脱无休止的调查与处罚，谁还敢在这片土地上安心投资？
非法采矿罪不起诉：
37天拘留后，检察院认定“证据不足”
2020年8月7日，吕梁市中院的一纸执行裁定，改变了闫平平的人生轨迹。
此前，兴玉建材厂原投资人张新旺欠闫平平1200万元债务，经法院判决确认后一直未履行。法院强制执行期间，张新旺的兴玉建材厂等资产两次拍卖流拍。2020年7月23日，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张新旺将包括兴玉建材厂在内的三个厂子以物抵债给闫平平。
2020年8月7日，吕梁中院作出执行裁定，兴玉建材厂全部资产所有权转移给闫平平之子。2021年1月19日，兴玉建材厂正式变更为瑞勇建材厂，无论法人代表还是股东，闫平平自始至终没有具名。
未更名之前，兴玉建材厂早已停产。石料生产区域至今由张新旺控制，闫平平一方至今未能接手，仅安排人员照看厂内存放的、经判决确认属他所有的石料。2020年10月14日，他阻止了厂内张新旺的工队继续生产。闫平平坚称，他接手后从未进行过任何采矿行为。
一场经由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发起的综合治理风暴，席卷全国采石厂。仅山西吕梁一地，就有五家石料建材被查处。经自然资源部门移送线索，2024年3月5日，警方以涉嫌非法采矿罪对张新旺、闫平平等立案侦查。同年10月14日，这位62岁的老人被刑事拘留。在看守所的37个日夜，他一遍遍地向办案人员解释：我只是个债权人，因为别人欠我钱、法院把厂子判给了我，我怎么就成了非法采矿的罪犯？
2024年11月20日，晋中市检察院经审查，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闫平平作出不批捕决定，他转为取保候审。案件随后被指定左权县检察院办理。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2025年7月23日，左权县检察院作出左检刑不诉〔2025〕21号不起诉决定书。
检察院的认定清晰而有力：“闫平平涉嫌非法采矿罪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闫平平对建材厂的越界开采行为具有主观明知的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作为兴玉建材厂实控人的张新旺，因非法采矿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对闫平平而言，刑事上已经无罪，但事情远未结束。
“民告官”终审胜诉：
省高院指出“处罚对象主体不明确”
早在刑事案件启动之前，行政处罚程序就已经开始了。
2022年12月14日，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对兴玉建材厂越界采矿行为立案调查。次年12月9日，自然资源厅作出晋自然资罚字〔2023〕2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该厂2010年2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越界开采220万余吨，罚没款合计1636万余元。
按照正常的行政流程，山西省自然资源厅作了行政处罚，并向警方移送了线索，工作基本结束。
瑞勇建材厂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24年9月29日，太原市中院作出（2024）晋01行初70号行政判决，撤销了该处罚决定。法院指出：处罚决定认定的2020年10月后至2021年12月期间的违法采矿行为“证据不足”；处罚前告知的违法事实与最终处罚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不符，“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要求”。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不服，上诉至山西省高院。
2024年12月27日，山西省高院作出714号终审判决：兴玉建材厂与瑞勇建材厂“之间不存在企业的合并和分立，二者在交接和变更登记前后不具有隶属关系”；行政处罚决定的对象同时列明两个企业，“但处罚内容又未对两个企业责任承担予以区分，导致处罚对象不明，处罚结果难以执行”。
这份判决同时认为，闫“如有越界采矿行为也应仅限于接手后的经营期间，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将该矿2010年2月至2021年12月越界采矿行为对瑞勇建材厂进行处罚缺乏证据证明”。
最终，山西省高院维持了一审撤销处罚决定的判决，仅将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的期限从30日调整为90日。这一判决于2024年12月27日生效。
从太原中院到山西省高院，两级法院均认定自然资源厅的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一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当事人赢了。
但胜利的果实很快就被消耗——行政机关并没有在判决限定的期限内有所行动。
无视判决、超期执法：
自然资源厅再次“带上”闫平平
山西省高院判决生效后，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被责令在90日内重新作出处罚决定，截止日期为2025年3月31日。
然而，这一期限被轻易突破了。2026年2月26日，山西自然资源厅才姗姗来迟地作出了〔2026〕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2026〕2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此时，距省高院判决规定的最后期限已过去近一年。
更令人费解的，是新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内容。告知书将违法开采总量从220万余吨调整为190万余吨，但将责任切割为两段：2010年2月至2020年5月，张新旺作为投资人期间越界开采157万余吨；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闫平平作为实际控制人期间越界开采32万余吨。告知书决定没收闫平平期间“违法所得”262万余元，并处罚款78万余元，合计340万余元。
然而，山西省高院已经明确指出，闫平平接手后是否实施过越界开采行为“证据不足”；左权县检察院也认定闫平平“主观明知的证据不足”。在刑事和行政司法程序均已作出对闫平平有利认定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厅却再次将这位64岁的老人列为处罚对象，可谓行政乱作为。
在8月7日的听证会召开，闫平平的代理律师指出：勘测报告“技术上无法认定”采矿许可证到期后是否继续开采，却将无法区分归属的开采量全部归入闫平平名下，这明显存在问题；省高院判决生效后，自然资源厅超期一年多才作出新的告知书，构成严重的行政程序违法。
本案的承办者，系山西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局的郭瑾。按其同事的说法，新的行政处罚是在2026年春节前夕起草的，节后上班提交省厅办公会议通过，当时并不掌握检察院对闫平平做出的不起诉决定。新的证据到手，也未直接纠正这一错误，程序上的压力太大。他私下感慨：“这个处罚怕是走不下去！”
对闫平平而言，四年来，他经历了民事执行、刑事拘留、行政诉讼，如今又要面临一笔跟他完全无关的行政处罚。这位老人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院说“证据不足”、法院说“事实不清”，行政机关却还要一次次地找上门来？
当司法判决无法被行政机关尊重和执行，当一位64岁的老人因“证据不足”“主体不清”的案件被反复追责，损害的不仅是个体权益，更是法治的根基与营商环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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