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一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赶往汤钊猷先生位于中山医院的办公室，请他为在本届上海书展首发的新书签书。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院士进来问候，并当场为汤先生复查了腿肿，腿肿的症状已缓解。8月15日下午，在书展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的中心活动区举办《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新书发布会。
汤钊猷先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亚临床肝癌”治疗开拓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2026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行医七十余年，深耕肝癌临床科研，潜心育人。张力奋采访、撰述的这部口述史，以汤钊猷的医者人生见证了共和国时期的上海医学变迁。汤钊猷先生失而复得的第一部医学科普书稿，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将作为附录首次面世。
汤钊猷院士祝贺张力奋新书在自己96岁时完成
本期的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与新书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展开对话，请他分享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陆续用了四年完成这部口述史
Q新闻晨报：张老师，首先祝贺新书《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出版，作为新闻学教授，您怎么会与汤钊猷院士结缘的？
A张力奋：缘于我一位美国朋友，现居纽约的著名医学记者Randy。她父亲曾是美国癌症学会主席、知名病理学家，因汤医生1979年在美国获“金牌奖”而相识，他个人对汤医生很推崇。每次见面，Randy总要跟我提及Dr Tang，称他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提醒我回上海一定要认识汤医生。2016年我回复旦执教，就联系上了。
Q新闻晨报：在您看来，给汤钊猷院士做的口述传记和之前带领学生做的田野调查有什么不同？
A张力奋：没什么大的不同。都是对历史与记忆的“考古”，即挖掘、整理与核实。当然这部口述史对我最难，一来我对医学属于外行，二来我天性对医学很敏感，特别怕癌症和动刀的外科，心里有忌讳，曾想过放弃这个项目。
Q新闻晨报：汤钊猷院士今年96岁了，您之前曾提到“他的口述传记，我做得慢，前后三年”，用三年多的时间做口述史有没有超出您最初的计划时间计划表？
A张力奋：我原计划两年左右完成初稿。因为对部分访谈不满意，旁征材料又难找，加上要上课带学生，陆续用了四年，让汤医生等到96岁。我做事慢，又不太肯将就，只能慢慢磨，补充访谈，查资料，一点点完成拼图。今年我放下其他事，发誓必须完成这件事。
汤医生保存的书面资料，使我得以还重构记忆
Q新闻晨报：口述史作为一种学术工具，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那么在本书的撰写过程当中，您如何去克服口述的局限性？
A张力奋：口述史的长处，它是亲历者最原始的记忆，是相关历史的原本与金矿，无人可替代。但记忆的短处是它很不可靠，我们只选择记忆想记住的那些东西或“版本”，它也会随年龄衰退。遗忘更是人类的天性。若没有旁证记录，我们甚至会否认生命中曾发生的“事件”。
Q新闻晨报：从作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做口述传记最重要的是什么？汤钊猷院士保存的资料非常齐全，井井有条，还有他自己设计的手术工具，这些对您做口述史是否提供了帮助？
A张力奋：做口述传记，第一手资料当然是越多越好。汤医生不是最容易采访的人。他在医学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专注与纯粹，他把医学之外的噪音与干扰都挡在外面，这意味着“记忆的失落”，对很多重要历史节点，他的回答通常寥寥数语，“没印象”“记不住了”，“没记下来”，比如有里程碑意义的1976年。但汤医生保存的书面资料救了我，特别是卡片、老照片、个人档案，使我得以还原或重构记忆。
Q新闻晨报：汤钊猷院士办公室有一台早年用的IBM电脑，为什么说这台电脑是重要“文物”呢？您真的有从这台电脑当中挖到了什么宝吗？
A张力奋：这是一件应该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主要是其断代的象征意义。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个人电脑之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重新打开国门，把这台电脑带进中国，也很体现汤医生的性格——贯穿其一生的好奇心。
Q新闻晨报：为了做口述史背景研究，您陆续购买了早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教科书、论文、报纸、期刊、剪报以及老照片，这些资料给口述史带来哪些帮助？
A张力奋：口述传记作者，就像一位厨师，必须有一个厨房，里面得有各种食材、作料，加上用途各异的饮具。这些购回的资料，一是为弥补我的知识不足，二是为旁征核实，三是为发现记忆盲点，最后是为我重构记忆营造一个历史氛围。写作时，我希望被这些陈年旧物包围起来，想象自己就是隐身的汤钊猷。
Q新闻晨报：通过这本口述史，读者朋友能否看到汤钊猷院士完整的一面？
A张力奋：应该是。汤医生虽性情温和，内心却很有定见。他比较寡言，但也说过许多“不中听”的话，比如对当下的医学院教育、过度治疗，对中医传统及哲学思考的忽视，西医体系的“西风烈”，包括他本人被误诊的经历。书中有他的坚持，也有失望、无奈，但他选择放下，做最重要的事，即肝癌治疗。
Q新闻晨报：新书在上海书展首发，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这三年您做汤钊猷院士的口述传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A张力奋：一段寻找记忆的旅程。我很欣慰，汤医生的记忆留下来了。他是一个应该让历史记住的人。我只是个记忆的摆渡人。
为了这本书，做了20次较系统的深度访谈，文字实录近50万字，最后成稿的文本仅为四分之一（12万多字）。我特别满足的一件事，是本书收录了汤医生失而复得的第一部书稿，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整整六年。这是部医学科普著作，难以想象在当时资讯封闭的特殊年代，汤医生硬是靠国门缝隙里挤进来的点滴信息，写成此书。最近他重读六十年前的手稿，很感慨，说他现在肯定写不出来了，且没有什么要修订的。
Q新闻晨报：听说汤钊猷院士这两天在为书展即将发售的新书签名，他一共签了多少本新书？
A张力奋：本周三（8月12日），新书刚刚出笼。汤医生和我一起签了新拿到的100册。三年多的辛苦，他看到书也很兴奋，签名时笔力也很有劲道，毕竟96岁高龄了，近期身体有点累，就不去上海书展“轧闹猛”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去读他的书，无论同辈，还是年轻人。他该说的话，都在书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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