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走的那年，我刚刚三十岁。
那是一个极其寻常的秋日下午，我正在厨房里切着晚饭要用的土豆丝，手机在客厅的茶几上震动起来。接起电话的那一刻，我甚至还在盘算着等陈宇下班回来，要不要让他顺路去楼下的便利店买一瓶酱油。然而电话那头的声音生硬、急促，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残忍，将我的前半生生生劈成了两半。
一场连环车祸，带走了陈宇。
葬礼上的事情，我大多记不清了。悲伤到极致的时候，人的大脑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将周遭的一切都罩上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我只记得灵堂里刺鼻的线香气味，记得来来往往的人影，以及那些落在肩膀上轻重不一的拍打。
在那些模糊的记忆里，唯一清晰的是陈舟。
陈舟是陈宇大哥的儿子，那年他十八岁，刚刚考上本地的一所大学。陈舟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各自重组了家庭，他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陈宇比他大哥小十岁，对这个侄子几乎是当成半个儿子来疼。陈舟上高中时，为了离学校近，有两年时间干脆就住在我跟陈宇的家里。
出殡那天，天空下着冷雨。我站在墓碑前，双腿软得像抽去了骨头，如果不是旁边有人扶着，我大概会直接跌进泥水里。扶着我的人，就是陈舟。
少年穿着并不合身的黑色西装，骨骼还没有完全长开，显得有些单薄。但他握着我手臂的力道却大得出奇，仿佛怕我一阵风就会被吹走。我转过头，看到他脸上没有眼泪，但嘴唇咬得死紧，下颌的线条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那一刻，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了和我一样的，那种仿佛被全世界抛弃的巨大茫然。
陈宇走后，我的生活陷入了长久的停滞。
三十岁，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可以重新开始的年纪。亲戚朋友，甚至陈宇的父母，都在过了一年半载后，委婉地劝我趁着年轻再找一个。他们说，陈宇在天之灵，也希望我能有个依靠。
可我不愿意，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里，在一家财务公司做审计，每天跟枯燥的报表和数字打交道，只有在那些绝对客观、不会背叛的数据里，我才能找到一丝安全感。
在那些难熬的岁月里，陈舟成了我生活中为数不多的鲜活气息。
他大学期间，每个周末都会来看我。有时候是帮我修一修漏水的水管，有时候是替我扛一袋大米上楼，更多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看书，一边等我做完饭。
我们很少谈论陈宇，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晚辈，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我会按时给他打生活费，尽管他总是拒绝；我会在换季的时候拉着他去商场买衣服，看着他从一百二十斤的瘦弱少年，一点点长成肩膀宽阔、高大挺拔的青年。
陈舟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去外地发展，而是留在了这座城市，进了一家工程公司。他的工作很忙，经常需要去工地，风吹日晒，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眼神也褪去了曾经的青涩，变得沉稳而坚定。
以前，是我在照顾他，叮嘱他按时吃饭，少熬夜。后来，变成了他经常在下班后顺道拐到我家里，手里提着我在菜市场绝对挑不出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他不再叫我“婶婶”，有时候急了，甚至会直接叫我的名字“林月”。
在我眼里，他始终是陈宇的侄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信赖的亲人。直到我三十八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才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有些东西正在脱轨。
那天晚上，我因为连日加班，胃病犯了。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蜷缩在床上，额头上全是冷汗，连去客厅倒杯热水吃药的力气都没有。人在极度虚弱的时候，那种孤独感是会放大的，放大到足以吞噬所有的理智。
我鬼使神差地拨通了陈舟的电话。
不到二十分钟，他就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我的房门。我只记得他冲进卧室，带着一身初冬的寒气，看到我蜷在被子里的样子时，他的脸色白得吓人。他连外套都没脱，直接将我连人带被子打横抱了起来，一路冲下楼，把我塞进了他的车里。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给我挂了点滴。疼痛渐渐缓解后，我看着坐在病床边椅子上的陈舟。他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头发因为奔跑而显得有些凌乱，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眼底全是红血丝。
“对不起，大半夜的折腾你。”我有些虚弱地笑了笑，试图打破两人之间异样的沉默。
陈舟没有笑，也没有说话。他突然伸出手，握住了我在被子外面的那只手。他的手掌很大，很温暖，带着一层薄薄的茧子。
我愣住了，本能地想要把手抽回来。但他的力气很大，不容拒绝地将我的手包裹在他的掌心里。
“林月，”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压抑的沙哑，“你到底要折磨自己到什么时候？还要把我推开到什么时候？”
我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让我感到害怕的专注和深情。那绝对不是一个晚辈看着长辈的眼神，那是一个男人看着一个女人的眼神。
“陈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是你婶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