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底至1991年初，朱镕基在上海工作了三年多。
这三年，是上海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财政收入连年滑坡，城市基础设施陈旧落后，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市民精神面貌低落。
朱镕基来了。第一天上午下火车，下午就去财政局“翻账”。他立下“五戒”，提出“一菜一汤”，要求“一个窗口、一个图章”。他抓“菜篮子”、推住房改革、力主浦东开发。他上任伊始就烧掉了官僚主义的积弊，点燃了上海改革的希望。
三年很短，但他留给上海的，是一个城市的转身，和一个时代的记忆。
特殊的履新方式
1988年2月6日，上海。
那天早晨，一个从北京坐火车抵达的人，没有去市政府安排的住处休息，没有去跟各位领导寒暄，甚至没有来得及吃一口午饭——他径直去了市财政局。他就是朱镕基。
他要“翻账”。
中共执政的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一位省市区部级干部是以这种方式去履职的。他坐在财政局长对面，一页一页翻着账簿，脸色越翻越铁青。他即将接手的，是一个1200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
而这座城市的财政收入，不是往上升，而是每年在往下降——1985年181亿元，1986年少了5亿元，1987年又比1986年少了11亿元。
“今年看样子还会降。”财政局长说。
“你估计降到多少？”
“……差不多150亿元左右。”
他坐在凳子上，好几分钟没有起来。
这一天，距离他正式当选上海市市长还有两个多月。但他已经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了。
三年多后，当朱镕基调离上海时，这座城市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下午，始于那个坐在财政局里一言不发的人。
有些人的到来，是来享受的；有些人的到来，是来改变的。朱镕基是后者。
“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两个月后，他面对来访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意外的话：“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
他不是在危言耸听。
彼时的上海，远不是今天的模样。财政收入滑坡，城市基础建设落后，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市民精神面貌低落。上海每年必须将80%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这笔资金占全国地方政府上缴总额的四分之一。上海为全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自身却出现了严重欠账。
1987年底，陆家嘴轮渡发生踩踏事故。1988年上半年，甲型肝炎在上海大规模流行，感染人数达31万。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市政自来水管道频繁爆裂，冲毁马路，影响用水，甚至造成人身伤亡。
那时的上海，没有一栋摩天大楼，地铁还未开工，机场里没有公用电话，指示牌上没有英文说明。曾经的“十里洋场”、“东方巴黎”，早已名不虚传。
而更大的问题是人。
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上海的厂长经理大多缺乏市场意识，只知等待上级安排任务，有困难也惯于向上级寻求帮助。各部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一个外商投资项目从立项到最后成功，要在上海各政府部门之间盖126个图章。
朱镕基在一篇反映该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批了八个字：“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他不是来当官的，他是来救火的。而那场火，烧在每一个上海人的心里。
一张飞机票和一个图章
有一件事，朱镕基在很多场合都讲过。
1988年，一位美国作家来找他谈话——就是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那个索尔兹伯里。谈完话后，作家说：“请你给我买一张飞机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
朱镕基笑了。是苦笑。
“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
为什么买不到票？因为局长那里留了票，处长那里留了票，科长那里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没有票了。你要买票，得走好多后门，想种种办法。
一张飞机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个项目了。126个图章，15个月，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外资进来了，也被吓跑了。
朱镕基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他抽调有关委办局的得力干部，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凡是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合资项目，都由“一个窗口、一个图章”解决。他亲自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详细介绍：“如果你们到上海来投资，要找伙伴，找陆国贤先生；要批项目，找吴祥明先生；要征地建设，找叶伯初先生；要正常生产，找明志澄先生。”
不到半年，这个机构就运转起来了。126个图章归并为“一个图章”，审批效率极大提高。外商形象地把朱镕基称作“朱一敲”。
他不是在拆图章，他是在拆一堵墙——一堵叫官僚主义的墙。
“菜篮子”里装着的民心
朱镕基上任伊始，抓的头一件事，是解决上海市民的副食品供应。
他分析，交通堵塞、住房紧张都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欠账，是爆炸性问题；修路、盖房难度太大，短期内难以见效。但“菜篮子”不同——让老百姓吃得好、吃得便宜，关系千家万户，又能在短期内见效，可以振奋上海人民的士气。
他不仅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还找许多干部谈话，深入农村蹲点调查。
有一次，在机关党小组生活会上，朱镕基听到反映有老百姓买不到食盐。他当即找来市财贸办领导，说食盐是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要求马上调查食盐供应情况，并立即组织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还有一次，在上海石化厂检查工作，有位厂领导提出供气有困难，但理由不充分。朱镕基听了生气地说：“你不给液化气，我拿你是问。”
这种严厉的口吻，在他为百姓办事过程中很常见。
1990年3月3日，朱镕基在嘉定县党政干部会议上说：“我希望在上海工作的时间里，至少为上海人民办三件事。第一件大事情，是把‘菜篮子’建立在牢固、可靠、稳定的基础上。”
他还说：“我们这一届政府就是要看实绩、看政绩。你是不是把‘菜篮子’搞满了，把物价搞下来了或者稳定了；你是不是把生产搞上去了，把经济效益提高了；出口是不是增加了，外商投资是不是增加了。你要搞出政绩来，不要讲空话。”
他从不讲空话。他说到做到。
“五戒”和一个市长的清白
朱镕基到上海后，给自己立了“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
当然，“不登报、不上电视”这两条，媒体不答应，照登无误。于是他经常“犯戒”。后来他对上海新闻工作者说：“我诚恳地向同志们呼吁，在宣传上海的工作时，不要再宣传我了，突出个人是不好的……为政不在多言。”
他不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
1988年4月25日的“竞选演说”中，他明确提出：“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
他要求市政府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这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以后不要搞送礼、发东西这种风气”。
他还说：“我要求市监察局盯住506名局级干部，他们的作风好，不大吃大喝、不受礼，其他人就好办。”
对身边的人，他同样不留情面。90年代初，家用电器等产品供应还比较紧缺，企业以产品试用名义送领导、送机关。他首先要求各位副市长，有“试用产品”的都要一一登记，办理清退。
他的外孙女每天由夫人骑自行车接送幼儿园。一天早晨突降暴雨，夫人依旧准备骑车。警卫出于安全考虑，用公车将小孩送去幼儿园。朱镕基知晓后，立即要求警卫向市委行政处结清了汽油费。
还有一件事，更让人看到他的“铁面”。朱镕基有个堂侄朱匡宇，时任上海纺织局党委副书记。有一次家庭聚会，朱镕基当着堂兄夫妇的面，对朱匡宇说：“我在上海一天，你就不要想升官。”
他常告诫部下：“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金鱼缸里游的鱼，对外要透明。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农历戊辰年（1988年）腊月，朱镕基给自己写了一幅字——清正廉明，并特意注明“录以自勉”。
他不是在演一个清官。他就是。
“住户搬进去一年后才算真正竣工”
住房，是朱镕基要办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6平方米。三代同堂、几口人挤在一间陋室，是无数家庭的日常。朱镕基多次深入旧城区和棚户区察看，目睹了这一切。
他深感：如果光靠国家投资造房，再过30至50年都解决不了上海的住房困难。
1990年，他成立了一个有17人参与的住房研究小组。春节刚过，他就带着几个人去了新加坡和香港考察，学习他们的住房制度。
从1990年3月至年底，朱镕基组织召开了12次专题会，讨论研究房改和建房工作。他提议发动市民广泛参与房改方案讨论，亲自召开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发表电视讲话。
回国后，小组起草了《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后于1991年5月1日开始实施。其内容概述为五句话：“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买房给优惠，建立房委会。”
住房公积金制度，就此在上海诞生。这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史上的里程碑。
在住房质量问题上，朱镕基有一句话让很多人至今记得——他说：“房屋质量好不好，住户说了算，先搬进去住一年，这一年房屋包修，一年后住户说合格了，房屋才算真正竣工。”
他不是在盖房子，他是在给上海人一个家。
“浦东是上海的希望”
开发浦东，是朱镕基在上海期间最具远见的战略决策。
1989年10月26日，在上海市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朱镕基高瞻远瞩地提出：上海的发展一定要考虑面向太平洋、面向未来，各种基础设施的布局一定要按这个要求。他引用著名建筑设计师吴良镛教授的话——“要浪漫一点”。
他说：“浦东是将来上海的窗口、上海的希望，那是最现代化的城市。”
他还说：“不但陆家嘴的设计，整个这一带的设计，要向全世界招标。这条线是跟外滩相对的，大家都知道外滩，你这一条线的设计至少不要比外滩次，要有特点。要号召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来投标，这就一下子提高了上海的知名度。”
为了早些争取到政策，在向中央汇报开发浦东问题时，朱镕基的耿直性格依旧：“依林同志你两年来一次上海，这一次我希望你能彻底地解决问题，别再两年来一次了。”
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加快浦东新区的开发。
朱镕基兴高采烈。他在一次大会上说：“各位父老乡亲，我不是自吹，上海有两个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优点：第一，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像上海这样工业配套齐全；第二，上海人的科技素质是中国别的地方无法比的。”
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不是黄浦江对岸那片农田，而是一个城市的未来。
“我将来是什么下场，从来没考虑过”
有人说朱镕基脾气太大，批评人太狠，当着别人的面使人下不了台。
有人问他：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什么下场？
1990年11月28日，在上海市政务信息工作会议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另外一面，就是看到人民群众疾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事情办得这样慢吞吞，特别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情况时，我的心里就发急。当然，我这个毛病要改，批评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绩，多进行个别谈话。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所以，我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同志们，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
他还说：“我作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大家，我不来说话，谁来说话呢？我想应该提倡一种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什么情面、关系也不要讲。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这不是口号，是他的真实想法。
1989年8月，他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在市纪委听取工作汇报时说：“到地方后，接触大量群众来信和一些实际问题，确实感到党风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感到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然的话，群众对你没有信心，在关键时候讲话没人听。”
他痛斥“资产阶级庸俗作风”——“讲情面，拉关系，‘与其种刺，不如种花’。40多岁的人想着怎样上去，能为自己说好话的人多一些好；50多岁的人考虑自己要下来了，何必得罪人呢，为自己谋一个后路……我们被这种庸俗的作风耽误了。”
他不是不懂人情世故。他只是选择了不做那样的人。
三年很短，留下的很长
1991年4月，朱镕基调离上海，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三年多的时间，对于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来说，实在太短。但他留下的，却足够长。
他抓的“菜篮子工程”，让上海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副食品生产、购销系统。他推进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让上海虹桥机场候机楼改造、市内20万门程控电话扩容、苏州河合流污水改造一期工程、地铁一号线、南浦大桥五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他推动的住房制度改革，开创了全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先河。他力主的浦东开发，为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后来居上留下了最大的财富。
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那股气——那股不讲空话、不搞形式、不怕得罪人、一心为百姓办事的气。
他离开上海后，有一次，他当年的老部下梅寿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北京开会。休会时，突然有人拍他的肩膀。梅寿椿回头一看，原来是已经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朱镕基说：“我在上海时对你们批评很多，我是为了你们好，心里着急。你们不要记我的气啊。”
他的老部下还说：作风强硬的朱镕基有时候容易先入为主，谁先告状告到他那儿了，他听着有理，被告的那一方就有得受了。“但他是一个愿意认错的人，一旦知道自己错了，开会的时候会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他不是完人。他只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刻进骨头里的人。
多年以后，当上海人站在陆家嘴的高楼大厦之间，当外滩的灯火照亮黄浦江两岸，当住房公积金帮助无数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们或许会想起那个瘦削的身影。
那个第一天到上海就去财政局“翻账”的人。那个说“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的人。那个立下“五戒”、坚持“一菜一汤”的人。那个说“浦东是上海的希望”的人。那个说“我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的人。
他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所有的路，都留给了这座城市。
1991年1月，他最后一次到市纪委讲话。他说：“党内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资产阶级庸俗作风在腐蚀我们党，讲情面，拉关系。”
时至今日，他那股不讲情面、不拉关系、不做“好好先生”的风气，依然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他曾经拍过桌子、瞪过眼睛，说过“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但在上海的那三年多里，他说的最多的，其实是另一句话——
“我们离开人民群众就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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