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传《赵一荻传》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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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6日，南京机场，气温逼近冰点。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平安抵宁，飞机舷梯放下的那一刻，等候在机场原地的，并非宽宥与礼遇，而是悄然向四周收拢的宪兵和随即逼近的人墙。
气氛骤然凝固，随行人员事后皆有回忆，变故来得太快，快到连旁观者都还没有缓过神来。
就在那一刻，一段横跨五十余年的幽禁岁月，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悄然拉开了帷幕。
软禁地一次次辗转更换，从浙江溪口到湖南沅陵，从贵州修文到贵阳麒麟洞，从重庆歌乐山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再辗转至高雄西子湾，最终迁往台北。
每挪一处，四周的管控便又严密一分，与外界的距离便又拉远一截，那道看不见的笼子，随着岁月流逝，愈发密不透风。
围在张学良身边的，是肩负监视职责的看守人员，是逐年收窄的行动边界，是用铁丝网和宪兵编织出来的那道无形屏障，是望不见尽头的漫漫岁月。
在这一段足以压垮任何意志的漫长岁月里，有一个女人始终守在他身边，从贵州山洞的陋室到台湾深山的小院，从战乱烽火年月到岁月静淌的台北，跟了他整整半生。
她叫赵一荻，世人称她"赵四小姐"。
外人看到的，是一段旷日持久、令人唏嘘不已的守候。
随从们知道的，却远比外人所见要复杂得多——牢牢捆住这两个人命运的，除了情感本身，还有一纸外人从未见过的私下约定，而当那封写满字迹的信件辗转落到大洋彼岸另一双手中的那一刻，所有人才终于重新看清楚，当年那场约定背后，究竟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分量。
【一】舞会初见，一步踏出便再无退路
1912年5月28日，赵一荻生于香港，原名绮霞，祖籍浙江金华兰溪，在香港度过童年之后，随父亲赵庆华迁居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浙江小学和中西女子中学。
她在姐妹中排行第四，乳名香笙，取英文名Edith，谐译"一荻"，自此以此名留存于世。
赵庆华历任北洋政府津浦铁路局局长、交通部次长，家门显赫，门规严整，对几个女儿的管束向来极严，出行须有人陪同，社交须经父母首肯。
赵一荻在家中，是那个最安静、最守规矩的一个，性情沉稳，不喜张扬，十四五岁时便已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当时天津上流社交圈中颇为熟知的名字。
然而，1927年那个春天，天津蔡公馆一场舞会，轻轻撕开了这扇严密的家门，从此改写了一个女孩的全部人生。
那天来的宾客众多，张学良也在其中。
彼时他年届二十六，刚在东北政坛站稳脚跟，英气未减，风头正盛，在人群中极为显眼。
两人坐到一处，言谈投机，很快便发现对方与人群中所见的其他人截然不同。
那次相识，是经冯武越从中介绍，张学良在天津舞会上与赵一荻一见钟情。
此后，张学良邀她到赵庆华开办的北京香山饭店打高尔夫球——那家饭店正是赵庆华所创办，可谓是在父亲的地盘上，两人的往来就此悄然拉开了序幕。
夏季来临，张学良往北戴河避暑，赵一荻与大哥二哥结伴，从天津赶去相聚，张学良的副官陈大章从旁陪伴，避过盛暑后，又亲自送她返回天津。
这样来来往往，持续了将近两年，情谊在无声处日渐生长，彼此心意渐明。
1929年3月，张学良给赵一荻打来长途电话，问她能否到奉天旅游一游。
几天后，赵一荻回电说已征得父母同意，可以前往。
于是，张学良派副官陈大章赶到天津迎接，启程那天，赵家全家人都到火车站送行，场面颇为热闹，仿佛一切都是正大光明的安排。
到奉天后，赵一荻被安顿在北陵别墅居住，从此留在了张学良身边。
消息很快传回赵家，赵庆华大怒，意识到女儿去意已决，无法再行强行挽回。
1929年9月25日至29日，赵庆华在天津《大公报》上连续五天公开刊发启事，将赵一荻从赵氏宗祠除名，断绝一切往来，并引咎从此不再为官，原文写道："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应行削除其名。"
"赵四小姐私奔奉天"的消息旋即成为当时各路小报的头条，轰动一时，赵家的脸面与赵一荻的名声，就此一并成为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登报之后，赵庆华随即辞去全部官职，从此退隐不再为官，以此向外界作了一个交代。
父女二人，从此再未相见，一生未通一封信。
赵一荻走进张家，于凤至提出了三个条件：不许赵一荻姓张，不能从正门进入帅府，不能有正式夫人的名义。
面对这三条，赵一荻跪求于凤至，言自身已毫无退路，表示终生不要名分，只求留在张学良身边。
于凤至被她的一片真情所感动，在少帅府东侧出资建起了一幢小楼，即今日沈阳张氏帅府东侧的"赵一荻故居"，让她单独居住，对外则以"私人秘书"的名义相称。
为了不使赵一荻在深院中寂寞荒废，张学良将她送进奉天大学继续深造，赵一荻就这样一面跟着张学良，一面在学校里继续修学。
此后，随着张学良对她品性才智的逐渐了解，开始对她委以更多信任，将一些军机大事交由她经手办理。
赵一荻学会了密码之后，张学良与外界的许多秘密往来，包括与红军的秘密接触，都经由她的手来传递和处理。
1930年11月28日，赵一荻在天津为张学良诞下唯一的儿子张闾琳。
从那天起，她与张学良的命运，便再无法真正分割。
【二】西安事变后，幽禁生涯就此开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以"兵谏"促成合作抗日，这一举动震动了整个中国。
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坚持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这个决定令很多人大惑不解，然而他走得坚定，没有任何犹豫。
落地即遭扣押，军事法庭随后以"首谋伙党为乱"之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虽旋即"特赦"，软禁却从未真正解除，反以更为隐秘的形式延续下去，成为此后五十余年的生命底色。
最初陪在张学良身边的，是他的原配于凤至。
于凤至，字翔舟，1897年6月7日出生于吉林郑家屯，富商于文斗之女，自幼聪颖，知书达理，191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4月与张学良在郑家屯举行婚礼。
于凤至大张学良三岁，婚后，张学良一直称她为"大姐"，两人感情虽有间隙，但于凤至处事得体、有分寸，在外人眼中始终是一位知书达礼的大家夫人。
西安事变一出，于凤至二话不说随丈夫赶来，从浙江溪口一路辗转，先到安徽黄山，再到湖南郴州、贵州修文，前前后后随行陪伴了将近三年。
与此同时，赵一荻彼时携幼子张闾琳居于上海，此后上海局势吃紧，又辗转到了香港安居。
那段时间，于凤至和赵一荻轮流在张学良身边陪伴，有时一人在此，有时两人同住，两位女性在狭小逼仄的幽禁空间里，各自撑起了各自的那一份。
在浙江溪口，张学良最初被安置于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旅馆经理受命照料，按北方习惯特意安装了壁炉。
当时管束尚不至极严，张学良还能在溪口附近走动，于凤至和赵一荻也可以轮流进驻，与他同住几日。
然而随着软禁地点不断向西南腹地移迁，管束日益严格，外界探访愈来愈难，张学良的活动空间越缩越小，自由之路越走越窄。
三年的辗转奔波，给于凤至的身体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长期劳累与忧虑的积累，在贵州的潮湿山中彻底压垮了她的身体——1940年，她被查出患有乳腺癌，病情持续加重，国内无力救治，必须赴美求医。
走之前，于凤至和张学良商量了很久。
两个人都清楚，张学良身边不能没有人陪伴照料，而她一旦离开，短时间内不知何时能够归来。
【三】从溪口到贵州，于凤至最后的守护
于凤至在贵州与张学良共度的那段岁月，是她人生中最苦也最不悔的一段。
从浙江溪口到安徽黄山，再到江西萍乡、湖南沅陵，最后深入贵州，每一次迁移都意味着距离外界更远，距离自由更远。
在贵州修文阳明洞，张学良开始潜心研究王阳明，于凤至在一旁默默相伴，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帮他整理案头书稿，操持囚居中的一切日常杂务。
阳明洞潮湿阴冷，洞壁渗水，入夜之后寒气逼人，于凤至常常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制衣物，她写给国内亲友的信件里，从未提过"苦"字，只是一再询问孩子们的起居状况。
张学良此后为妻子做了一首诗，写道："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中字字含情，却也难掩眼前境况的萧索。
然而，身体的损耗是无情的。
三年多辗转于江西、湖南、贵州的生活，使于凤至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乳房旧疾日渐加重，到1940年时，已发展至乳腺癌，情势迫切，国内实在无力救治。
张学良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请求让于凤至赴美就医，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批准了这一请求。
1940年3月，于凤至带着三个孩子，从贵州出发，踏上赴美的路程，与张学良分别于贵州，此后再未相见。
临行前，两个人谈了很久。
于凤至深知，张学良身边不能没有人照料，他的处境孤立，情绪压抑，长期与世隔绝，若是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后果难以设想。
她盘算了很久，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去香港，把赵一荻叫来，让她接替自己留下来陪伴张学良。
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于凤至彼时对赵一荻的态度，早已从最初的不满，慢慢转变为某种程度上的认可与信赖。
她看得清楚：赵一荻对张学良的情感是真实的，她跟了他这许多年，吃了这许多苦，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于凤至动身之前，专程绕道香港，亲自去见了赵一荻。
在香港的那次会面里，于凤至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赵一荻前往贵州，陪伴在张学良身边。
赵一荻后来在晚年的回忆中，谈到过那一次见面时的心情：这个要求，令她欣喜如狂。
此时的她，在香港拥有相当数量的积蓄，有自己的住所，生活安定，幼子张闾琳正是最需要母亲陪伴的年岁，以任何人的眼光来看，她都有充分的理由留下来，不必跟着进那道幽禁的门。
然而她没有犹豫。
她把幼子托付给了一位十分信赖的美国朋友照料，只身收拾行李，踏上了前往贵州的路。
这一走，就是此后半生再未回头。
赵一荻后来说："只要和先生在一起，没有名份，被囚禁又如何，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四】香港一别，母子相隔十五年
1940年那个早春，贵州阳明洞外的山坡上，草木刚刚抽出了嫩芽。
赵一荻从香港赶来，进了那道铁门，再次站在张学良面前。
那是她二十八岁，张学良三十九岁，两个人都还不知道，这道门一关，就是此后漫长的半生。
彼时张学良身边的生活，比外界所知的要艰苦得多。
阳明洞本是一处石灰岩溶洞，潮湿阴冷，加以简单改造后作为居所，条件极为简陋，四周全是山，宪兵日夜守卫，出入须经许可，即便是在院中散步，也随时处在监视的目光之下。
赵一荻进来的第一件事，是接手于凤至离开前操持的一切：张学良的起居，书稿的整理，院中的鸡群，山中的一蔬一饭。
她本是大家闺秀出身，十指不沾阳春水，那些年却硬生生在贵州的山中练出了一手操持庶务的本领，养鸡、种菜、缝制衣被，样样都摸索着学，样样都做得周全。
张学良在阳明洞潜心研读王阳明，赵一荻便跟着对这位明代哲学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帮他整理有关王阳明的文稿，搜集遗落的诗篇，还将搜集到的诗词进行注释，对张学良的研究起到了不小的补益。
1941年，张学良患急性阑尾炎，情况危急，赵一荻陪着他到贵州中央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后又随之被转移，此后的几年，两人从阳明洞迁至贵阳麒麟洞，再辗转至开阳刘育乡，1944年冬天，又被迁至桐梓天门洞，一直待到抗战胜利。
桐梓的监视比以往任何一处都更为严密，特务人数明显增多，四面山道全有人把守。
在那段日子里，唯一被允许的户外活动，是按时到天门洞去打网球。
就在那一方窄小的球场上，张学良和赵一荻把那几年漫长而压抑的日子，一天天打发过去。
然而，就在赵一荻进入这道幽禁之门的同一年，她将张闾琳托付给了美国友人照料，那个时候，她以为只是短暂分别，过些时日便可接儿子回来。
她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整整十五年。
张闾琳在美国长大，由美国友人抚养，赵一荻在山中，每每想起那个孩子，却连一张新的照片也难以得见。
那枚压在她心里最深处的牵挂，始终没有放下，也始终无从放下。
随从们后来回忆，曾见过赵一荻在得到张闾琳来信的那些夜晚，独自坐在灯下，久久不动。
信封上是孩子的笔迹，信纸薄薄的，字里行间是英文，赵一荻看完一遍，折好放回，又取出来再看一遍。
那个孩子，是她留在另一个世界的一截人生，而她已经走进了这道门，回头的路，早已被时间封死了。
多年以后，当那封写满字迹的信件从贵州山中辗转传到大洋彼岸的另一双手中时，那个人才终于明白，当年那道门里，那纸约定背后，究竟压着一个女人多深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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