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抗日战争最后一年的春天，胜利的前夕，敌人最末一次的进攻……我也遭遇了战争中常见的悲惨命运。
在千万死伤流亡的人群里，我的命运，只是大海中的一点泡沫而已，本不足珍视；不过当性命从生死的边缘挣扎到生之路上，一切衣物书籍完全损失之后，一小本铅笔写的日记，很幸运地没有丢掉，也是一种奇迹。
——李永刚：《虎口余生录》小序
父亲的这本日记，原来是他随身带的日记，在抗战逃难时用铅笔写成，随逃随记，是一种实时性的记录，弥足珍贵，可惜后来遗失了。抗战胜利后他用毛笔重新抄写，这个手抄本父亲一直珍藏着，随身带到台湾，终于在多年后出版，命名为《虎口余生录》。1995年父亲过世后，我和妹妹回台北奔丧，发现父亲到台湾后的全部日记，还有这个手抄本，于是我把它们全数带回美国，另有一本《虎口余生录》的印刷版和父亲的少量文章，留作纪念。
近来搬家，这个手抄本和印刷版不翼而飞，令我十分懊恼，好在我的研究助理在香港的一家大学图书馆中找到一册印刷版，影印了下来。印刷版制作得不错，内有大量照片，还有父亲特别画的逃难路线地图，可以说是历史学家的“一手资料”。对我而言，这个“文本”又带我重回历史现场——河南西部山区，时当1945年春天，抗战胜利的前夕。那年我六岁，我的童年记忆也从那一年开始。在此之前我还是一个多病的孩童，自我知觉（self-consciousness）是模糊的。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把我震醒了，我最早的完整记忆就是从全家逃难的那一刻开始。
李欧梵
战时日记与记忆蒙太奇
我生于民国二十八（1939）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还不到两年。抗战的逃难岁月永远铭记于父母亲那一代人的心灵里。我生不逢时，用母亲的话说，从生下来就没有过过好日子。一个六岁大的孩子有知觉，但是不可能有完整的回忆，我只能把父母亲后来告诉我和妹妹的回忆串联起来，变成下面的故事。
父亲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就回到河南，在一所师范学校教书，把母亲周瑗从江苏接到河南，这样才可以继续培养情愫。两人都在信阳师范任教，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学校迁到河南西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名叫师岗。1938年在那里结婚，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日军飞机突然来袭。他们结婚第二年，我就诞生了。父母亲为我用第一人称写日记，第一句是：“今天我诞生了。”这本日记早已丢失，也不知道写了多久。
母亲是音乐老师，常抱着我去上课。据她的回忆，她在课堂上把我放在一个小凳子上，围在四周的是一群信阳师范的学生，大家练习唱歌。那个时候我大概两三岁吧，母亲说我很乖，一点也不害羞，而且还指手画脚。这也许是我最早的音乐记忆，但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母亲说出来的。她们唱的是什么？母亲说是抗战歌曲，她们师生练习唱歌的目的是为抗敌做宣传。有时候母亲带着一批学生出去唱歌宣传，她主唱（solo），学生合唱（chorus），母亲用形象的语言说：“这是我们的大飞机和小飞机一起出征，打日本鬼子！”母亲事后说，我儿时的游戏就是扮演大飞机和小飞机。最早的回忆中还有一个模糊的视觉断片：在乡下街道上乱跑的野狗，有一条可能是疯狗，它咬我妈妈，妈妈抱着我摔倒在地上，把我吓得大哭。所以我一直怕狗也不喜欢狗，直到近几年态度才开始转变。另一个相关的惊恐意象是一个躲在树丛里的疯子，他的眼睛是红的。还有一个意象是一双外国人的蓝眼睛，她到我家里来，我吓坏了，问母亲：她是谁？母亲多年后告诉我：她是一个挪威的传教士，是母亲的朋友……回忆是不可靠的，它更像是下意识制造出来的蒙太奇镜头（montage），也许有一天我可以拍一部童年回忆的实验电影。
母亲还说，我生下来就交给奶妈带，却被这个乡下来的农妇惯坏了，每天抱着我，所以身体反而孱弱。1942年妹妹出世，是双胞胎，父亲亲自接生的，因为助产婆临时脱逃，到别人家接生去了。弟弟活了不到两岁，我对他没有什么记忆，现在想来，他至少免受很多苦。当年大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吃苦”：孩子们必须学会吃苦，然后才能“受活”！
我最初有自觉性的记忆是1945年3月举家随着全校两百多名师生到陕西的大逃亡——也就是父亲日记《虎口余生录》的开始。当时我害了严重的伤寒病，几乎送命，父母为了照顾我，只好离开他们的大家庭——信阳师范的师生，和几位自愿留下来的同事及他们的家人结伴漫行。日本军队在后面追赶，几家人从一个村庄逃到另一个村落，我们还一度几乎在一个小村子里被日军所捕获，九死一生。所以父亲的这本日记名叫“虎口余生录”。
这里要再次请出我的对话者。
问：这次重看你父亲的日记，有什么新的感触吗？
答：感觉很不同。以前看，关心的是情节，像看小说一样，也注意到父亲主观的感受，特别是他自己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把家人都抛弃，独自翻山越岭逃走，但心中更挂念家人的那一段。此次阅读，我重温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戏”，但更注重事件的背景和历史。原来这本日记所记载的日期不到三个月，从1945年3月26日至6月11日。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时间长得多，好像是一年以上，而路程遥远，经过豫西的无数个城镇，翻山越岭（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秦岭高峰），最后到了陕西。父亲在出版时还特别画了一张地图，布满了小城小镇的名字。我的另外一个体悟是日记里面提到的人物众多，到处碰到朋友和熟人，也有不少陌生人来帮忙协助。逃亡时父亲先打听敌人是否打来了，然后问路和借宿，不论是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都愿意招待，这些细节织造出一幅幅极有人情味的画面。令我最感动的是和乡下农民借宿的段落，时间是1945年4月11日和12日。前一晚，四个自师岗逃难出来的“小知识分子”到一个农家借宿，简单几句话，站在门口的老人就答应了。第二天他们又翻山越岭，到另一个村子，叫胡家台子，“一位老人招呼我们，为我们做早饭，尽其所有，做了一顿山里最好的饭，包谷糁、红薯干、面条煮在一起，但是没有盐”。临行时给他钱，他无论如何不要。这位李奎娃先生的朴诚忠厚，令父亲万分感动，一辈子记着他的好意。父亲把这个农人的名字写了下来，也为这一段邂逅留下一个文字记录。此次重读，我颇有感慨，这才是值得歌颂的中国农民固有的美德。
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命题就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它是五四新文学的主题，也是左翼文学的主要内容，然而真正的情况又是如何？从父亲的日记中我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农民的确是朴实的，但农民的生活世界和知识分子的世界还是相隔得很远。战争和逃亡使得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接触农民，然而住了一夜又走了。逃亡的知识分子走了，农民依然过着他们自己的平常日子。在父亲的日记中，从没有记载农民随着知识分子逃亡的事，也没有逃亡的知识分子想在农村安家落户。当年河南西部山区是一个很贫困而落后的地方，然而自成一个世界。中央政府的权力似乎还没有达到这里，这块地方是“自治”的。我依稀记得逃难时经过一个乡村，日本人要打来了，国军（事后听说是胡宗南的部队）溜得无影无踪，只有几个“地方自卫队”的战士，挖起战壕、架起机关枪准备抵抗。这是不是我幼年的一个幻象？四十多年后，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有一个同事和好友艾恺（Guy Alitto），他在写完关于梁漱溟的那本名著《最后一个儒家》后，开始对河南西部乡村的地方自治现象感兴趣，竟然到台湾去访问我父亲好几次，但他的研究一直没有出版，十分可惜。据他告诉我，这个地方自成一体，不受中央统治，但治安非常好，可以夜不闭户。这一个民间传统的历史悠久，可能源自清朝的地方“团练”，也就是过世几年的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早期研究的题目。
问：这一段故事，后辈听来惊心动魄，犹如天方夜谭，你还有什么印象？
答：儿时的印象都是一些碎片，连不起来的，反而逃难的片段印象较多，可以连成一个故事。我试图用父亲的日记作为连线，一方面是想重温这一段家史，另一方面也是想唤起并验证我自己的儿时回忆，因为这一年我六岁，开始有“自觉”了，脑子里保存了一点印象。我以前说过：战争和流亡让我早熟，思想开窍得比别人可能早了一两年。阅读父亲的日记，也让我记起不少断断续续的细节，例如和我们一起逃难的父亲同事丁先生的一家人，丁家的女儿就是我的玩伴，后来听说她死了。另一个印象是避开日本追兵之后，我们开始长途跋涉，从河南山区经过无数小镇，最后翻过秦岭到了陕西。那一段旅程，也就是父亲日记的后半部分，从4月13日至6月10日，大概也只有两个月，但这两个月应该是我从“半自觉”到“全自觉”的关键时刻！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天，从山顶看到一望无垠的大平原，简直是开心死了。父亲在日记中说这是他回归祖国、回归自由的一刻，我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因为生在山区，从来没有看过平原！
自由的代价就是受难。父亲日记的后半部叙述的全是爬山涉水的过程，“死亡在后面，生命在前面：‘天无绝人之路’”，然而路途遥远，眼看钱已不多，于是到处求人帮助，似乎到处都找到朋友，有时候陌生人也变成了熟人，友情的温暖，成为日记的一大主题。但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也可以想见父母亲卑躬屈膝的样子。父亲随身带的一把小提琴，乡下人以为是机关枪，他只好当场演奏一曲，真可谓对牛弹琴！后来父亲还是把小提琴丢在当地的一家人家里，还有一把防身的左轮手枪也丢了，以免引起怀疑。作为一个小孩子，我变得出奇地乖，好几个月没有肉吃，也不吵闹。母亲不忍心看我可怜的样子，为我买了一个夹肉的烧饼吃，还要我不要告诉妹妹，因为没有买给她，这都是母亲事后跟我说的。父亲日记中另一个小标题就是“贫病相连”，记载5月间在豫陕边境折腾的事。眼看钱要花光了，终于在5月底得到校方的信：已经迁至陕西武功，汇旅费五万元，要他们立刻归队。于是5月29日出发，踏上最后一段旅程，翻越秦岭的顶峰，终于看到了平原，似乎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的知觉细胞全部开始运作了。6月10日到了西安，次日夜里坐火车到目的地武功。我记得这最后一段旅程，因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还记得深夜火车“闯关”，偷偷闯过日军防线的惊险镜头，但是这一段记忆，父亲的日记中反而没有记载，难道是我在做梦？父亲的日记也到此结束。最后两段是这么写的：
像是做了个漫长的噩梦，经过了拼命的挣扎，梦不久就要醒了，然而，几乎不能苏醒的余悸，还留在心头！
现实就在眼前，并不是梦呵！看见孩子们饥黄的面容，褴褛的衣着，遥念还需要面对穷困挣扎的未来岁月，不禁惘然！
问：1945年是抗战的最后一年，离胜利不远了，你们一家不幸卷入这场战争，最后这几个月，终于让你体会到战争的滋味……
答：也就是我父亲日记所说的“赌上了命运”，用生命换来的实际经验。他在《虎口余生录》的小序中是这样写的：“在千万死伤流亡的人群里，我的命运，只是大海中的一点泡沫而已，本不足珍视；不过当性命从生死的边缘挣扎到生之路上，一切衣物书籍完全损失之后，一小本铅笔写的日记，很幸运地没有丢掉，也是一种奇迹。因此，我很珍爱它，决定整理抄写出来，以作纪念。”我再三阅读这段话，感受到一种反讽的滋味：一家人从生死的关头挣扎出来之后，所有的个人财物（personal belongings）都遗失了，却剩下一本日记——一个记载生命体验的“文本”。我轻轻抚摸着这个手抄本，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偶尔也会想到：那个时候我在哪儿？
在4月11日的日记中，父亲写他在日军追击之下落荒而逃进山里，我忍不住又要抄下这一段：
仓皇地没有来得及找路就向屋后的山上爬，所爬的山坡极难走，我跑了几步，看见妻抱着幼儿美梵爬不上来，连忙把幼女接抱过来继续向上走了几步，一声凄厉的喊叫，使我们停下来。
“妈！妈！……”欧儿哭着喊。
在生死的关头，人本能地趋于自求生存的自私，我已没有力量再去拯救他，又想到敌人对小孩子或许不会怎么样……就命女仆高嫂照护他不必再逃。
父亲不但“忍心地‘遗弃’了欧儿”，也不顾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高嫂抱着我混进村里的农民群中，“欧儿没有走，虽然碰到敌人，因为借了乡人小孩的衣服穿上”。我冒充农家孩子，穿上借来的衣服，很肮脏，上面爬满蚤子，咬得我浑身发痒，和农妇及其他孩子坐在门外。一队日本兵经过，穿的好像是黄色的制服。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和日本兵面对面。
问：这一段经验像是一部影片的高潮，连分镜的镜头都写出来了。后来呢？
答：下面的情节更惊心动魄：母亲也跑不动了，父亲把母亲和妹妹留在一条深约二尺的山沟里，他的另一位同事也把妻儿同样安置，两个男人翻一个山头逃走，“几十声枪响，断续地掠过头顶，我感到一阵寒栗自脊背而下……‘有人遇到不幸了！’”父亲躲在山洞里，在日记本上写着：
离开妻儿们已两三小时，不知道她们安全否？刚才的枪声——我欲哭哭不出来，我会重见她们吗？生命系于一发，它随时可断呵！
她们如果遇到不幸，我的一切都完了，我会傻，会疯，也许会死！死，多么可怕的字！
最后这几句，我在那篇序文中也曾引用过。
问：许倬云先生的回忆录《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八十回顾》中也提到抗战时期的回忆，他幼年时期有一次在四川万县和重庆看到日本飞机轰炸后的惨象，简直是人间地狱。他说多年后讲起这些回忆他还会哭，不仅是痛心地哭，有时候还是恐惧地哭，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如此。“教我怎么能不恨日本人！”这句话在书中他说了不止一次。
答：许先生是我的学长，我对他十分尊敬。他的回忆录，我近来才看，发现我们的经历竟然有不少相似之处，虽然我们的年纪相差九岁。他对抗战时期的一些感受，也和我父亲的日记颇有共鸣。家父过世时大家送给他一个挽联——“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倒是很契合他晚年的性格。然而，他什么都能容，就是容不下日本，和许先生一样——“教我怎么能不恨日本人！”他恨日本恨了一辈子，连我在美国买了一辆日本车也不敢告诉他！他们那一代人所受的创伤太深了。然而至今我还没有读过一本书，把抗战的这种集体受难和创伤的心理描绘出来，并做分析，像犹太人书写他们的“大屠杀”（Holocaust）一样。
问：《虎口余生录》里面好像没有提到日本飞机轰炸？
答：不错，父母亲只提过结婚那一天日军飞机在天上飞过，但没有丢炸弹，显然目的地不是乡村。
问：许先生也说，“小孩子很欢迎他们，他们还拿糖果给小孩子吃，这都是骗人的伎俩！”
答：当然是宣传，不过也确有其事。但小孩子那么小，哪里懂事？谈何欢迎？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日本侵略者横扫农村，留给农民的印象是什么？我问过父母亲类似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日本兵到处抢劫粮食，特别是村民所养的鸡。农民会不恨日本人吗？我记得做研究生的时候看过一本书，作者是一位名学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他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农民本来未必有现代的民族国家概念，日本侵略倒使得农民更为爱国。詹隼用了日本人的档案，并和南斯拉夫的情况做比较。我很想重读一遍，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和我的家史相关的微妙问题：为什么父亲从来没有提起游击队？他的朋友圈中有没有地下党员？父亲的日记里从来没有提到共产党，也没有提到国民党，多年后我才知道他是国民党员。如果学校里有地下党员的话，可能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时期的现象。当时父亲担任信阳师范的代理校长，听说国民党当局要抓一对孪生兄弟，便通知了他们——陈佑华（也就是后来的白桦）和陈佐华，连夜放他们逃走了。这段故事绝对是事实，因为多年后白桦在上海和我讲过好几次。在父亲的日记所展现的颠沛流离的世界里，似乎没有国共对立这回事，甚至日记中逃难到陕西的那一段，也只提到一个在陕西边境的游击队，但是否属于延安，恐怕连他也搞不清，因为当时国共联合抗日。
问：你似乎觉得在抗战期间，本地农民和逃难的知识分子对于日本侵略的反应仍然有所不同？
答：有一个基本原因：日军对待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知道宣扬抗日的是知识分子，因此对他们更加残暴。《虎口余生录》4月11日那一天的日记中，为什么父亲丢下妻子和儿女，翻山越岭，落荒而逃？他大概是想把妻女藏在山沟里。日军对待农民是一回事，对待知识分子是另一回事，否则为什么在同一年日本警察在印尼把郁达夫处决？当然我父亲没有郁达夫那么有名。名人和大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名人之外还有无数的“小知识分子”，这些小知识分子似乎在一般历史的“大叙述”之中消失了，被人遗忘了。他们大多是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教师与学生，至少有几百万吧，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城市或更小的乡村。至少在落后地区如河南，这类师范学校就是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教师们都具备一种启蒙的使命。
抗日战争也把他们的命运和中国的农民连在一起，这是另外一个大题目——“到民间去”。除此之外，师范学校这个教育制度在民国时代所扮演的启蒙教育角色也值得研究，从丰子恺的浙江第一师范，到我父亲读过的河南第一师范，都有音乐课，而我父母亲一辈子似乎都和师范学校结了缘。母亲常说：从河南的信阳师范到台湾的新竹师范，一教就是几十年。这一个小知识分子集体逃难的过程，当然比不上西南联大具有“史诗”性的地位，但也构成一种文化现象。我的父母亲不能算是大学者，只能算是“小知识分子”，他们为民国的教育贡献了一己的心力，希望将来有学者为这些小知识分子写一个集体传记。
问：你是否可以先理出一个集体传记的轮廓？
答：记得小时候看过信阳师范学生演的一部话剧《万世师表》，颇受感动，也许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我父亲的日记这个小“文本”来窥测，我的初步印象是：他们的思想模式、生活方式、待人处世的态度，甚至习惯和爱好，都是一样的。这些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密切，情同手足，完全是一个大家庭。父亲对他的同事一贯称兄道弟，日记里一大堆名字前面都有个“兄”字，而且名字大多是“号”，譬如父亲的同事称他“影桦”，这是他的号，没有人叫他“永刚”；母亲原名周瑗，但父亲和同事们都叫她“景蘧”。这一个团体，绝对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据父母亲告诉我：逃难行军时，教师走在前面，男学生走在四周和后面，保护走在中间的女学生，所有的家眷殿后，另有专人照顾。有的教师还带枪，父亲就有一把左轮手枪。平日全体师生都住在宿舍里，因此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和母亲的女学生一起，听母亲教她们唱抗战歌曲。老师和学生穿的制服当然很朴素，照片上父亲穿的是中山装，和母亲的结婚照片上穿的倒是西装。
内战时期的历史景观
问：抗战绝对是一个中国现代史的分水岭。如果没有日本侵略的话，中国会是怎样？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我越来越觉得，如果日本没有侵华，中国的面貌可能有所不同，而中国现代文化和学术又会有新的面向，至少五四一代人所开辟的思想领域会在这个后五四时期得到深化，“启蒙”的知识成果也会更丰盛。然而，即便如此，我浏览《民国丛书》（共数百本）后的总体印象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学术和文化成绩依然十分可观，令人佩服。至于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那是另一个大题目，值得学者继续研究。
问：其实《虎口余生录》就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报告文学”作品，甚至比一般报告文学更真实感人。我们看到的版本中，令尊又加上了几篇“后记”文章，还有附录，把书中提到的数十个人物一一介绍，让他们在这个小小的历史文本中留名。可以说这些都是你所称的“小知识分子”。这些人后来的命运如何？抗战胜利后的情况怎样？我们从左翼电影——如《乌鸦与麻雀》（1949）——看到的是乱成一团：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贪污腐败，祸国殃民，再加上通货膨胀，学生上街“反饥饿”游行抗议，于是国共内战爆发。你的父母亲怎么应付这个形势？
答：这是另一个历史的大题目。《虎口余生录》的后记中有一篇文章，描写信阳师范的师生如何从陕西大庄的临时校址回到河南信阳，也是长途跋涉，坐陇海铁路的火车到郑州，然后步行到信阳。
问：你对这一段经验有回忆吗？
答：回忆不多，而且很模糊，也记不得坐火车的事。反而记得在陕西大庄的片段情景，真可说是满目疮痍！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正式投降，但我还记得每天看到天上的大批美国飞机，各种类型，有大有小，特别醒目的是一种俗名“黑寡妇”的轰炸机。不知道你看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太阳帝国》没有？里面就有一场戏：那个小孩子仰望天空，看到满天都是飞机，兴奋得不得了。我回忆中的场景，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点回忆是母亲时常提醒才记得的：我那个时候很顽皮，和几个邻居孩子组织了一个“打狗队”，专门打野狗！还依稀记得满街都是美国兵遗留下来的食物罐头，我们捡回来吃，有一种“克宁牛奶”（Klim Milk）的奶粉罐头，很有营养，我小时候喝多了，到现在反而不喜欢牛奶。地上还有丢弃的汽油罐，容易着火，非常危险。这些零碎的影像，有点超现实，像是梦呓。我好久没有回忆这一段生活了……
问：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感觉？
答：那是一片穷困的场景，那时候我们小孩子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也成了满目疮痍的一景。也许将来会有一个像斯皮尔伯格或波兰斯基那样的导演，把这段场景拍出来。事隔七十多年，我只记得这些“镜头”了，我的回忆没有叙事的连续性，其实写回忆录的目的只不过是把故事勉强连接起来，这是不真实的。而说故事的人如今都已经过世了，连我这个六岁大的小孩子如今也成了八十岁老人了。
问：能否继续谈谈后来的经验？怎么从河南到台湾的？
答：这就牵涉到国共内战的历史背景。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没有直接卷入内战，然而战争的阴影仍然跟着我们。从抗战到内战，中间太平的日子也不过两三年。大概在1946年，母亲带我和妹妹到江苏镇江投靠她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而母亲自己在南京找到一个教职。父亲在信阳走不开，因为他是信阳师范的代理校长，职务在身。那一段时间反而带给我幼年最快乐的回忆，回忆的高潮应该是1946年暑假，母亲把我接到南京（妹妹还留在镇江），父亲从信阳赶到南京和我们重聚，心情也特别好。父母带我到南京的新街口、夫子庙、中山陵等名胜游玩，还为我买了浅蓝色的新衣服（有一张照片，可惜找不到了）。我只记得坐三轮车，到新街口买小吃，到中山陵瞻仰孙中山的墓碑，它在一个小山顶上，要爬很多石阶，我一口气跑了上去。记忆中最温馨的经验，是到一家公园里面的电影院看一部儿童电影《鹿苑长春》，主角是一只鹿——名字叫“旗儿”，我看得津津有味，因为电影院设有同声翻译，用耳机（当时名叫“译意风”［earphones］）听，至今还记得。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南京的文化水平真不低，上海更不用说。相较之下，河南的乡村实在落后，俨然是另一个世界。
我对于河南老家（太康县朱口镇）的祖父母的回忆不多，因为总共只在战后回老家过年住了一个礼拜。当然，爷爷奶奶高兴得很。我只记得坐平时用来载庄稼的马车，到附近亲戚家拜年。外公对我的影响反而更大，抗战胜利后，我和妹妹在镇江的外公外婆家住了将近一年，几乎每天都听到外公吟诗弄词。外公是一个苏州才子，虽然来自苏北，但一口苏州口音，跟我和妹妹讲了很多才子佳人的故事，例如唐伯虎点秋香，用诗词和谜语互相调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如今阅读晚清通俗小说时，还会想到外公。我的文学细胞说不定就是外公培养出来的，记得刚到镇江的时候，外公就要我作文，记述坐一艘招商局的轮船从武汉到镇江的旅行经验。这是我一生的第一篇文章！从河南到江苏，就是从北部到南部，说话的口音完全不同。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土孩子，说的是河南话（现在全不记得了），在镇江的小学受学生讥笑和欺负，我只好撒谎说自己来自江苏的徐州，因为徐州话很像北方话。我怎么记得这些语言上的细节？也许是因为我自幼对语言就很敏感吧。
问：后来呢？你们到了哪里？
答：“后来”是一个典型的叙事连接词，而且有时间先后的顺序。我说过，我的故事是不连接的，我对于chronology（叙事的前后次序）毫无兴趣，也记不清了。外公在上海一家银行有一个闲差事，也不知何时他到了上海，住在一家小旅馆，名叫“中国饭店”。当时局势已经很紧张，于是母亲又带我和妹妹从镇江到武汉，再转乘淮南煤矿公司的火车到上海。那时已经买不到普通车票，需要拉关系，找到一个远房亲戚，在公司做事，我们假冒是公司职员的直系亲属，才弄到这列专车的车票。记得火车内外都扒满了人，我们三人坐在车厢里，心情很紧张，生怕被发现。座位对面的一个陌生男子和母亲搭讪，说她这两个孩子多么乖，母亲唯唯诺诺，怕得罪他，但更怕他居心不轨。这一段经验有点像张恨水的小说《平沪通车》的情节，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女骗子，在火车上把男主人公的钱财骗了，溜之大吉。我母亲虽然假冒身份，但没有骗人骗财。晚上到了上海车站，那位陌生人一路送我们到外公住的旅店。那一晚我生平第一次在上海看到电灯和电车！谁会想到这个土孩子后来竟然写了一本《上海摩登》！为了纪念这段回忆，我特别在书中序言里提到在上海买包子的趣事：外公叫我到附近街边买包子，回来的时候我被旅馆的旋转门夹住耳朵，包子也不翼而飞，不知去向了，当然被饭店前的黄包车夫拿走了。我故意用这个小插曲来描述都市“现代性”对一个乡下孩子的刺激，所谓“the shock of the modern”！活像一幕卓别林或哈罗德·劳埃德主演的默片场景。记得在哈佛有一次见到英文系的名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他还对我说看过书中序言的这一段，而且印象深刻！
问：后来你们全家去了福州？
答：不错，父亲在中央大学音乐系的老师唐学咏先生请父亲到福建音专做教授，于是我们全家四口就从上海坐船到福州。如果用电影剪辑的手法，就可以用海水的意象“溶入／溶出”（dissolve），换一个新的镜头：我们坐在从上海到福州的大轮船上，看到福州码头了……很多西方作家写上海的时候，都用类似的场景，但我对上海的都市风景（包括街道和码头）无甚印象，在上海住了多久也不记得了，大概因为年纪太小，很少出门。反而对福州有点印象，因为在福州住了整整一年，也第一次迷上了古典音乐。
在福州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很幸福的，因为父亲找到了最适合他本行的工作，在福建音专教书，结交了另一批音乐界的同行朋友。关于这一段，父亲写了一篇长文，《仓前山上弦歌声——抗战胜利后的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收集在他唯一的那本关于音乐的散文集《无音的乐》中，书名出自徐志摩的一句话：文学的文字如诗歌是“无音的乐”。对我来说，这个回忆资料弥足珍贵，因为它为我的音乐家庭提供了一个教育背景信息，可惜我无暇对福建音专的历史做任何研究。
那时候我已经八九岁，非但有记忆力而且有领悟力了。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的音乐会，是在福州仓前山的一个美国教授家的客厅，节目是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演出的是木偶戏，耳听的是这部歌剧的唱片。这也是我第一次自觉地聆听西洋音乐。父亲写得很清楚：那天是1949年2月24日，不到半年后我们全家就去了台湾。试想父亲当时心里是什么滋味？当时的仓前山和厦门的鼓浪屿一样，充满洋味，因为住了不少外国人，都是福建音专的老师。父亲在文章里不厌其详地介绍，特别提到一位美国钢琴家，名叫福路（Albert Faurot），他是一个传教士，曾和一位声乐家富尔顿（Frances Spark Fulton）开了一场美国音乐的音乐会，父亲把节目全部抄在文中，仿佛就是为了给台湾的音乐同行看，可惜后世人只有像我这种乐迷儿子才会注意。我对福路先生还有依稀的印象，他后来去了菲律宾，在西利曼大学任教。我在网上竟然查到他的资料。
福州的这个特殊环境，开启了我心灵的一扇门，像另一部歌剧《蓝胡子的城堡》一样，但门里藏的不是被谋杀的前任夫人，而是听不完的古典音乐。多年以来我不断地买古典音乐的唱片，变成了一个超级乐迷。音乐陪伴了我的大半辈子，直到现今。
问：你说的真像是一个童话。
答：儿时回忆大多如此，当然事后当事人也加油加醋地渲染。我说过自己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快乐童年，音乐是唯一的例外。它是一丹妙药，挽救了我的灵魂，甚至振奋了我的精神。至今我对《波希米亚人》这部歌剧中的一首歌曲念念不忘——《冰凉的小手》，是剧中主角诗人鲁道夫向女主角咪咪示爱的主题歌，和诗人同住的室友个个都是穷光蛋，也都是画家和哲学家。他们在巴黎屋檐下谋生活，但依然乐在其中。中国著名的电影经典《风云儿女》（编剧是田汉）的前半部就是改编自《波希米亚人》，到了片尾，这些人才投笔从戎，奋身加入抗日的行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首电影插曲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问：你就在这个时候学小提琴？
答：不错，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父亲。我练习得不够勤，学了几首小曲，记得有一首叫作“Souvenir”（《纪念》），如今我的演奏生涯真的成纪念了。
（本文摘自李欧梵著《我的二十世纪：李欧梵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26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李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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