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这窗户里究竟映着谁，全看兜里揣着什么。我在香榭丽园东门那个岗亭里，像颗钉子一样钉了二十年。早上七点接班，晚上七点交班，屁股底下那把椅子的腿都磨短了一截，只好垫块木板凑合。日子久了，这点滴光阴便汇成了一个让人心里发堵的规律：兜里钱越多，眼皮越沉，哪怕天天打照面，你也进不了他的视线，他拿眼角扫你，跟扫空气没两样。

俗话说“财大气粗”，这话真不假。六号楼那位开雷克萨斯的老总，是个典型例子。每天车开到闸机口，我按电钮起杆，他一脚油门就走，眼珠子直勾勾盯着正前方，二十年没偏过一寸。有回下雨天，他在门口等人，又是看手机又是看表，还要盯着雨滴发呆，唯独不往我这岗亭看一眼。在他眼里，我就是那个起杆的机器，多看一眼都嫌累。

七号楼还有个老板，也是个妙人，走路带风，个子不高。他不看人，但他爱往地上扔东西。每个月总有几回，他提着水果、月饼或者酒，到了门口把东西往地上一搁，也不说话，放下就走。这算赏赐还是施舍？他眼睛只盯着地面，仿佛地上长了花，就是不看我。咱也别问，问就是给你的，拿走便是。这大概就是“嗟来之食”的现代版，东西收了，尊严也就顺着地缝溜走了。

反倒是那对骑自行车的大学教授夫妇，戴着眼镜，斯斯文文，日子过得清贫。见了面，他们会点头，问句吃了没，聊几句菜价涨了、儿子不回。这才是把人当人看，彼此眼里都有人气儿。可那对开宝马的年轻夫妻就不一样了，刚搬来时女的还笑一笑，日子久了，车窗摇得严丝合缝，里面是冷气豪宅，外面是烈日寒风，隔着反光玻璃，谁也不认识谁。

十号楼住顶层的那位大老板，冬天穿的好羽绒服，看着就贵气。有回忘带门禁卡，让我手动开闸。我说规矩是得登记，他急了，说天天见面还不认识？我坚持要登记，他这才不耐烦地写了几笔，眼神像看门锁一样冷冰冰地扫过来。第二天他学乖了，天天带卡，可那眼神比冬天还冷，再没正眼瞧过我。

也有例外。二号楼老太太儿子做大事，开豪车回来，摇下车窗叫声师傅，递根烟，眼神是正的。这算是那十之七八的冷漠里头，剩下的一两分温热。最让人唏嘘的是那个租房的小伙子，十几年前开破车，李叔李叔叫得亲热。后来生意做大，车换成奥迪，李叔就不叫了；再换大奔，连头都不点了。前阵子见他开辆普通车回来，神色黯淡，喊了声李叔，语调跟当年一样，只是风光不再。看来这世态炎凉，全写在车轮子和脸上。

夜班老刘说，这是素质差。我觉得不全对，这也是习惯。他们的世界是合同、饭局、高尔夫，大门只是个边界，过去了就忘，谁会回头看边界上的栏杆？我只是那根会喘气的杆子。我也想通了，他们看不看我是他们的事，我得守好我的责。谁家车灯没关，谁家后备箱开了，谁家几天没回，我都记着。我认识他们几千次进出的面孔，他们却不知道我姓甚名谁。

这二十年，椅子换了三把，电风扇换过两个，玻璃被面包车撞裂那次，我扫了半小时碎渣，装上新玻璃，世界看得更清楚。前几天过年挂灯笼，一位女业主停下车，说灯笼歪了，往左一点。我调正了，红彤彤的挺好看。她走了，尾灯一闪，她不知道我看了她五年车。这都没关系，灯笼挂正了，人心摆正了，日子照样过，这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