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云南一农妇到北京寻找知青老公，说出名字后，首长：赶紧通知

85年云南一农妇到北京寻找知青老公，说出名字后，首长：赶紧通知

一九八五年三月的北京，风里还带着冬天没散干净的干冷。我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天灰蒙蒙的，像盖了一层脏棉花。火车站广场上人来人往，扛着蛇皮袋子的、拎着铝饭盒的、蹲在墙根底下啃烧饼的，各种口音混在一起嗡嗡地响。我站在广场中间转了两圈，分不清东南西北，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灰白灰白的，没有云也没有太阳，跟我老家云南山沟里的天完全是两个样子。

我身上穿了件蓝布褂子，是出门前特地翻出来的，洗得发白但干净。脚上一双解放鞋，走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硬座，脚肿得塞不进去，鞋带松了又松。怀里揣着一个花布包袱，里头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包苦荞饼、还有一张写了地址的纸条。纸条是托我们乡邮递员老刘帮忙写的，他念过初中，字写得好，在北京当过几年兵认得路。他照着信封帮我抄下那个地址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嫂子你真要去啊，我说去。

那个地址我背了一路，朝阳区某某路某某号，后面跟着一个单位名称。老刘说这个单位在北京不小，门口有站岗的，到了地方你找人问就行。我问老刘这单位是干啥的，老刘说不清楚，反正是个大机关。我揣着那张纸条摸了摸，纸边都磨毛了。

我找了辆公共汽车，掏出一把零钱数了又数才敢上车。车上的售票员是个烫着卷发的北京大姐，嗓门大，嘴里报站名跟唱戏似的。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一只手死死攥着包袱，另一只手扶着前面的椅背。车一颠一颠地往前走，窗外的街道从破旧慢慢变得宽阔，两边开始出现灰色的高墙和铁栅栏。过了几站路，高墙越来越长，门岗越来越多，墙头拉着铁丝网，门口站着穿军装的哨兵，背挺得笔直，跟我在老家县城供销社门口看见的民兵完全不是一个样。

我下车的时候腿有点软，站了一会儿才站稳。前面就是那张纸条上写的地址了，一道大铁门敞着半边，门口确实有岗亭，穿军装的人进进出出，脚步匆匆的。我在马路对面站了十来分钟，看着那扇门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打鼓。包里的苦荞饼硌着肋骨，硬邦邦的，那是从家里走的前一天晚上连夜烙的，一共烙了六个，路上吃了四个，还剩两个。

那会儿是早上九点多，北京三月的风吹在脸上干巴巴的，把我嘴唇吹得起了一层白皮。我舔了舔嘴唇，攥紧包袱往那道大铁门走过去。

到了门口岗亭，一个年轻哨兵伸手拦住了我。他岁数不大，脸绷得紧紧的，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来找人的。他问找谁。我把包袱放在地上，从怀里掏出那张磨毛了的纸条递过去。哨兵接过去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疑惑。

"你找陈卫东？"

我点头，说对，陈卫东，我是他家属，从云南来的。

哨兵把纸条还给我，转身走进岗亭里打了个电话。我听不清他说什么，就看见他对着话筒说了几句然后挂了，走出来对我说你在这儿等一下，有人来接你。

我站在铁门旁边的墙根底下等着，把手里的包袱换了换手。来来往往的人从我跟前走过，偶尔有人看我一眼，都是穿军装的人，步伐快，表情严肃。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蓝布褂子，跟这周围的一切都不搭。可我心里头想着的是陈卫东，想着他看到我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我跟他已经八年没见了，上次见他的时候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他站在我们村口的土路上，身后停着一辆来接知青回城的卡车。他背着个绿色帆布包，穿着褪色的军便服，脚上那双解放鞋的鞋底都快磨穿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就一眼，然后爬上卡车走了。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看着卡车扬起一路黄土越开越远，手摸着肚子里四个月大的孩子，没叫他留。

八年了，孩子都七岁了。

等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岗亭里出来一个穿着干部服的中年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带笑容地走到我跟前。他看了看我手里那张纸条，又看了看我，态度很客气，说你是陈卫东同志的爱人？我说是。他说那你跟我进来吧，我带你去见领导。

我跟着他往里走，穿过一条长长的林荫道，两边种着笔直的杨树，树叶子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桠直挺挺地戳向天空。路过的几栋楼都是灰色的，方方正正的，窗户很整齐，楼前面挂着白底红字的牌子。那个干部一边走一边回头跟我说话，问我从云南哪里来的，坐火车累不累。我说我从普洱那边来的，坐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他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最后停在一栋三层小楼前面，他领我上楼到二楼尽头的一个房间门口，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说进来，他推开门侧身让我进去。屋里头坐着个五六十岁的老军人，肩膀上有我没见过的肩章，比普通军官的要多几颗星。他正在低头看文件，抬起头看见我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放下手里的笔。

"你就是陈卫东同志的爱人？从云南来的？"他的声音很低沉，但很温和。

我拘谨地点了点头，站在门口不敢再往里走了。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大办公桌，几个铁皮柜子，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那个老军人站起来绕到办公桌前，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目光最后落在我手里的花布包袱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秀兰。"

"你跟陈卫东同志是哪年结的婚？"

"一九七四年，"我说，"在云南我们生产队办的，当时连里指导员给写的证婚词。"

老军人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转身走到桌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他对着话筒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挂了电话坐下来，两只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看着我。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不忍，又像是难处。

"杨秀兰同志，"他开口了，"陈卫东同志现在不在这儿，他在外地出差。你的情况我知道了，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安排人给你联系他。"

他拿起电话又拨了一次，这回我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赶紧通知陈卫东，让他立刻回来，他爱人来北京了，从云南找过来的。"

"赶紧通知"这四个字钻进耳朵里的时候，我心里头像是被人攥了一把，说不清是疼还是酸。八年了，我背着一包袱苦荞饼坐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从山沟沟里辗转走到北京城里，就为了这一句"赶紧通知"。可通知了以后呢？我站在这个陌生的办公室里，周围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我觉得格格不入，忽然有点怕了。

那天中午那个干部把我安排到招待所住下了。房间不大，有张单人床，床头有个小柜子，窗户外头能看见杨树的枝桠。我把包袱放在床上，打开结把剩下的两个苦荞饼拿出来放在柜子上，然后又包好放进包袱里。招待所的床单是白的，枕套是白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跟我在家睡的那种花被套完全不一样。我坐在床沿上发了半天呆，脑子里乱糟糟的。

陈卫东到底啥时候能回来，没人跟我说。我在招待所住了三天，每天吃食堂，食堂里的饭菜跟老家不一样，馒头松软，炒菜油水大，可我心里头慌，吃什么都不香。那个干部来看过我两回，问我缺什么，我说不缺，又问我想不想出去逛逛，我说不了。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等着陈卫东回来。

第三天的下午，我正坐在招待所的床沿上发呆，门外有人敲了两下门。我起身去开，门打开的一瞬间，整个人僵住了。

门外站着个穿军装的男人，比我记忆里高了不少，也壮了不少，面容还是那个面容，可眉眼间的神情变了，变得沉稳、肃穆，肩上扛着我叫不上名字的衔。他站在门口看我，嘴唇紧紧地抿着，眼睛里有光在闪，可那光复杂得我看不懂。

"秀兰。"他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声音哑哑的。

我没应声。我站在门框里面，他也站在门框外面，就那么两三步的距离，可我觉得中间隔着八年的山山水水，隔着千山万岭都数不清的日日夜夜。我想起一九七二年他刚来我们生产队的时候，满嘴北京话，白白净净的，挑水挑不动，锄地锄不稳，被村里人笑话。是我们队长把他分到我家隔壁住，我妈看他可怜，隔三差五给他送一碗苞谷糊糊。他后来学会了挑水，学会了锄地，学会了跟我们村的人一样蹲在墙根底下吃饭，甚至还学会了哼两句山歌。

一九七三年冬天的夜里，他来找我，站在我家门口那棵老梅树底下，搓着手说秀兰我想跟你在一块。我说你是城里来的知青，早晚要回城的。他说我不回，我就在这儿。后来我们真在一块了，一九七四年秋天在队里办的登记，没办酒席，指导员念了几句词就算成了。一九七五年春天我怀了孕，他说等孩子生下来他好好挣钱养我们娘俩。可一九七七年春天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他的父母从北京给他写了信，他拿着信坐在我们村口的石头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他没说走，可我知道他心里想走。

是我让他走的。我说卫东你回去吧，城里才是你的家，我带着孩子在山里过，等你安顿好了再说。他走的那天我去村口送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四个月了，我穿着件宽大的褂子遮着。他爬上卡车以后回头看我那一眼，我记了整整八年。后来他写过几封信回来，第一封说他到北京了，第二封说他进了单位上班了，第三封说他要参加考试了，再后来信就慢慢少了。到一九八零年以后就断了，一封也没来过。

我给他寄过三封信，地址都是他第一次来信时留的那个。寄出去以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村里人跟我说他肯定在北京有别的女人了，城市那么大，谁还记着山沟沟里的农村老婆。我妈也劝我，说算了吧，人家回了城就是城里人了，你跟栓娃好好过日子，别想了。栓娃是我跟陈卫东的儿子，虎头虎脑的，长得跟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尤其是那对眉毛，浓得往两边飞。

可我不甘心。我总觉得他不会不要我们。栓娃七岁了，天天问我爸啥时候回来，我答不上来。去年冬天栓娃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说胡话，嘴里喊的是爸爸。我守在他床边守着守着就哭了，哭完了以后我就下了决心，开春了就去北京找他。不管找得到找不到，我得当面问一句，这八年你到底把我们娘俩放哪儿了。

现在他就站在我面前，穿着挺括的军装，肩上扛着亮晶晶的衔，跟我身后招待所那张窄小的单人床和窗台上那两个硬邦邦的苦荞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谁都没先开口。

"秀兰，"他又叫了我一声，往前迈了一步，手伸出来想碰我胳膊，可又缩回去了，"你先进去坐下好不好？我有话跟你说。"

我侧身让他进了屋。他站在房间中间打量了一圈这个巴掌大的地方，然后在那张单人床的床沿上坐下来。我没坐，靠着窗台站着。从窗户望出去能看见杨树的枝桠在风里轻轻摇晃，远处是灰色的楼群，天还是灰蒙蒙的，跟我来那天没什么两样。

"你吃饭了没有？"他问。

"吃了。"

"路上累不累？"

"累。"

他低下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那双手比以前宽了厚了，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再不是当年在队里干活时指甲缝里塞满泥巴的样子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很低，低到我要竖起耳朵才能听清楚。

"秀兰，我给你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收到了三封，后来就没了。"

"后来我写了四封，全退回来了，说查无此人。"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那层光终于亮了一点，"我托人回去打听过，说你带着孩子改了嫁，搬走了。"

我心里像被人猛地灌了一口凉水，从喉咙凉到胸口。改嫁？谁跟他说我改嫁了？

"谁跟你说的？"我的声音有点发抖。

"生产队老赵家的二小子，他来北京打工的时候我碰上了，问他你的情况，他说你带着孩子嫁到隔壁公社去了。"

"胡说八道！"我嗓门一下高了，在窄小的房间里震得嗡嗡响，"老赵家二小子那是胡咧咧的！他那年追我没追上，记恨着呢！我带着栓娃一直住在老屋，嫁什么人了我？我等你等到现在，头发都等白了，你跟我说我改嫁了？"

我声音越说越大，眼泪不争气地涌上来。我抬手用袖子狠狠擦了一把，可擦完了又流下来。八年了，我在山沟里带孩子种地养猪等我男人回来，等到的是一句"听说你改嫁了"。

陈卫东从床沿上站起来，走到我跟前。这回他没缩手了，双手攥住了我的肩膀，力气大得我骨头疼。他低着头看我，声音哑得都快碎了。

"秀兰，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一九七九年考上军校以后封闭训练了两年，出来以后到处打听你的消息，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清。后来碰见老赵家二小子，他说你走了我才信的。那两年我白天训练晚上躺在铺上翻来覆去，想给你写信可地址都找不着。我后来……"

他顿住了没往下说。

"你后来咋了？"我仰头看他。

他松开我的肩膀，退了一步，脸上的表情又变回那种复杂的样子。他在屋里走了两步，走到窗台旁边，看见了那两个搁在柜子上的苦荞饼。他伸手拿起来一个翻来覆去地看，那是我们老家最粗糙的粮食，苦荞面掺了水烙出来的，黑乎乎的又硬又涩。

"秀兰，"他把饼攥在手心里，背对着我，"我后来在军校认识了一个姑娘，是军校卫生所的大夫。她追了我一年多，我那时候以为你跟别人过了，就……就跟她结了婚。"

我脑袋里嗡了一声。那句话像一记闷棍砸在我头上，我靠在窗台上，身后的窗玻璃硌着后腰，又硬又凉。八年了，我等了他八年，背着两个苦荞饼坐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北京找他，他说他娶了别人。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嘴唇哆嗦得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我转过身面对着窗户，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和光秃秃的杨树枝。玻璃上映着我自己的脸，满脸泪痕，眼窝深陷，鬓角有了白头发，三十出头的年纪看着像四十多。我这一路从山沟里走出来，坐汽车倒火车，睡硬座啃干饼，靠着一股气撑到了北京，那股气现在泄了。

"秀兰，"他在我身后说话，声音又哑又急，"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我当时真的以为你……秀兰你转身看着我行不行？"

我没转身。我看着窗玻璃上他自己的倒影，他站在我身后两步远的地方，手里还攥着那个苦荞饼，肩膀微微垮着。那个当年在我们村挑水锄地的北京知青，如今穿着笔挺的军装站在北京机关的招待所里，跟我之间隔了一道窗玻璃和八年的时光，那些时光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

"栓娃呢？"他忽然问，"栓娃过得好不好？"

"好。"我声音干得跟砂纸似的，"七岁了，上一年级了，识字认得比你当年到村里的时候还多。"

他好半天没接话。过了很久，我才听见他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然后说了句："我想见他。"

我转过身看着他。他的眼圈红了，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他看着我，那眼神跟一九七七年爬卡车之前回头看我的一模一样，有着同样的不舍和同样的无奈，只是多了很多很多我读不懂的东西。

"陈卫东，"我叫了他的全名，不带姓，就像当年在村里的时候一样，"你跟我老实说，你现在那个媳妇对你好不好？"

他没说话，可他那双眼睛替我回答了。他点了点头。

"那咱俩的事，今天就算到头了。"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胸口像被人活生生剜掉了一块肉，可声音出奇地平静，"我不怪你。你要是真以为我改嫁了才娶的别人，那你不是存心骗我。可栓娃你得认，那是你儿子。"

"我认，"他急急地接话，"我肯定认。秀兰你别走了行不行？你等我回去把事情处理好，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

"处理啥？你拿啥处理？"我看着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他曾经是跟我一块在田里插秧的男人，我给他送过饭，他给我唱过歌，我们一起在冬夜的煤油灯下烤过手。可那些都过去了，他现在是另外一个人的丈夫了。

"你回去好好过你的日子，"我说，"栓娃我养得好好的，不给你添麻烦。我就来这一趟，问明白了就走。"

"秀兰你别这样……"

"我哪样了？"我笑了，可我知道那笑比哭还难看，"我坐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北京，就是想知道你到底还记不记得我跟栓娃。现在我知道了。你记得，这就够了。"

那天晚上陈卫东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招待所的床上，把两个苦荞饼掰碎了泡在水里一口一口咽下去。饼太硬了，泡了半天还是硌嗓子，可我硬是吃完了。吃完了饼我收拾好包袱，把那张写了地址的纸条叠好放回怀里，然后躺在白床单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浅浅的裂纹，从这头延伸到那头，我看着那道裂纹发了一整夜的呆，一滴泪都没再掉。

第二天早上那个干部来敲我的门，说陈卫东同志安排好了车送你去火车站。我说不用送，我自己走。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这是陈卫东同志托我交给你的，让你路上用。我没接，我说我自己有路费，不用他的钱。干部把信封放在门口的鞋柜上就走了。

我收拾好包袱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那个信封，厚厚的一摞钱塞在里面，鼓鼓囊囊的。我没拿它，直接把门带上走了。

从招待所到公共汽车站的路上我走得很快，一次头都没回。北京三月的风吹在脸上还是干巴巴的，可我已经不在意了。我上了汽车去永定门火车站，买了当天回云南的票，还是硬座。坐在候车室里等车的时候我从包袱里掏出最后一个苦荞饼掰了一半塞进嘴里嚼，嚼着嚼着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我一个人坐在人声鼎沸的候车室里哭，周围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一个人看我。这北京城太大了，大到一个人在这里哭都没人听见。可我不后悔来这一趟。我来看过了，问过了，也知道了。他过得好，他记得我，他认栓娃，对我来说这就够了。至于他身边有了别人这件事，我没有力气再去争什么了。

火车开动以后我看着窗外的北京慢慢往后退，灰色的房子灰色的树灰色的天，一点点变小变远，最后全没了。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脑子里闪过的全都是当年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的事。一九七二年他第一次到村里，白白净净的站在队长旁边局促不安；一九七三年冬天他站在我家门口搓着手说秀兰我想跟你在一块；一九七七年春天他爬上卡车回头看我那一眼。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在脑子里过，过到最后定格在他昨天站在招待所窗台旁边攥着那个苦荞饼的背影上。

他在军校认识了别人，信了别人说我改嫁的话，可那不是他的错。要怪就怪那个在中间传瞎话的老赵家二小子，要怪就怪那八年断了音的时光。我跟陈卫东之间横着的东西太多了，山、水、年月、别人的嘴，还有各自走岔了的路。

回到云南老家的时候栓娃正蹲在院子里喂鸡。他听见脚步声抬头看见我，丢下手里的玉米粒就扑过来抱住我的腿，仰着脑袋问妈你见着我爸了没。我蹲下去搂住他，摸着他圆乎乎的脑袋说见着了。

"我爸啥样？"

"你爸可高了，穿着军装，可精神了。"

"那他咋不跟你一块回来？"

"他在北京忙工作呢，"我说，"他说了，等忙完这阵就回来看你。"

栓娃哦了一声，又跑回去喂鸡了。他蹲在地上的背影跟他爹当年一模一样，背微微弓着，脑袋歪向一边。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院子里太阳暖融融的，鸡啄玉米粒的声音细细碎碎地响着。生活还得往下过，我没有男人还有儿子，还有这一亩三分地，还有一个盼头。

过了大约两个月，有一天乡邮递员老刘又来了，这回他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是北京来的邮戳。我拆开，里面有一封信和一张汇款单。信是陈卫东写的，字迹比以前工整多了，可笔画的力道还是原来那个味儿。他在信里说他已经跟他后来的妻子说明了情况，对方很通情达理，愿意让他们离婚。他说他对不起我，欠我的这辈子还不清，可他想回来看看栓娃，想亲眼见见自己的儿子长什么样。汇款单上的数字不小，够我跟栓娃过两三年的了。

我拿着那封信看了三遍。第三遍看完的时候我把信叠好放进柜子里的铁盒子里，跟以前那三封信放在一块。汇款单我没去取，压在箱子底下了。过了几天我给老刘捎了句话，让他帮我回一封信。信上就一行字——你回来吧，栓娃等着见你。

八月的云南山里遍地都是绿色。玉米抽了穗，稻子弯了腰，我家院子门口那棵老梅树过了开花的时节，叶子绿油油地铺了一树。那天傍晚我正在灶屋里烧火做饭，栓娃从外面跑进来喊了一声妈，门口有辆吉普车。

我从灶屋里出来的时候，看见院门口停了一辆绿色的吉普车，车门开着，一个人从里面钻出来，穿着一身便装，可站姿还是军人的笔挺。他瘦了些，脸上的皱纹比春天那会儿深了，可那对浓眉还是老样子。他站在院门口没往里走，看着栓娃蹲在院子里拿树枝逗蚂蚁。

"栓娃，"我喊了一声，"过来。"

栓娃跑过来抱着我的腿，好奇地看着门口那个人。陈卫东蹲下身，跟栓娃平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那张跟自己几乎一模一样的脸。他的手伸出去想摸孩子的头，在半空中顿了顿，最后还是轻轻放上去了。

"栓娃，"他的声音有点抖，"我是爸爸。"

栓娃回头看我，我点了点头。然后这孩子就把手里那根树枝一扔，扑进了他爹怀里。陈卫东搂着他，下巴搁在孩子头顶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站在灶屋门口，锅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响，柴火噼里啪啦地烧着，晚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着稻花的香味。

那天晚上栓娃缠着他爹讲北京的事讲到很晚。我坐在门槛上纳鞋底，听着屋里一大一小两个人的声音低低地传来传去，手里针线的动作一下一下没停。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地铺着，山里的夜安静得能听见露水从叶子上滑落的声音。

陈卫东后来在云南待了十天，走的时候栓娃抱着他的腿不让走。他蹲下来跟栓娃说了半天的话，说爸爸过些日子就回来看你，你在家好好念书听妈妈的话，等放假了爸爸接你去北京玩。栓娃眼泪汪汪地点头，手松开了又抓紧，抓紧了又松开。

他走的时候我送到村口的老槐树底下。这次没有卡车了，吉普车停在路边，驾驶员在驾驶座上等着。他站在槐树底下看着我，跟八年前一样的位置，只是这回他没走成，我也没让他走。

"秀兰，"他开口，"那边的事我处理完了，往后每个月我寄钱回来，放假就回来看你们。你要是愿意，等栓娃大了我接你们去北京。"

我说不用，我在这山里住惯了，北京那地方我待不惯。他笑了一下没勉强，伸手拍了拍槐树的树干，说这树还在呢。我说在呢，好端端的在呢。

他上车走了以后我站在槐树底下看吉普车扬起黄土越开越远，车屁股后面的灰尘在半空中散成一团黄蒙蒙的雾，太阳从雾后面透出来，暖洋洋地照在我脸上。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放着陈卫东走之前塞给我的一个信封，这回我没拒绝，因为里面装的是一张照片，是他跟栓娃在院子里抱着照的合影。照片上栓娃笑得见牙不见眼，他爹搂着他，脸上那种笑是我八年前送他走的时候没见过的，踏实、安稳、带着家的味道。

日子还是那些日子，地里的庄稼照种，圈里的猪照喂，栓娃照常上学。只是每个月多了一封信和一张汇款单，信里写的都是些日常琐碎，可每一封我都看很多遍。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我就从铁盒子里把那些信全翻出来从头看一遍，从一九七七年第一封写到一九八五年最后一封，八年的光阴在一沓纸页里头翻过去，纸都捏毛了边了，可字还是那些字。

第二年暑假栓娃去北京住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背了个新书包，里头装了满满一兜子零食和玩具。他坐在地上一样一样摆给我看，嘴巴不停地说爸爸带他去了天安门、去了动物园、还去吃了全聚德烤鸭。他说爸爸的房子可大了，可爸爸说那房子是部队的，不是他自个儿的。他说爸爸屋里头挂了一张照片，是在咱家院子里拍的，就是那张。他说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跟我当年头一回见着他爹的时候一样亮。

我坐在灶屋门口听着他说，手里的活没停。那些北京的人和事从一个七岁孩子嘴里说出来，听着遥远又亲切。陈卫东没有接我们去北京，我也没有去的意思。各有各的日子过，栓娃能两头跑着有个爹有个妈就行。感情这东西就像地里的庄稼，你播了种浇了水它长出来是缘分，可中间要遇上旱涝灾害你挡不住，要遇上虫子祸害你也挡不住，最后收成多少全看老天。我跟陈卫东中间那场旱涝过了，剩下的那点收成，够养大一个孩子就够了。

老槐树的叶子年年秋天落春天发，落了八年，发了八年。第九年的时候长出了一枝新芽，嫩绿的，顶着春风往上蹿。栓娃站在树底下量身高，在树干上刻了一道新印子，扭头冲我喊妈我又长高了三厘米。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恍惚间像是看见了好多好多年前的陈卫东，也站在这个位置，也这样回过头来冲我笑。

风从山坳里吹过来，裹着稻花的香和泥土的潮，暖融融地扑在脸上。我吸了一口气，把灶台上那碗热好的苞谷糊糊端起来喝了一口，烫得直咂嘴，可心里头是暖的。日子就这么往前走着，不走回头路。那年在永定门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人吃干饼掉眼泪的事，离现在已经很远了。远到像上辈子发生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