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徐会之的家人收到了一张迟到太久的通知单：批准为革命烈士。
这一枪响在台北马场町，中间隔了整整三十四个春秋。
这几十年来，徐会之这个名字，一直是灰色的，甚至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叛徒。
理由挺简单：这人是自个儿走进国民党大门的。
1950年，那会儿台湾白色恐怖闹得最凶，他居然主动找国民党高官投了案。
按常理，投案是为了求生。
就像把台湾地下党全卖了的蔡孝乾，那是为了苟活。
可偏偏徐会之走完这一步，命还是没保住。
这买卖怎么算都亏到姥姥家了：名声臭了，脑袋也没了。
作为黄埔一期的老资格，又是官场老油条，咋就干了这么件看似没脑子的事？
咱们把日历翻回1950年的春天，你会咂摸出味儿来，这哪是糊涂，分明是一局算计到骨子里的“阳谋”。
这一切的起头，是一场塌方式的灾难。
2月2号，台湾地下党的一把手蔡孝乾落网。
这位走过长征的老资格，骨头软得让人咋舌。
也就七天，防线全崩。
他把肚子里的货全倒了出来：组织怎么搭的、名单上有谁、住哪儿、暗号是啥。
这下坏了菜了。
保密局拿着名单按图索骥，整个岛上鸡飞狗跳。
才一个礼拜，几百号人进去了，多年铺的情报网算是废了。
就在这火烧眉毛的节骨眼，出了一桩怪事。
3月里，徐会之居然从香港动身，直奔台湾。
这简直是往枪口上撞。
那时候的形势多严峻？
蔡孝乾前脚进去，朱枫、吴石后脚就被抓。
整个台湾对共产党来说，那就是个巨大的坟场。
这时候去，跟找死没区别。
徐会之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能不知道那是龙潭虎穴？
身为黄埔一期的大师兄，跟贺衷寒、袁守谦是一个级别的，这点政治嗅觉肯定有。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为啥？
摆在他跟前的，是个死局。
线断了，必须要有人去接头，去善后。
他手里攥着两张底牌：一张老资历，一张高官皮。
想着靠这层保护色能把事办了。
可惜，他低估了形势恶化的速度，也没料到蔡孝乾叛变得那么彻底。
到了5月份，局势彻底烂包了。
蔡孝乾不光是动嘴，还帮着特务抓人。
特务们手里捏着花名册，查到徐会之头上是早晚的事儿。
以前在武汉当市长的时候，他掩护过地下党，这些陈年旧账要是翻出来，在那个宁可错杀三千的档口，肯定没活路。
这时候，摆在徐会之面前的最后一道选择题，只有三个选项。
第一条：跑。
往哪跑？
海空全封锁，这时候想插翅飞出去，那是痴人说梦。
第二条：藏。
藏不住。
徐会之目标太大，又是前任市长。
在这个巴掌大的岛上，特务机关哪怕掘地三尺也能把你刨出来。
第三条：自首。
选这条路，听着像软骨头。
可徐会之心里盘算的账，跟常人不一样。
他直接去找了袁守谦。
两人是黄埔老同学，袁守谦当时正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见面说了啥，没人知道。
但咱们能倒推出来：那时候特务杀红了眼，想把根都刨出来。
只要还有一个大人物没抓住，这网就不会收，那些还在暗处潜伏的同志就随时可能掉脑袋。
徐会之想当那个刹车片。
他选择了拿自己祭旗。
他这一去，等于告诉国民党高层：连我这种级别的都投了，说明那边彻底崩了，大鱼都捞干净了。
这能让特务们松口气，觉得“活儿干得差不多了”。
而且在投案的时候，徐会之很可能耍了个心眼：避重就轻。
身份我认，事儿我也认，但他把特务的鼻子引向那些已经牺牲或者已经暴露的人身上，把通往更深处的线索给掐断了。
这是一场拿命做赌注的博弈。
他用一顶“自首”的脏帽子，换来了特务机关的麻痹大意。
表面看我认怂了，其实我是拿这条命，把你们继续深挖的路给堵死，给活下来的人争取一口喘气的机会。
这才是真正的“阳谋”。
1951年11月18号，徐会之被押到了台北马场町刑场。
那一刻，他心里大概是孤清的。
国民党当他是共谍，不知情的当他是叛徒。
但他没像蔡孝乾那样，领着少将薪水，在唾沫星子里苟活到八十年代。
徐会之选择了赴死。
同在这个刑场倒下的吴石中将，临走前留了首诗，那是满腔的丹心。
徐会之啥也没留，就留了个让后人琢磨了三十多年的闷葫芦。
直到1996年，他的遗骨才跨过海峡，葬回了武汉九峰山。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立起来了。
在那面刻着846个名字的墙上，徐会之赫然在列。
如果你不把这些名字连起来看，根本读不懂那场血雨腥风的分量。
有人像吴石，送出核心情报定乾坤；有人像徐会之，为了断后，把自己变成了一枚“弃子”。
这种牺牲，比慷慨就义更难熬。
因为背负的不是光环，是骂名。
但他心里那笔账算得门儿清。
只要能护住还活着的人，这买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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