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打鸡血”疗法：上海曾认真研究，这一方法流行十多年后最终被正式叫停
1962年，上海一间普通厂医室里，俞昌时面对前来询问的卫生工作人员，仍坚持认为鲜鸡血不能轻易停用。此时，围绕这种注射方法的争议已经不再是个人经验，而是摆在卫生机构面前的一道难题：试验中出现了不良反应，改良制剂也已被提出，可民间对鲜鸡血的兴趣却没有随之消退。
这场争议的起点，并不在街头传闻，而在一种当时颇有影响的医学探索氛围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组织疗法等新思路曾进入国内医学讨论范围，一些医生试图从动物组织、血液和生理现象中寻找治疗线索。俞昌时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1952年前后在江西南平工作。按照有关材料的记载，他在观察鸡的体温等现象后，又结合所接触的医学和中医文献，逐渐形成了把鲜鸡血注入人体的设想。
这种设想最初带有明显的经验色彩。俞昌时曾进行自我注射，并把局部感觉记录下来，后来又在身边人和少量志愿者中尝试。个别人的精神状态或某些症状出现变化，很容易成为“有效”的依据。问题在于，症状变化并不等于疾病被治愈，短期反应也不能替代长期随访。缺少对照、缺少统一诊断标准，更没有足够的安全监测，个人经验便可能在传播中被不断放大。
1959年前后，俞昌时在上海工厂担任厂医时，曾把这种方法用于更多人。材料中提到，一个多月内接受注射者达到数百例。样本一扩大，风险也开始显露。卫生部门随后组织观察，相关统计显示，接受多次注射的人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不良反应，另有少数病例发生严重反应并需要急救。具体数字在不同材料中的统计口径尚需核对，但“鲜鸡血并非没有风险”这一点，已经无法回避。
卫生机构没有简单停留在争论上，而是尝试改变制剂形态。据记载，静安区卫生局曾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合作，把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希望减少注射后的过敏反应。这个变化很关键，因为它说明当时有关部门确实看到了安全问题，也试图通过制剂改良来降低风险。只是，技术改良并不自动等于社会上的观念改良。
俞昌时没有完全接受这条路径。1962年后，他停止与卫生机构研究小组的合作，转而以个人方式继续推广鲜鸡血注射，并印制宣传材料，扩大所谓适用病症的范围。关于其中一些宣传内容，现有叙述存在不同说法，具体刊物、发行范围和“受指示研究”等表述，缺少足够原始档案支撑，不能一概当作确定事实。
但可以确定的是，鸡血注射已经从医疗机构的试验，逐渐进入民间生活。有人到指定地点排队，有人专门购买公鸡，甚至有人自行购置注射器具。四处流传的病例和口头经验，让不少人产生一种直观印象：既然别人打过，自己也可以试试；既然有人说精神变好，便可能被理解成多种疾病都能治疗。
它的扩散还与当时的生活条件有关。鸡是相对容易获得的家禽，鸡血看得见、摸得着，操作方式也被想象得并不复杂。对于长期受病痛困扰、又难以获得充分医疗服务的人来说，一种价格不高、说法明确、似乎人人都能参与的疗法，很容易获得注意。这里面有求医需求，也有信息传播的推力，不能只用“迷信”两个字解释。
传播过程中，风险信息往往走得比疗效故事慢。有人注射后没有明显不适，便把它当作成功案例；有人出现高烧、局部肿胀甚至脓肿，却未必会被完整记录。鲜鸡血的采集、保存、注射和器具消毒，只要有一个环节失控，就可能带来新的感染风险。机构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到了民间环节，往往变成一句轻描淡写的“因人而异”。
有卫生人员曾劝说：“这不是普通保健品，出了问题不能只看一时反应。”俞昌时据说回答：“我见过不少人注射后有变化，不能因为几个病例就全盘否定。”这几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概括了当时争论的核心：一方强调个案和经验，另一方强调统计、风险与规范。
“打鸡血”流行十多年后，随着医疗管理趋于规范以及相关风险不断暴露，这种做法最终被正式停止。至于具体由哪一份文件、哪一个节点完成全面叫停，现有材料交代并不充分，不能随意补写。能够确认的历史脉络是，鲜鸡血注射先从个人尝试进入机构观察，又因安全问题出现改良，随后在脱离研究和监管的情况下继续扩散，直到被管理措施逐步压下去。
俞昌时于1994年11月因病去世，公开叙述称其终年92岁，这一年龄信息也有待档案进一步核对。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曾经流行的医疗名词，更是一段关于经验、试验、宣传和管理彼此错位的医学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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