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低龄老年人中，一部分人选择继续就业并非出于经济压力，而是希望通过工作保持与社会的联结，实现个人价值。这种“退而不休”的现象，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常态之一
文｜《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苏琦
61岁这一年，薛前光成为一名实习律师。8月初，他又通过部分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计划将来律师执业专攻知识产权领域。此前，他在一家科研院所工作了30余年，前半生专攻一业。
到了退休的点儿，薛前光另辟新业，转身扎进法律的新世界，备考两个多月后一次通过司法考试，一些熟人听说他的跨行转型后不免“惊奇”。上学时埋头读书，勤恳工作半生，退休后在家安享晚年，这是过去几十年很多人固守的“三段式人生”模式。
对薛前光来说，年龄的时钟好像失灵了，他从未把自己划入退休老人的行列，目前也不曾有停歇下来享受清闲的规划。他说，“干了半辈子的工作到点了，那换一个事情干嘛，一生当中多体会一个行业，也挺有意思。”
如今，传统的退休模式正在悄然分化。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338亿，占总人口比重为23%。据学者预测，目前退休后仍在工作的超龄劳动者规模在8700万人至1.2亿人之间。
在这些退而不休的老人中，一些人将退休视为新的职业起点，或挑战新的赛道，或发挥个人兴趣，把工作当作乐趣，也有人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继续劳作。这些生于60年代“婴儿潮”时期的老人，近年来正在大规模退出职场，但因此前的教育和技能经验、子女晚婚晚育、财富积累、身体康健等因素，让他们在选择是否退而不休时，多了一些可能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毛宇飞对《财经》指出，关于职业生涯与退休关系的传统观念亟需更新，退休不再意味着社会参与的终结，在更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人生“第二赛道”的起点。“这一趋势对政策制定者及全社会提出了观念更新的现实要求。老年人不仅仅是养老服务的对象，还应充分认识他们本身所蕴含的经验资本、社会资本和消费资本。”
不想退出职场，他们去考证
薛前光的家里，留着女儿多年前的高中课本，家人总提议扔了，他却想着哪天自己拿起来读。几年前，他就在心里琢磨，退休后重新高考，选读中医专业，这个行业对大龄友好。或者辅导学生数理化，那些知识点和解题思路他还能信手拈来。当个运动健身博主也不错，最近几年他隔一天跑一次10公里。
退休后的种种去路，时常在他脑子里“冒一冒”。对薛前光来说，这些事儿都不难，也不用花太多精力，他有信心考上一所知名的中医药大学。他总觉得自己离退休“歇着”还差得远：身体硬朗，精神头也足，对当下流行的人工智能、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都饶有兴趣，遇到不了解的信息主动查寻。“突然让我什么都不干，脑子根本转不过来，”他告诉《财经》，“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老年人。”
这些想法还未落地，被司法考试“截胡”。去年年中，薛前光在读博士的女儿发现科技与法律有交叉，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领域，便鼓动他报考法考。薛前光没有系统学过法律，不过他有些零散的兴趣，还有三次诉讼维权的经历。他独自写诉状、收集证据、上法庭，靠着自己摸索和快速学习，找准对方漏洞，三次诉讼都获得较满意的结果。
2025年6月30日，法考报名最后一天，薛前光提交了报名信息。此后两个多月，他通过刷题和看解析备考，一次通过考试。拿到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2026年4月，薛前光进入律所成为一名实习律师。
在学习律师实务的同时，薛前光专注于多方面提升自己。他从同行那里得知，手握专利代理师证书，对以后执业代理知识产权领域的案件会有帮助，决定一边实习，一边冲刺挑战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5月底准备报名时，留给他的备考时间只剩下43天。8月初，薛前光查询考试成绩，法律知识部分通过，代理实务部分未过。他倒不气馁，打算明年再考。
63岁的赵灵（化名），退休12年，却从没觉得自己“退”了。每天早上8点多，赵灵在家打开电脑，进入远程工作状态。做财务报表、回复邮件，参加在线会议，跟客户和负责人打电话沟通等，一般忙碌到11点左右。赵灵做财务工作，月底月初和季末年末时会更忙碌一些，她早已习惯这种节奏。午饭后休息，晚上赵灵便去健身房跳操、游泳、打拳击或上杠铃课，一周运动四五次，强度比许多年轻人还大。
退休后，赵灵反而得到了更多自由。她找到了自己的舒适状态，生活里有50%-80%时间的放松和持续学习，其余时间继续工作“有点事干”。赵灵早就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服务金融证券基金行业，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她在58岁时又考取了基金从业资格证。
这在旁人看来不免有些“折腾”，赵灵倒乐在其中。增加收入不是她的主要目标，她每月有体面的养老金，在北京还有闲置的房子出租，经济上没有压力。赵灵对《财经》说，“我不喜欢早上一睁眼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围着一日三餐转，那样太没意思，早晚会用尽废退。”
在人口老龄化、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银发打工人有再就业的意愿。此前，前程无忧曾发布《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调研显示68%的老龄群体在退休后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其中46.7%老年人重返就业市场为寻求个人和社会价值，19%求职者希望发挥一技之长，继续追求职业发展。
为适应这种趋势，今年5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经验等，提供适合超龄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同时，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有就业意愿的超龄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沈建峰对《财经》表示，该暂行规定，覆盖工伤、工资、社保、维权、休假等领域，在现行法律的总体制度框架下，明确超龄劳动者基本的劳动权益，并明确相关权益保护的具体规则。在基本的权益保障基础上给当事人自主安排留有空间。比如，暂行规定明确的最低工资、关于加班的规定等，事关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在此基础上，对于一些有更强的市场博弈能力的超龄劳动者，又给予当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空间。
沈建峰表示，根据相关测算，“目前超龄劳动者规模在8700万人至1.2亿人之间”。
退休后，能做什么工作
去年底，薛前光开启求职之路，他需要找到招聘实习律师的律所。按照规定，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并经律师协会考核合格后，方能申请律师执业。
前后联系了五六家律所，薛前光得到的回复并不乐观。薛前光回忆，有的律所直接表示他年龄偏大，有的委婉提醒工作量比较大，“您看您这个年龄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强度”。还有律所直言，以他的资历给人打下手“不合适”，他目前又不能独立办案，比较尴尬，有的律所干脆不予回复。
直到薛前光在社交媒体看到一则招聘帖子，要求年龄最好28岁以上，“上不封顶”，但希望学习能力强。薛前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联系对方。
这则招聘，来自北京御执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井琛雅。井琛雅对《财经》表示，看到薛前光的工作经历和研究生学历，这让她对薛前光的学习和工作能力“心中有了底儿”。薛前光还特意提到他虽然到龄退休，但身体素质不比四五十岁的人差。当时，井琛雅招聘的是律师助理，帮助她承担一些辅助性的法律业务和事务性工作，并非实习律师。但看了薛前光发来的信息，她决定先约来面谈。
面谈时，薛前光很快感受到被尊重、包容和默契，而非可能迁就年龄的工作机会。
薛前光称，井琛雅坦诚告诉他，寄快递、打印材料这些琐碎杂务，不需要他做，他有自己的长处——30多年科研工作打磨出的严谨思维和工作方法。井琛雅同样建议薛前光，将来专攻专利等知识产权领域。井琛雅推崇的律所氛围，是每个律师都有各自精进的业务专长，一旦遇到需要联手的案件，又能高效协作。这种理念，深得薛前光认同。今年4月，薛前光拿到资格证后，正式进入这家律所实习。
井琛雅表示，薛前光的年龄虽然是他的一个标签，“但在我这儿，他的年龄代表的是资历，不是负资产”。
作为资深的财务人员，赵灵最忙时同时服务八个企业主，兼任客户旗下多家公司的财务。她的客户，有私募基金公司，还有元宇宙、民营火箭等新业态公司，这让她能跟上当前中国经济的脉动。为了掌握一些公司的业务动态与风险，她还经常参加服务公司的周会。
关于超龄老人再就业，毛宇飞对《财经》表示，当前我国低龄老年群体的就业形态不再是零散化、边缘化的传统特征，而是逐步形成一定规模、具备相应结构，并展现出若干显著的发展趋势。首先，低龄老年人的就业意愿显著增强。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健康水平提升，使得60岁至65岁乃至70岁以下的老年人，在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方面仍保持较好状态。低龄老年人的就业形态呈现高度的灵活性，从业领域主要集中于餐饮服务、社区安保、保洁绿化、家政护理等服务性行业。当前平台经济的发展，适配老年人就业特征的零工岗位逐步涌现，为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径。
毛宇飞指出，低龄老年群体的就业结构呈现明显的分层特征。具有高学历、高技能背景的专业人才，在技术、管理、医疗、教育等领域继续发挥专长，具有较强的职业竞争力。绝大多数普通老年劳动者，主要依赖体力或基础性服务技能进入劳动力市场，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更大的就业难度。“这两类群体在就业质量、收入水平及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差异较为显著，值得在未来政策制定和社会关注中给予更多重视。”
超龄老人的就业分层特征在数据中亦有体现。查询《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4》发现，在城镇就业人员中，不论是超龄男性或超龄女性劳动者，从事最多的是农、林、牧、渔业，其中60岁-64岁的男性占比11.9%，65岁以上男性占比是28.4%。60岁-64岁的女性占比13.1%，65岁以上女性占比25.5%。其次，是从事生产制造、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超龄劳动者从事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最低，60岁-64岁的男性占比1.3%，65岁以上男性占比0.9%，超龄女性劳动者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更低，60岁-64岁女性和65岁以上女性分别占比0.4%和0.3%。
他们为何退而不休
因为年龄等因素，老人们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也有一些老人“退而不休”。
不少超龄老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仍有意愿继续工作。很多农村老人出于经济压力，选择继续劳作（相关报道参考《财经》：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还在打工）。也有一些老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后，工作的动力并不主要是谋求经济收入，而是从中找到价值感。
通过调研和研究，毛宇飞发现，当前低龄老年人中，一部分人选择继续就业并非出于经济压力，“他们更希望通过工作保持与社会的联结，实现个人价值。这种‘退而不休’的现象，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的一种新常态”。
薛前光关于退休后的种种设想，考虑的首要因素都不是增加收入。养老金之外，他还在老本行做专家评审工作。他更希望充实人生，“看看还能做点什么事情，对别人有益有利，潜意识是希望继续为社会服务”。
成为实习律师后，有熟人和社交媒体上的陌生人找到薛前光，咨询一些法律纠纷。薛前光都会认真回复，遇到复杂棘手的问题，他主动查找资料并向同行律师请教。他做这些，出于热心，并没有发展成自己案源的私心。薛前光坦承，和年轻人不同，他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将来独立执业后，他还想着为他人提供一些法律援助服务。
薛前光说，他那一代人，成长中受到的教育和社会氛围，整体上更强调公心和集体利益，通过日积月累的熏陶，这在一部分人身上形成了较深的烙印。“人活着得到别人的认可，给别人提供帮助，自己也会感到满足。”
薛前光和赵灵都出生于60年代中期，正值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这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们，又恰逢赶上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互联网兴起等节点，他们经历了社会的深刻变革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
在赵灵看来，这些宏观的变化是直观而切实的。她经历过幼年的物资匮乏，60多年过去，经济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社会在变，她的个人故事随之跟着变动。
赵灵称，她是早年老家街巷方圆一两公里内唯一一名考上大学的女生。考虑到大学读的历史专业，就业方向不理想，她又通过自学考试获取会计本科学历，随后还取得会计师资格证书。90年代中后期，外资企业纷纷进驻中国，赵灵得以进入一家外企工作。在外企工作近20年，赵灵做到财务总监。这些经历让她攒下一些积蓄，同时视野更加宽阔，她因持续学习受益，并将之视为人生进取的路径。
近几年，人口规模较大的60后，相继退出劳动力市场。像薛前光和赵灵这样的低龄老人，接受过较高的教育，有技术在身或者学习能力强的专业人员，有一定积蓄和养老金待遇，子女晚婚晚育或者子女选择小家庭化，让他们更能从容选择“退而不休”。
老年人不仅仅是养老服务对象
在薛前光的社交媒体上，他偶尔简单分享自己成为实习律师、在备考专利代理师资格证。有网友看到后，评价很“励志”，“就需要这种鼓舞人心的精神支撑”，也有人点评“抢年轻人的饭碗”。
对于老年人再就业是否挤压青年人就业机会的担心，毛宇飞认为，前提在于两个群体竞争的工作岗位和内容具有高度同质性，且彼此具有可替代性。而现实中，老年人与青年劳动力的就业方向存在明显差异。多项研究表明，老年人就业率的提升往往伴随青年就业率的同步上升，根本原因在于老年人在经验密集型岗位上具有比较优势，青年人则在新技术、新工具应用方面具备更强适应能力，二者之间更多表现为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这几个月的工作接触，井琛雅发现，薛前光看材料的能力较强，能快速抓住案件的重点和突破口。共同商讨案件时，薛前光结合阅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对案件的方向和策略把握较为成熟。这是一般年轻律师不擅长的，“我们律所团队偏年轻，合伙人都是80后，正好能够互补。”
薛前光认识到自己没有经过系统的科班培训，文书书写能力等需要提升，他清楚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因此，他乐意向年轻律师请教，或者与年轻律师合作，他不想成为“全能型选手”。在他看来，老年人到龄退休后继续工作，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和服务，并通过消费和经济上帮扶子女回馈社会。
赵灵的客户多是通过人脉积累或老客户介绍，她会挑选业务，“并不是什么钱都挣”。与儿子的小家庭保持边界的同时，她会在经济上帮助儿子“减轻年轻人的负担”。
毛宇飞认为，老年人再就业直接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有效供给，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引发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在那些依赖经验积累、工作耐心和岗位稳定性的领域，具备高学历或丰富从业经历的老年人具有天然优势。此外，这一趋势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率，降低抚养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社会保障体系的支付压力。在消费者维度，再就业所获得的收入将直接转化为消费能力，尤其有助于推动养老、健康、旅游、文化等服务型产业的消费增长。这种消费扩张不仅提升老年人自身的生活质量，也拉动了内需，为社会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因此，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既有利于稳定劳动力供给，又有利于激活内部需求，具有双向促进效应。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后，薛前光关注到来自政策层面的支持，并认为其中有关工伤待遇的规定，解决了超龄老人再就业的后顾之忧。
毛宇飞指出，以往形成的“上学—工作—退休”三段式人生路径，本质上是基于过去相对固定的寿命预期和产业形态而构建的。然而，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一位60岁退休的老年人可能仍拥有20年甚至更长的健康期，这为其人生发展提供了多阶段、多样化选择的可能性。退休不再意味着社会参与的终结，在更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人生“第二赛道”的起点。许多老年人开始利用退休后的时间，探索年轻时无暇顾及的兴趣爱好，甚至将其发展为新的职业方向。为适应这一趋势，政策制定者及全社会应充分认识到，老年人所蕴含的经验资本、社会资本和消费资本。面向未来，劳动就业政策、教育培训体系乃至城市公共设施，均应逐步向全龄友好的方向转型，支持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找到适合自身发展、富有意义与价值的职业路径和生活方式。
对此，毛宇飞建议，鼓励企业设立适老化岗位、探索“师带徒”技能传承模式等，相关部门构建专门的老龄人才信息服务平台。完善企业雇佣老年劳动力的补贴与保险机制。对于聘用超龄劳动者的企业，政府可考虑提供社保补贴或税费减免，以更好覆盖可能发生的工伤风险。尽快出台专门针对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实施细则，从根本上消除企业用工的后顾之忧。针对低技能老年群体，充分发挥社区与街道的桥梁作用，有效对接零散用工需求与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大规模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尤其是面向低学历老年群体，培训聚焦数字化工具使用、基础服务礼仪、安全防护等实用技能，切实提高其市场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责编 | 张生婷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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