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台共"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始末》（何立波）、《中共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蔡孝乾叛变，导致台湾党组织全军覆没》、《沉默之光：再谈"吴石案"》、《红色女特工朱枫传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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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台北城郊马场町刑场。
这片荒僻的坡地，日据时代就是处决犯人的地方。
当天，宪兵押着四个人走向刑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吴石，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中将陈宝仓，上校副官聂曦。
吴石走得很稳。
临刑前，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两首诗，其中最后两句是："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墨迹未干，就被宪兵取走。
几分钟后，枪声响起，四人倒在血泊之中。
这是国共隐蔽战线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溃败。
从1950年1月到6月，短短半年，整个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地下网络几近覆灭——1800多人被牵连追查，400多名核心成员被逮捕，被押往马场町就义者不计其数。
让这一切发生的关键，是一个叫蔡孝乾的人。
他曾经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是参加过长征的唯一台湾人。
他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有余，与周恩来、罗荣桓、刘伯承等人共事，后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部长。
就是这样资历深厚的老干部，在1950年4月27日被保密局抓获后，用不到一周的时间，把整张情报网拱手交出。
没有人猜到，这个曾经的长征战士，最终的结局会是那个样子。
而就在他一张嘴把名单全部供出的同时，那本该安全撤离的朱枫，那本未曾正式暴露的吴石将军，命运的齿轮已悄然咬合，开始转动，再也停不下来……
【一】从彰化到延安：一个台湾人走上革命路
1908年，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蔡厝。
那时台湾已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超过十年。
蔡孝乾6岁进入彰化公学校，这是专为台湾本岛人子弟设立的学校，课堂上教的"国语"不是汉语，是日语。
每天，学生们要向天皇画像鞠躬行礼，用日文背课文，接受殖民者一整套的文化灌输。就在这种环境里，蔡孝乾度过了少年时代。
1922年公学校毕业后，他留校任代教员一年，随后于1924年春渡海去了上海，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这所学校在当时极为特殊——邓中夏创办社会科学系，瞿秋白、任弼时、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左翼知识分子先后在这里执教，是彼时思想最为激进的学校之一。
蔡孝乾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迅速卷入左翼学生活动。
他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旅沪台湾同乡会，1925年12月参与组建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并被吸收进共青团。
1926年7月，蔡孝乾返台宣传革命，积极推动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化，担任机关报顾问与撰稿人。
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成立大会，蔡孝乾当选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同年8月，日本殖民当局大规模搜捕台共成员，蔡孝乾被迫与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秘密乘船潜逃，经后龙港偷渡至福建漳州，在石码中学和龙溪女中以教书为掩护，蛰伏下来。
1932年4月，林彪率红一军团东征进入漳州。
红军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接见了蔡孝乾，让他进入政治部，主编《红色战士报》，化名"蔡乾"。
进入苏区后，蔡孝乾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接触了周恩来、项英、毛泽民、刘伯承等一大批中共高层领导，也在汀州受到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单独召见。
周恩来交代他翻译了两本日文书，一本关于列宁，一本是日本人著的政治著作。
1934年1月，蔡孝乾作为台湾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蔡孝乾随叶剑英指挥的中央纵队出发，穿过湘江、走过草地、翻越雪山，历尽艰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从此，他成为唯一一位走完中央红军长征全程的台湾籍共产党人。
到达陕北后，蔡孝乾任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前线。
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对敌宣传和心战工作，精通日语的他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太行山前线采访时，曾与他有过接触，记录了他对待汉奸翻译时"言词态度大义凛然"的神态。
1941年10月，蔡孝乾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12月当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常委。
1945年4月至6月，他旁听了中共七大全程。
1949年9月30日，蔡孝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随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从纸面上看，他的履历无懈可击，是党内极少数有长征资历的台湾籍干部，地位既高，信任度也厚。
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份辉煌履历之下，有几条裂缝，早在台湾潜伏的四年间，就已经悄悄扩开了。
【二】台湾省工委的运作与潜在隐患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台湾光复。
中共中央随即在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蔡孝乾担任书记。
当时在延安，有长征资历的台湾籍干部仅他一人，任命他负责台湾工作，是当时能找到的最优选择。
1945年9月，蔡孝乾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三个月，于当年12月抵达江苏淮安，与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以及预定赴台的张志忠等人会合。
1946年2月，他率张志忠等人到上海与华东局地下党汇合。
3月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蔡孝乾出任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长，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
当年4月，张志忠率首批干部先行乘船赴台；7月，蔡孝乾乘船抵台，台工委正式进入实质运作阶段。
蔡孝乾在台的代号是"老郑"，陈泽民代号"老钱"，洪幼樵代号"老刘"，张志忠代号"老吴"，加上华东局另派的福建籍干部林英杰，这五人成为中共在台最核心的领导层。
台工委在台湾的发展相当迅速。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前，台工委已经发展了70多名党员。
到1948年5月，蔡孝乾在香港汇报时报告全台正式党员已达285人。
从1948年5月到1949年4月的一年间，党员数量急剧增加到1300多人，支持并参与活动的群众达到两千人以上。
组织触角从台北延伸到新竹、台南、嘉义、高雄，覆盖工厂、学校、农村，各级工委和支部相继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台工委还将力量渗透进了国民党机关内部。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是通过地下党员吴仲禧介绍，让国民党高层将领吴石开始暗中为地下组织提供情报。
吴石此时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后升任参谋次长，掌握着大量台湾军事机密，是整条情报链上价值最高、也最难以替代的一环。
在这段时间，台工委向中央提交的形势评估越来越乐观。
1949年大陆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部队节节溃败，解放军势如破竹。
台工委认为胜利近在眼前，向中央提出了"攻台建议书"，其中明确提出攻台日期以1950年4月为最适当。
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过度乐观的氛围下，台工委的行事风格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疏于保密。
《光明报》在台北大量散发，革命标语出现在公共场所，组织发展过于急速，入党审查极不严格——这一切，都在悄悄为后来的溃败埋下伏笔。
更大的问题，来自台工委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本人。
从延安到台湾，生活落差之大，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台湾的物质条件远超大陆，街头西餐厅里飘着牛排的香气，咖啡馆坐满了衣着光鲜的中产阶级。
蔡孝乾在延安窑洞里过了多年苦日子，回到台湾，却迅速沉迷于这种生活。
他开始频繁出入高档餐厅，热衷于结交台湾本地的上层工商人士，用组织经费来维持自己越来越讲究的生活方式，累计挪用金额达一万美元以上。
更严重的问题是组织纪律上的松弛。
上级先后派张执一四次秘密巡视台湾地下党工作，发现蔡孝乾与妻妹马雯娟同居，生活奢靡，却百般推脱、不让张执一登门查看。
张执一在1948年夏的香港会议上，向上海局书记刘晓建议扣押蔡孝乾，将其转至解放区处置，但最终没有付诸行动。
1949年，局势已如此危急，蔡孝乾竟还开始向台湾富商炫耀自己的真实身份，声称谁赞助了经费，台湾解放后必予关照。
身为地下党最高负责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保密原则的背叛。
而真正的灾难，离第一次被捕，只剩下不到一年。
【三】"老郑"落网：第一次被捕与出逃
1949年7月，台湾省主席陈诚接到报案：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捡到了一份《光明报》，内容全是宣传解放战争大好形势的文章。
蒋介石得知后震怒，责令保密局限期破案。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迅速介入侦查。
1949年8月14日凌晨3时30分，保密局出动三个行动小组，逮捕了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和大量宣传资料。
此后顺藤摸瓜，钟浩东在审讯中极度疲惫，神志恍惚间说出了一句话："老郑怎么样了？"
这句话引出了另外44名地下党员被捕，也让谷正文开始追查"老郑"这个名字背后的真实身份。
1949年10月，国共两岸隐蔽战线的角力进入关键节点。
金门战役失利、解放军进攻舟山登步岛受挫，使华东局决定加快对台情报工作。
1949年11月27日，华东局特派员朱枫从香港乘"风信子号"海轮抵达台湾基隆港，以探亲为名住进养女陈莲芳家中，随即展开工作。
朱枫按约接头，依次与蔡孝乾和吴石将军会面，在台期间与吴石共进行了7次秘密会晤。
吴石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及各防区《敌我态势图》等绝密情报拍成微缩胶卷，逐批转交朱枫，再由朱枫通过"安福号"海轮上的大副，秘密传递至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
40多天内，朱枫完成了任务，购好了返港船票，托人捎信给上海家人："凤将于月内返里。"
但就在她准备离台的节骨眼上，另一条线出了事。
1950年1月初，保密局特务通过"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支部案的口供，顺着线索一路追踪，在台北泉州街26号的一处住所蹲守已久。
1月29日深夜，一个40多岁的男子悄悄摸黑回到这处地址，随即被特务控制。
这个人报了假名，始终不肯透露真实身份。
谷正文在搜查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时，发现了一本记事本，上面写有一串名单；
更关键的，是在他随身携带的一张面值拾元的新台币钞票背面，写有两个电话号码，
其中一个正是朱枫的联系方式。
此外，记事本上还有三个字——"吴次长"。
在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吴姓只有一人，那就是吴石。
谷正文当时并不完全确定此人身份，但直觉告诉他，此人地位绝非普通成员。
他决定暂时采取软化策略，每天给此人送餐，满足其饮食要求，静待其松动。
关押数日后，此人开口说想吃牛排，并指定要去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
谷正文同意，让人买来。吃完后，此人主动说，愿意带特务去找一个共产党的据点。
特务跟着他走进台北的一处黑暗厂房，就在昏暗之中，此人找准时机，从侧门飞速逃出，消失在夜色里。
"老郑"跑了。
事后通过多方核查，谷正文才确认此人正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
那枚记事本上的"吴次长"三个字，则已让吴石将军的身份隐隐浮出水面。
保密局暂时按兵不动，转而全力追缉蔡孝乾的下落。
【四】第二次落网：一件西装断送了整张情报网
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后逃脱，并没有立刻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崩溃。
他先联系上了台工委山地工委书记简吉，与徐懋德秘密会面，将组织已遭破坏的情况做了交代，让他们尽快联络香港的华东局负责人汇报。
随后，蔡孝乾在同志的掩护下，悄悄转移到嘉义农村地区躲藏下来。
躲在嘉义农村的日子，和他在台北的生活天差地别。
没有西餐厅，没有剧院，没有可以觥筹交错的工商人士，有的只是农村的泥土路和粗茶淡饭。
蔡孝乾在这种生活里撑了将近两个月。
谷正文那边，已经通过多方追查，掌握了蔡孝乾与"老台共"时期的部分关系网络，并从中锁定了他藏身嘉义农村的大致区域。
谷正文派出曾经见过蔡孝乾本人的特务，换上农民服装，分头在嘉义乡间路上盘查可疑人员。
就在这时，蔡孝乾自己送上门来了。
在乡下藏了两个月，他实在抵挡不住对西餐的渴望，穿上了西装，打算到附近集镇的餐馆里去解馋。
乡间小路上，换了农民衣服的特务远远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迎面而来，格外显眼，上前盘查，正是"老郑"。
1950年4月27日，蔡孝乾在嘉义再次被捕。
这一次，他没能撑多久。
根据史料记录，在保密局审讯室里，特务起初仍是恩威并施的策略——施以刑讯，同时满足其生活需求。
关押期间，他始终念叨着马雯娟的名字。
当保密局将已被捕并已自首的马雯娟送进牢房时，蔡孝乾彻底松动。
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让马雯娟留在牢中陪他。
谷正文当场答应。
接下来的一周，蔡孝乾开始大规模供述。
手稿连续不断，谷正文在回忆录里写道，蔡孝乾递交的自白书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
400多名地下党员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一个接一个被写进那叠白纸里。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的名字，也在那叠白纸里。
1950年5月14日，台湾《中央日报》刊出了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联名的《告全省中共党员书》，号召仍在地下活动的成员立即自首。
6月1日，蔡孝乾亲自在《中央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以台工委书记的名义，向全台湾的地下党员发出劝降。
这一广播，对整个隐蔽战线造成了毁灭性的心理冲击，大批成员在震惊与迷茫中选择了自首。
而此时，那位每周按时赴约的"陈太太"——朱枫，已经在浙江定海的舟山群岛上等待了数月。
当吴石签下那张特别通行证让朱枫撤往舟山时，他自己的身份也同时暴露。
1950年3月1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吴石。
1950年6月10日，马场町枪声响过，四人就义，场面惨烈。
而此刻，台北某处办公室里，那个亲手将这一切引发出来的蔡孝乾，正以"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的新身份，坐在桌前整理档案。
他活下来了。
可等待他的，究竟是真正的平安，还是另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那个答案，远比任何人设想的都要意外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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