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公元一零八五年，宋神宗赵顼在开封福宁殿驾崩，年仅三十八岁。
这个年纪放在当今社会，还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中年人，但神宗的身体早就垮了。
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焦虑和疾病中度过的。
对西夏的战事失利让他夜不能寐，变法派内部的倾轧让他心力交瘁，而他那套用半生心血推行的新法已经在地方上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他用了整整十八年时间试图把大宋从泥沼中拽出来，最后把自己也埋进了泥沼。
他留下了十岁的儿子赵煦，也就是后来的哲宗，以及一个被新法撕裂得不成样子的朝堂。
新君年幼，按照祖制，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高氏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生母，哲宗的祖母。
这位老太太在后宫当了半辈子的太后，对朝政本不该有太大的热情。
但神宗一死，她忽然成了一个庞大帝国实际的掌舵人，而满朝文武都清楚，她对王安石的新法从来就没有满意过。
在神宗活着的时候，高氏不止一次在私下里劝儿子不要跟王安石搞那些“青苗法”“免役法”，说王安石不是安邦定国的人，是祸乱天下的罪人。
神宗每次都是嘴上应付过去了事，从来没有真正听进去。
现在儿子不在了，孙子还小，没有人再能拦住她了。
垂帘听政的第一天，她就向朝臣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
把司马光请回来。
司马光在洛阳已经待了十四年。
这十四年里，他完成了史学史上最宏伟的工程之一。
《资治通鉴》的主体部分。
这部巨著早在英宗治平年间就已经开始编修，司马光退居洛阳后集中精力继续撰写，到元丰七年最终定稿。
三百多万字的书稿堆满了独乐园的书房。
他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早就结束了，余生不过是每天伏案修史，偶尔跟几个老朋友喝茶下棋。
但元丰八年秋天，一道诏书从开封送到了洛阳。
诏书的措辞极其恳切，让他立即回京出任门下侍郎，主持朝政。
司马光捧着诏书的手有些颤抖。
他已经六十六岁了，身体老迈，疾病缠身，但他没有拒绝。
他在朝堂上跟新法斗了半辈子，被贬出京之后又在洛阳等了十四年。
这十四年不是单纯的放逐，而是漫长的准备期。
他在修史的过程中反复咀嚼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最终得出一个更加坚定的结论：王安石的那套新法必须彻底废除，大宋必须回到仁宗时代的老路上去。
司马光回京那天，开封城的百姓夹道围观。
有人甚至爬到沿街的槐树上往下看。
司马光坐在一顶破旧的小轿里，轿帘开着，花白的头发从帽檐下露出来，面容枯瘦。
人群中有人高喊“司马相公”，更多的人把他当成了天下人的救星。
司马光在轿子里朝外拱了拱手。
他心里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局面比十四年前更棘手。
新法推行了十八年，涉及财税、军事、教育、刑法等几乎全部领域，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大宋的国家机器之中。
变法派的势力虽然失去了皇帝的庇护，但十八年盘踞朝堂攒下的根基不容小觑。
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这些人还在朝中，各据要职，虎视眈眈。如果处理不当，旧党的反攻随时可能被新党反扑。
司马光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既然不能修修补补，那就推倒重来。
元祐元年正月，也就是司马光回京后的第二个月，他主持下发了第一道废除新法的诏书。
这道诏书宣布全面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
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支柱之一。
把原来由农民无偿承担的差役改成缴纳免役钱，由官府雇人代服劳役。
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把农民从无休止的劳役中解放出来，让劳动力可以回到土地上。
但执行了十几年之后，免役法暴露出大量问题。
官府征收的免役钱越来越高，而雇佣来的差役效率低下，许多农民掏了钱还得亲自出工。
司马光认为差役法才是祖宗旧制，应该恢复。
这道诏书像一颗炸弹扔进了朝堂。
变法派的官员们拼命反对，章惇在朝会上跟司马光激烈争辩，言辞极其尖锐，甚至当面指责司马光的决策有误国误民之虞。
但高太后只认司马光，新党的反对全部被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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