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甘祖昌放弃将军身份回乡带全家种地，邻居们疑惑：他为何不当将军反而回来务农？
1952年初，新疆乌鲁木齐通往郊外的冰桥在凌晨断裂，吉普车瞬间翻进河谷。被抬出时，甘祖昌的头部血迹斑斑，左肩骨折，脑震荡引起的眩晕从此挥之不去。军区医院连夜手术，苏联专家看过片子，只留下一句“功能受损，须长期静养”便匆匆离开。可对这名打了二十多年仗的老兵来说，长久伏案于后勤指挥室，比战场上中弹更难受。
恢复期一再拉长，部里干脆安排他去庐山休养。休养院里，甘祖昌日坐在松林石凳上，看着战友的来信，心里却越来越沉。新疆地广人稀，后勤事务离不开他；可夜里头痛欲裂，药石无功。他向军区递交退役申请，信写得极短，只一句话：“身体不支，恳准返乡。”很快被退回。第二次、第三次，他依旧照写；批示栏始终滚动着“再疗养观察”几个字。直到1957年春，萧华在北京开会归来，仔细看完诊断后对他拍了拍肩：“老甘，回去吧，身体要紧。”一纸许可，这才落定。
列车南下，车厢里多了几只啼叫的来航鸡和两头白花膘肥的约克猪——那是他特意买来准备改良家乡牲畜种群的“行李”。那一年，江西莲花的山坳里，土改已经完成，生产合作社刚挂牌，稀薄的田畴里还用着木犁和牛耙。乡亲们看见这位拄杖回家的前将军，都在私下嘀咕：“好好的军官不当，回来种田？”有人悄声问他：“真舍得脱下那身军装？”他笑答：“粮食不长，穿什么也没用。”
最忙的是第一季春耕。为了增加肥力，他天不亮就挑着粪桶走村入户，几个毛头小伙跟在屁股后面看热闹。傍晚收工，他拍拍裤腿灰土：“别看我拿着勺子，粮食才是最大的军需。”听到这话，站在一旁的弟弟低声劝道：“哥，歇会儿吧，头又疼。”他摆手：“田地不喘气，我就不能喊疼。”几天后，生产队的粪堆像小山一样高，第一次施用集中肥的水稻田色泽深绿，抽穗早了整整一周。
虎形岭那片撂荒地，一直被视作“石头山”。甘祖昌把家里劳动力排了班，把能动的都编进小队：老母亲看鸡鸭，妻子教孩子识字，自己领着乡亲上山挖梯田。石块搬下来，挡墙垒上去，三年后那片岭头变成柑橘林。第一批橘子上市时，县里农业科惊讶地发现，平均亩产比传统平地高出近一倍。
可沿背村真正的难题在水。近600亩冬水田每逢汛期就成了“悬田”，一遇久晴又龟裂如鳞。甘祖昌盘腿坐在田埂上，一遍遍计算落差。听说县水利站有位被闲置的技术员，他托人带话：“老周，你那把水准仪上锈了吗？来岭上试试。”老周愣了：“我早被撤职，谁肯用我？”甘祖昌回电两个字：“我用。”就这样，测量队拉着竹竿、竹筒，在泥水里画出第一条引水线。两年苦干，浆山水库竣工，小小电站点亮了十里八乡的暗夜，也让稻田终于喝上了活水。
劳动强度大，甘祖昌的旧伤却奇迹般有所好转。医生解释是“血液循环增强”，他只当作加倍干活的理由。1970年代初，村里收成稳定，他把从军津贴和少将月奉银悉数投入合作医疗与学堂。有人悄悄问：“给了那么多，家里不紧吗？”他眨眼答：“种地两只手，吃饭一张嘴，够了。”
1985年冬，头痛骤然加剧。住院那晚，他把积攒多年的工资装进布袋交给妻子：“留给那些上不起学的伢子。”护士劝他休息，他却仍想写信叮嘱水库检修。19786年3月28日凌晨，病房灯火未熄，他在昏睡中停住了心跳。沿背村的汽笛声此后更响，因那座小电站是他留下的光源；冬水田的稻穗更沉，因为引水渠依旧奔流。多年过去，乡间仍流传一句话：“甘老把军功章埋在土里，才让庄稼抬起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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