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APEC 会议将落地深圳。四十多年前，这座城市还只是南海沿岸的边陲小渔村，如今已然成长为比肩北京、上海的国家级对外开放窗口。1980 年，深圳 GDP 仅有 2.7 亿元，金融业增加值仅 0.23 亿元；2025 年全市 GDP 达到 3.87 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突破 5261 亿元，这般蜕变，堪称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1986 年我便投身深圳金融行业，一晃已深耕特区金融四十个年头，完整见证了深交所乃至深圳资本市场从零起步、日渐成熟的全过程。如今福田深交所片区高楼云集，金融业态高度集聚；而深圳资本市场的源头，就在总长不到一千米的振华路。这条有着新中国 “华尔街”之称的街道，完整留存着深圳资本市场勇于创新、凝心聚力的精神底色。
本文作者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深圳资本市场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依靠两大内核：一是坚持立足本土实际、审慎吸纳海外先进经验，走循序渐进的创新之路，绝不盲目激进；二是全城上下同心同德、攻坚克难的奋斗品格。振华路上开展的每一轮改革实践，都真切诠释了这两点内核要义。
探路：证券交易无纸化的创新
1990年，我调入深交所负责结算交收工作。在设计结算系统时，我们参照央行三级联行模式，建议成立股票登记结算公司，核心目的是防范系统风险、杜绝黑市交易。当时面临诸多现实制约：按央行现金管理规定，证券公司若收付现金须配备金库和武装押运人员，但多数券商并非银行出身，连点钞都成问题。若全按旧规执行，筹备期一年都不够。我们决定分工协作，既合规又提效——让银行负责现金，券商专注交易。
深交所于2014年正式迁入位于福田中心区的深南大道2012号新址。
这套无纸化方案涵盖股票与资金交收两方面，全球无先例可循。1990年4月，招商银行筹备证券营业部，我去验收时发现他们完全套用银行储蓄模式，工作人员既收现金又代客下单改单，效率极低。我当即向主管领导禹国刚汇报，提出在此试行无纸化流程。招商银行行长王世祯高度重视，委派左汉军、杨鶤全力配合。经过两周职能调整与培训，试验效果显著：柜台人员日处理业务从10-20笔跃升至200-300笔。试验成功后，杨鶤担任招商证券营业部首任经理，招商证券后来于2009年登陆上交所、2016年发行H股，原营业部现已成为国家级投教基地。
这次试验不仅是技术改进，更是在无先例条件下，跨部门协同重建了一套权责清晰、相互制约的交易秩序。它极大地提振了深交所全面推行无纸化的信心，也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提供了跨界合作模板。
凝聚：从市场低谷到振华路首家证券营业部
1990年8月，我参与筹备第二家证券营业部——深圳国投基金证券营业部，从一开始就严格执行深交所设计流程。深圳人民银行迅速协调中行、工行网点派驻协助现金交收，深交所给予大力支持，为后续券商营业部树立了标杆。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该营业部红马甲温彤筠与有色证券部完成第一笔交易，试业成功。到1991年，深圳证券公司（部）已达16家。
然而，当时关于股份制“姓社姓资”的争论波及股市。1990年11月，深发展黑市价曾达240元/股，集中交易后到1991年初暴跌至20多元。1991年4月22日，深交所成交量竟为零；9月5日，指数从基日100点跌至45点，市值由50亿跌至35亿。为稳定股市，深圳市政府动用2亿元“股市调节基金”，由金明与禹国刚负责绝密救市。经过操作，深发展从9月7日的13.75元涨至10月10日的26元，后升至38元。这次救市利用经济杠杆调节股价，符合国际惯例，恢复了股民信心，也锻炼了管理队伍。此前深交所已取消涨跌停板，为救市做了技术准备。
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证券、股市，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解决了长期思想困扰的问题，投资热情空前高涨。1992年深交所吸纳异地会员175家，遍布43城，异地公司股票陆续上市。1993年，深交所在全球股市中率先同步实现交易计算机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四化”，技术水平至今领先。如今，中国股市已走过36年，上市公司超5000家，市值超120万亿元，股民约2亿，基金投资者约5亿。深交所的建立带动了深圳金融业与高端服务业发展，奠定了深圳在全国资本市场的地位，也为国企改革、高新科技企业和市民财富增长提供了持续动力。
回到1992年初，我们人保证券营业部仅200平米，每周日下午便人满为患，安全隐患严重。我与时任经理唐晓明、副经理李敏决定另寻场地。1992年3月，我们看中振华路桑达电子大厦二层1000平方米毛坯房，以每平方米30元（五年后涨至50元）租下，分作散户大堂和大户室。
场地有了，最大难题是通信。1992年装电话押金5000元且需邮电局拉线。我回深交所汇报，总工王侯协调邮电局电信处，恰逢桑达大厦需业务专线，很快拉通，加速了装修。深圳人民银行也特批中行、工行网点进驻柜台。三个月后，我们完成装修，成为振华路首家证券营业部。振华路并非先规划为金融街，而是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中自然形成——缺场地找场地，缺专线协调专线，缺网点联系银行进驻。深圳速度不是省略程序，而是各部门在守住规则前提下不推诿、不等待，合力办成事。
繁荣：“证券一条街”的形成与贡献
从1992年起，经深圳人民银行和深交所宣传，振华路金融聚集效应放大，各地券商纷纷扎堆。高峰时近30家营业部聚集于此，日均交易近十亿元。租金从每平方米30元飙升至200元仍一铺难求。这条千米长街实为中国金融街最早雏形，全国资金通过这里的电话线源源不断流入特区，为早期资本市场完成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与业务样板。按无纸化方案，当时无第三方存管，每家证券网点需配备两家银行派驻，因此五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信托及信用社全在振华路落户。
资金涌入与机构扎堆催生了ATM机火爆的景象。中行深圳分行率先发行“鹏程卡”解决同城通兑。1992年10月证监会成立后，深圳人民银行回归监管本职，面对ATM机爆发式发展，行长罗显荣、副行长王喜义、肖少联与深交所探讨管理规范——这便是银联最早雏形。人事处长范海东等人考察中行鹏程卡运作后，设计出兼具中国特色与深圳特色的ATM管理方案，并向总行申请“银联”名称。虽然后来银联划归上海，但当年在振华路摸索的跨行通兑方案，正是今天中国跨行跨区域清算系统的最早源头。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资金格局的转变。1986年我调入工行深圳分行时，它还是“借差行”——本地存款不够放贷，须向广州分行借额度。深交所成立及无纸化联网后，全国投资者为买股票需将资金存入深圳银行账户，各大银行迅速从“借差行”变为“存差行”。有了充裕存款，银行才能自主向本地民营高科技和实体企业发放贷款，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的历史印证。有了充沛金融血脉，深圳得以自主滋养本地实体经济，为后来高新科技产业爆发埋下伏笔。这种金融与产业双向赋能形成良性循环，如今仅深圳南山区上市公司就已接近400家，直观佐证了资本市场长期培育的成效。
结语：一条路，一座城，一种精神
振华路的繁荣不是孤立的商业故事。沿着这条路，可以看到深圳资本市场早期完成的几次跨越：证券从实物走向无纸化，金融机构从分散走向协同联网，全国资金从柜台进入特区并转化为城市建设和企业发展的金融资源。某种意义上，无深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就无深圳的今天。
如今振华路又成为华强电子一条街的后方基地，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从电子元器件店铺起步，自发集聚为金融中心，用资本市场资金反哺实体经济；三十多年后又褪去喧嚣回归实体，成为高新科技产业后盾。这种从实体到金融、再回归实体的演变，正是深圳经济与资本市场共生共荣的写照。
回顾这段历史，我更深切理解：深圳的“敢闯敢试”不是不顾风险的冒进，而是在看清问题、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重建流程；真正的深圳速度，不是少数人单打独斗，而是政府、监管、券商、银行、邮电和技术人员面对难题时都愿意向前多跨一步。当年在这里沉淀下的“科学务实的创新”与“不推诿、合力办成事”的精神，已融入深圳资本市场的血脉，伴随特区发展代代传承。站在2026年APEC即将召开的今天，回望来路，这段从振华路到国际大都市的历程，恰是深圳奇迹最生动的脚注。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徐虹 深交所原结算交收部兼接待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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