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备餐台前，透过半开的厨房门，看见领班伊戈尔正引着一个穿深蓝西装的男人走向角落的餐桌。我还没看到他的脸，就认出了他的背影。那种熟悉，是从无数个清晨和深夜的拥抱里长出来的，是只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爱人才能带给你的直觉。那是我的丈夫，安德烈。 他抬手调整了一下袖口，动作和在家照镜子时一模一样。我手里的刀停在洋葱上方，最后一刀没有切下去。 “阿廖娜·谢尔盖耶夫娜，您伤到手了吗？”厨师马克西姆朝我手上看了一眼。我低头，刀刃距我的手指只有不到一厘米。洋葱已经被切得七零八落，原本该是整齐的半圆形，现在有几块成了烂泥。 “没事。”我说着放下刀，“你替我把它切完，我出去透口气。” 我没有走那扇直通餐厅的正门，而是从侧门绕出去。沿着吧台走，我找了一个不会引起注意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那张角落桌子。桌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正对着安德烈笑。她把手搭在他的手背上，像在讲什么有趣的经历。我看见安德烈回握住她的手，那个动作，曾经只属于我。 我站了几秒钟。没有尖叫，没有冲上去掀桌子。我经营这家餐厅八年，从租下这间铺面，到凌晨四点去市场进货，到一个人扛过最难的疫情年，他从来没有陪我度过任何一个通宵。而现在，他把另一个女人带到我的餐厅里来，坐在我辛辛苦苦挣下的桌子旁。 我转身找到领班，指了指那张桌子，压低声音说：“看见那位穿深蓝西装的先生了吗？明天，他的婚姻状况就会改变。” 领班愣了愣：“什么意思？” “我拥有这家餐厅，”我说，“那个男人是我丈夫。今晚他在我的餐厅里和别的女人约会，很快他就不是已婚身份了。” 这话说完，我回到厨房，重新拿起一把刀，把剩下的洋葱切成均匀的薄片。刀口稳稳地贴着指节，没有再抖。那晚我坐在办公室里，拨通了律师的电话。 三个月后，安德烈和我在同一张角落桌上签了离婚协议。他把戒指推到我面前，说想再谈谈，我只回了一句：“餐厅的产权归我，你带着你的新生活离开。” 我留住了餐厅，也终于留住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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