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冬天，我二十四岁，在县农机修造厂当钳工。
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满打满算四十二块七毛。粮票、肉票、布票，家家户户都精打细算。猪肉七毛八一斤，还要凭票供应。一个人一月半斤肉票，八斤猪肉，是一户人家一整年的定量。
我拎着八斤猪肉去相亲，在当时的靠山屯，炸了锅。
这肉，是我连攒了三个月的肉票，又托了厂里管后勤的老孟，才从副食品公司后门弄来的。老孟起初不乐意，说肉票已经发下去了，过了元旦才给新的，现在就是拿钱也买不着。我好说歹说，又把自己那本存了半年的工业券搭进去，他才从柜台底下给我匀出这块肉来。八斤，去了皮，肥瘦相间，用旧报纸包着，油把报纸都浸透了。我把它装进一个帆布包里，包外面又裹了层塑料布。骑着我那辆凤凰牌二八大杠，往三十里外的柳叶村赶。
这趟相亲，是我师傅张有财给张罗的。
张师傅五十出头，是厂里的八级钳工，带了一辈子徒弟，我是他带的最后一个。他脾气臭，爱骂人，可心比谁都热。他跟我说的那门亲事，女方叫冯秀兰，二十四岁，高中毕业，在生产队里记过工分，人也俊。就是家里穷。父亲早年伐木被砸断了腿，没撑几年就走了。母亲有风湿性心脏病，干不了重活。底下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最小的才九岁。穷。真穷。家里最值钱的，就一头半大的猪，和几只下蛋的母鸡。
师傅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抽着旱烟，眼皮都没抬：“你要是不愿意，我就回了人家。别耽误人姑娘。”
我想了想，把攒了三个月的肉票全拿了出来。
师傅看着我，忽然就笑了。他磕了磕烟灰，说：“行，你小子有种。去吧。”
我骑车出县城的时候，天刚擦亮。十一月的风，刀子似的，割在脸上生疼。路两边的田野已经收割完了，地里的麦茬子一撮一撮地立着，像谁剃了一半的头。远处的村子，屋顶上已经冒起了炊烟，淡蓝色的，在风里歪歪斜斜地飘。
我戴着副厂里发的白线手套，身上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棉大衣。这大衣是前年过年做的，料子一般，但压风。我里面套了件高领毛衣，是厂里发的劳保。我脖子上扎了条灰围巾，是上个月我娘从老家寄来的。我娘不知道我去相亲。我没告诉她。怕她跟着操心。
我车骑得很快，路却不配合。过了十里铺，柏油路就断了，变成了土路。昨天刚下过一场小雪，土路被碾得坑坑洼洼，有的地方结着薄冰。我的车轱辘几次打滑，差点摔进路边的沟里。我索性推着车走。那帆布包挂在车把上，随着车轮的颠簸一晃一晃的。我怕肉摔着，又解下来，背在身上。
路过的牛车、驴车，都慢悠悠地晃。赶车的老乡裹着光板羊皮袄，缩在车辕上打盹。有几回，他们掀开眼皮看看我，又看看我背着的大包，眼里有几分好奇。我冲他们点点头，不解释。
走了约莫一个小时，路渐渐好了。柳叶村就在前面。我重新骑上车，拐进村口那条小路。路两边的树，落光了叶子，枝条光秃秃地戳向天空。有几只麻雀在枯枝上跳来跳去，见了人，“扑棱”一下飞远了。
村口有棵大槐树，得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叶子落了大半，剩几片枯叶在风里哆嗦。树下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裹着黑棉袄，像几尊披着露水的佛。我下了车，问一个抽旱烟的大爷：“大爷，冯秀兰家怎么走？”
那大爷抬起眼，上下打量我。他的眼神很混浊，像是被太多岁月磨去了光。他磕了磕烟袋，没有立刻回答，反而问：“你找她家做什么？”
“相亲。”我大大方方地说。
几个晒太阳的老人互相看了看。那大爷眯起眼，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朝西边努了努嘴：“最西边，土墙围子那个。门口有棵枣树。”
我道了谢，推着车往西走。
身后传来那几个老人低低的交谈声。声音被风吹散了，听不真切。但我隐约听到一句：“又是来相亲的。看能成不。”
又是。我咂摸着这两个字。看来去冯家相亲的人，不少。
我心里没有退缩。反而生出一股劲儿来。这趟来对了。
西边的路更窄了，只能过一辆板车。路两边是人家院墙，土坯的，被雨冲得斑驳。有几家院墙上爬着枯黄的丝瓜藤，干瘪的丝瓜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摇晃。再往前走，房屋渐渐稀了。地势也高了起来。远远地，我看见了那棵枣树。
那棵枣树长在一个院门外边，孤零零的。树干不粗，但枝桠繁多，像一双双伸向天空的、枯瘦的手。枣树的旁边，是一圈低矮的土墙。墙有好几处塌了，用玉米秆子堵着。墙头上长着几丛枯草，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我站在院门口，心跳得厉害。不是累，是紧张。我低头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穿戴。棉大衣扣子系着，围巾没歪，鞋子在路边草上蹭了蹭泥。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那扇虚掩的柴门。
院子里很静。
靠东墙堆着一小垛劈柴，码得整整齐齐。墙根下，几只瘦骨嶙峋的母鸡在刨食。它们看见我，警惕地抬起头，咯咯叫了两声，然后跑开了。院子中间拉着一根铁丝，晾着几件衣服。衣服都很旧了，补丁摞着补丁，可洗得发白。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连片鸡毛都没有。
一个姑娘正蹲在井台上洗菜。
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上包着块旧方巾。袖子挽到手腕以上，小臂露在风里，被冻得青白。她面前放着一个木盆，盆里是几棵大白菜。她的手泡在井水里，红通通的，手背上全是冻疮。她低着头，一点一点地剥着白菜叶子，动作很慢，很仔细。
听见门响，她抬起头来。
我站在她家的院子里。她蹲在井台边上，仰起脸看我。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嗡”地响了一下。她的眼睛很大，很黑，像两口深井。那眼里有警惕，有戒备，还有一丝藏在最深处的、极容易碎掉的东西。
她慢慢站起来。她的身量比我想的要小。瘦。真瘦。颧骨有些明显，锁骨从领口露出来，像两把并拢的刀。皮肤说不上白，带着风霜磨过的粗糙，可眉目清秀，尤其是那双眼，安静，沉实，让人一眼看进去就出不来。
“你是？”她问。声音不高，带着点警觉。
“我姓陈，叫陈志远。张师傅介绍来的。”我有些不自在地说。手里的帆布包沉甸甸的，油已经渗出来了，在包底洇出一片深色。
她的目光从我脸上挪到那包上，又挪回来。她似乎明白了什么，嘴唇动了动，然后微微侧身，说：“进屋说吧。”
我跟着她进了屋。
屋里很暗。堂屋不大，只摆了张矮桌子，几条凳子。墙上糊着旧报纸，有些地方被烟熏得发黄，边角翘起来。地上是夯实的泥地，扫得干净，但坑洼不平。靠窗的那面墙，贴着几张奖状，最上面一张写着：冯秀兰同学被评为三好学生。纸已经黄了，边角卷起。奖状下面，还有几张，是冯秀华、冯秀英、冯秀山的。那是她弟弟妹妹的。
她给我倒了碗水。碗是豁了口的粗瓷碗，但洗得干净。我双手接过来，喝了一口，温的。水里有股土腥味，是井水的味道。
屋里没别的人。我四下看了看，问：“家里人呢？”
“我妈在里屋躺着。弟妹去地里捡花生了。”她说着，在对面坐下。她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株被风吹过却不肯折腰的芦苇。
空气里有一种生冷的沉默。我坐在那儿，手里捧着碗，半天不知道说什么。来之前想好的那些话，在看见这个家、看见她之后，忽然都说不出口了。我来之前，师傅跟我说，见了面别拘束，多聊聊。可我他妈的，什么都聊不出来。我只想掏心窝子，可我不会。
最后是她先开的口。
“张师傅跟你说过我们家的情况了吧？”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说了。”我点头。
“那你为什么还来？”她看着我，目光直直的，像要望进我心底。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觉得怎么说都显得假。我索性弯下腰，把帆布包打开，把那八斤猪肉拎出来，放在桌上。报纸被油浸得透了，肉块上还带着红红的血丝，在昏暗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扎眼。
“我带了点东西。”我说。
她看着那八斤肉，不动。她的眼圈一点一点地红了。那红像从眼尾向里渗，慢慢染红了整片眼眶。可她硬撑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她的手指抠着自己的膝盖，指节发白。
“你不嫌弃我家穷吗？”她问。
她这话问得声音很低，可每一个字都像石子儿，砸在我心口。我抬头看她，看见她眼里的光在颤，像有风从里面吹过。
那是她最想问的一句话。也许每一个来相亲的人，在看见她家的样子后，都打起了退堂鼓。有些人连门都没进，站院门口看一眼就走了。有些人进来喝了半碗水，找借口也走了。她可能已经习惯了。
可她没有习惯到麻木。她还在意。她的自尊像一层薄薄的壳，裹着她那颗已经被生活磨得所剩无几的、敏感的心。
“不嫌弃。”我说。
就三个字。我没有解释，没有辩解，也没有说那些“我不在乎”“我家条件也一般”之类的场面话。我就说了三个字：不嫌弃。
她看着我，嘴唇颤抖着，眼泪掉了下来。她忙低下头，用手指去擦。可越擦越多。她瘦弱的肩膀缩着，像要把自己缩成很小很小的一团。
我坐着没动。我知道这时候该说点什么，可我不会说。我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过去。那是我来之前，特地去厂门口的供销社买的。白的，蓝边，新的。
她接过手帕，按在眼睛上。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重新看着我。眼里的泪光还没散，可眼神比刚才亮了一些。
“你吃晌午饭了吗？”她问。
“还没。”我老实回答。
她站起来，拎起那八斤肉就往灶房走。我忙拦住她：“这肉是给你家的。”
“我知道。”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极轻的笑意，“我割一小块给你做菜。剩下的，留着慢慢吃。”
我坐在堂屋里，听着灶房里传出刀剁案板的声音。那声音轻一阵重一阵，很有节奏，像一首从旧年月里走出来的歌。
我站起身来，打量这个家。堂屋的西边，是灶房。我探头看了一眼。灶房很小，一个土灶，一口铁锅，一个小案板。冯秀兰背对着我，正在切肉。她的动作很熟练，刀起刀落，每一下都利利索索。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一明一暗的。她的侧脸很好看，鼻子挺，下巴有一点翘。她切完肉，把肉片码在碗里，然后把剩下的肉用盐腌了，吊在灶房顶上的钩子上。
“吊在那儿，通风，能多放几天。”她头也不回地说。
我“嗯”了一声。我又看了看堂屋东边的那扇门。门帘是旧的，深蓝色，补了块灰布。那后面，应该就是她母亲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碗菜出来。是白菜炖肉。肉很少，薄薄的几片，躺在白菜叶子上，像几朵开在雪地里的花。她又拿了个窝头，摆在我面前。
“吃吧。没什么好的。”她说。
“挺好。”我说。我掰了半个窝头，就着菜吃。白菜炖得很烂，肉片香得不行。我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慢。
她坐在对面，看我吃。她自己碗里只有半碗菜汤，没有肉。我把碗里的肉片夹到她碗里。
“你吃。你是客。”她往回夹。
“你是主家。”我说，“主家也得吃。”
她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嘴角弯着，眼里有光，像寒冬腊月里忽然开了一朵花。
“你这个人，怪会说话的。”她说，低着头，把我夹过去的肉片送进嘴里。她吃得很慢，像在品什么山珍海味。
我心里忽然很难受。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吃一片肉，吃得这样珍惜。她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吃完饭，她收拾碗筷。我坐在那儿，看着墙上的奖状出神。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她出来，看见我在看奖状，淡淡地说。
“你高中读完了？”我问。
“读完了。差三分没考上大学。”她说，坐回我对面，“本来想着复读一年。可家里……你也看见了。我爹走了以后，家里就剩我一个能挣工分的。我不干，一家人喝西北风啊。”
她说着，看了一眼里屋的方向，声音低了下去：“我妈身体不好。弟弟妹妹又小。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
我想说点什么，可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我只能说：“你挺不容易的。”
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许苦涩：“什么容易不容易的。日子嘛，总得过下去。”
正说着话，院子里有了响动。我扭头一看，三个孩子出现在门口。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都背着半篮子花生，小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他们看见我，都愣在门口。最小的那个男孩，约莫八九岁，躲在他姐身后，露出一双大眼睛，怯怯地看我。
冯秀兰把他们叫过来，说：“叫陈大哥。”
三个孩子排成排，乖乖地叫了。声音此起彼伏的，像三只刚出窝的小麻雀。我摸了摸口袋，没带糖。心里骂自己粗心。我掏出几张毛票，给他们分。孩子们不接，都看冯秀兰。她点头了，他们才接过去，又跑开了。
她看着他们跑远的背影，说：“别见笑。农村孩子，没见过世面。”
“我也是农村的。”我说，“我家在靠山屯。离这儿三十里。”
她看着我，说：“张师傅说你是在县里当工人的？”
“嗯。在农机厂。学钳工。一个月四十二块七。”
她说：“那不少了。”
我说：“都存着。没地方花。”
她“哦”了一声，低下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天下午，我没有急着走。冯秀兰带我去见里屋的她母亲。那是个瘦得脱了相的女人，躺在一张旧木床上，盖着补丁被子。她拉着我的手，力气不大，但手心滚烫，像烧着把火。
“孩子，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她的声音有气无力，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秀兰这孩子，命苦。是我拖累了她。你……你要想清楚。别一时心热，过后又反悔。”
我站在床边，看着她。这位母亲，病得脱了形，眼窝深陷，可眉目间依稀能看到年轻时的清秀。她的女儿，应该就是继承了她的容貌。
“婶子，我想清楚了。”我说。
她叹了口气，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里有泪光：“好。好。我这一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秀兰。她要有个好归宿，我就是闭眼也安心了。”
冯秀兰站在旁边，别过脸去，不让我们看见她的表情。
离开冯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我推着自行车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冯秀兰站在那棵枣树下，朝我轻轻挥了挥手。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的身影单薄得像一片纸。
我跨上车，用力蹬起来。车后座空了，八斤肉留在了她家灶房里。可我心里却满满的，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鼓鼓的，热热的。
回县城的路上，我骑得飞快。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像在催促我：快点，再快点。我得去干一件大事。
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师傅张有财家。师傅正在院子里修他那辆旧三轮车。见我来了，他放下扳手，站起来。
“怎么样？”他问，眼里带着点关切。
“师傅，我想娶她。”我说，“就是她家了。别人我谁也不要。”
师傅笑了。他拍拍我的肩：“小子，我就知道。你这眼神，跟我当年追你师娘时一个样。”
然后他压低声音问：“那肉，人家收了？”
“收了。”我说，“她给我做了碗炖白菜。”
师傅哈哈大笑，笑完又叹了口气：“那是个好姑娘。就是命苦。你以后可得对人家好。要让我知道你敢欺负她，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师傅放心。我要是对她半点不好，不用您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的手剁了。”
师傅看着我，眼里的神色很复杂。有欣慰，有感慨，还有一点为老不尊的调侃：“说说，怎么就看上人家了？”
我想了想，说：“她问我，嫌弃她家穷不。我就说，不嫌弃。她哭了。我看着她哭，心里就想，这么要强的人，为了这个家，把尊严都放在刀尖上。这样的人，我娶回来，不会错。”
师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怀里掏出十块钱，塞到我手里：“去，买点东西，正式去提亲。别空着手。”
我不要。师傅把钱硬塞进我口袋：“怎么，嫌师傅的钱脏？”
我只好收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十块钱是师傅偷偷从师娘的针线盒里拿的。师娘发现后，跟师傅吵了一架。师傅涎着脸赔不是，说借给徒弟救急。师娘骂他，又塞了五块，说：“给志远捎上。就说是师娘给的。”他们两口子，就是这样的人。
三天后，我买了两瓶酒、两条烟、四包点心，又扯了六尺的确良，用红纸包着，去了冯家。
这次是正式提亲。
冯家还是那个冯家。院墙还是塌的。门还是旧的。可在我眼里，一切都亲切起来。我站在院子里，对冯秀兰她母亲说：“婶子，我想娶秀兰。我会对她好。她家就是我家。您就是我妈。弟弟妹妹就是我弟弟妹妹。”
冯秀兰她妈哭了。她的病使得她不能多说话，可她的眼泪流个不停。她拉着冯秀兰的手，放在我手里。
“秀兰，你是个有福的。”她哽咽着说，“妈熬了这么多年，就盼着你能有个好归宿。往后，好好过日子。”
冯秀兰红着眼眶，使劲点头。
她的三个弟弟妹妹挤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我蹲下来，从包里掏出买的糖，一人分了几颗。他们这次没有再看姐姐，剥开糖纸，把糖塞进嘴里。最小的那个男孩，含着糖，突然问我：“陈大哥，你以后会打我们吗？”
我心里一酸，摸摸他的头：“不会。以后谁敢欺负你们，我去跟他拼命。”
他笑了，缺了颗门牙的笑，比蜜还甜。
我们的婚事定在腊月。因为我只有一间厂里的单身宿舍，村里也没个像样的房子。我跟冯秀兰商量，先在厂里办婚礼，等攒了钱，再在老家盖房子，或者搬到县城住。
她说：“都行。你在哪儿，我就去哪儿。”
这话她说得很轻，可我听得出，那轻里带着万钧。
腊月十六，我们的婚礼在农机厂食堂举行。
那天的雪下得不小。从早上就开始飘，纷纷扬扬的，把整个县城都盖成了白的。食堂里摆了六桌。厂长来了，工会主席来了，车间主任也来了。同事、工友、还有靠山屯的几个本家。师傅师娘坐在主位上，笑得满脸褶子。
冯家那边，就来了她母亲和三个弟弟妹妹。她母亲是被人用板车拉到县城的，病得不能走。可她还是来了，穿了身新衣服，坐在轮椅上，笑得满脸是泪。
冯秀兰没有婚纱，也没有红盖头。她穿了件红底白花的新衣裳，是我用攒的布票去百货大楼买的。她脸上擦了淡淡的粉，嘴唇上抹了点红。她的辫子盘了起来，用一根银簪子别着。那银簪子，是她母亲当年的陪嫁。她把家里唯一一件像样的首饰，给了女儿。
我站在食堂门口，看着她从板车上下来，一步步朝我走来。雪花落在她头发上，亮晶晶的。她走得慢，但很稳。她的弟妹跟在她身后，像三只护着姐姐的小兽。
“冷不冷？”我握住她的手。
“不冷。”她说，眼睛亮亮的。
那天的食堂，被工友们用红纸和拉花布置过了。墙上贴着喜字。窗户上贴着窗花。桌上摆着花生、瓜子、水果糖。在那个年代，算得上体面了。
我们给师傅磕了头。师傅说，长兄如父。我给冯秀兰她妈也磕了头。她坐在轮椅上，拉着我的手，说：“志远，妈把秀兰交给你了。”
我说：“妈，您放心。”
厂长讲了话。他说：“陈志远同志是我们厂里的好工人。冯秀兰同志是个好青年。愿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互敬互爱，携手向前。”大家都鼓掌。我站在那儿，觉得像在做梦。
那天，我喝了不少酒。不是高兴，是紧张。我从来没当过主角。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所有的祝福都冲着我。我有点晕。可每当我转头看见冯秀兰，看见她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笑着，我就觉得踏实。
洞房在厂里的单身宿舍。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冯秀兰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窗户上贴了红喜字。桌上摆着花生、红枣、桂圆。床上的被褥是新的，大红色的被面，是冯秀兰自己缝的。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坐在床边，低着头。听见我进来，她抬起脸。灯光下，她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擦了粉，还是害羞。
“累不累？”我在她旁边坐下。
“不累。”她摇头。
我把她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手心里。她的手糙，指节处有裂口，像干涸的河床。我一下一下地搓着，想把它搓热。
“秀兰。”我叫她。
“嗯。”
“以后家里的事，咱俩一起扛。你别一个人硬撑了。”
她看着我，眼里有薄薄的泪光。她笑着说：“我有个男人了，不撑了。”
我笑了，把她搂进怀里。
那晚上外头的雪越下越大，把天地都盖成了白茫茫一片。屋里的炉子烧得旺旺的，暖得发烫。我知道，从这天起，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紧。
四十二块七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冯秀兰的两个妹妹还在上学。大妹妹读初中，二妹妹读小学，小弟弟也上了村小。她妈的病要长期吃药。每个月，我留出十块给她们寄回去。可这十块，对于一个没有劳动力的家来说，还是不够。
冯秀兰在县城找了个活，给一家小饭馆洗碗。从早干到晚，一个月十八块。她从不叫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把早饭做好，然后去饭馆。晚上九点才回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我要去帮她，她不让，说：“你上班累，家里的事不用你管。”
我哪能不管。我下了班，就去饭馆接她。有时候饭馆忙，我就蹲在门口等。冬天的风刺骨，我缩在墙角，抽着烟，等她出来。她看见我，快步走过来，把我的手往她袖子里塞。
“傻不傻，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等。”她嗔怪。
“等媳妇，不傻。”我笑着说。
她叹口气，拉着我往家走。路上的雪被踩实了，滑溜溜的。我们互相搀着，慢慢地走。路灯昏黄，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回到家，她也不歇。先烧水，让我烫脚。然后她自己洗。洗完了，坐在床上，就着台灯，给我补袜子。她的针线活极好，针脚又密又细。我的袜子，袜底磨出了洞，她就从旧衣服上剪块布，一针一针地补上去。补好了，还要翻过来，把线头咬断。
“你歇着吧。补什么补。”我说。
“不补，你明天穿什么？”她头也不抬。
“买新的。”
“买新的不要钱啊？”她白我一眼，“你挣那几个钱，容易吗？”
我不说话了。我知道，她不是抠。她是把每一分钱，都看成了这个家的命。
后来，我利用在厂里的便利，搞了点副业。我用废旧的零件，在宿舍里做小铁炉。这种小炉子冬天取暖用，镇上的人家都想要。我白天上班，晚上做炉子。冯秀兰给我打下手。她手巧，学什么都快。没多久，她就能独立做炉膛了。
一个月下来，光卖铁炉子，我们就能多挣三十多块。这些钱，我留一部分，剩下的全寄回柳叶村。
大妹妹考上师范那年，我们一夜没睡。
录取通知书寄到的时候，冯秀兰正端着一大锅刷锅水往门外泼。我骑着车从邮局回来，把信递给她。她手上有水，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接过去。拆开一看，眼眶就红了。
“志远，考上了。”她声音发抖。
我一把抱住她。那锅刷锅水倒了一地，我们也不管。她的脸埋在我胸口，哭得像个孩子。我拍着她的背，也湿了眼眶。
她大妹妹考上师范，意味着从此能转户口，能有铁饭碗，能帮家里分担。这个家，从泥里往外拔了一寸。
可冯秀兰的妈，没等到那一天。
八三年秋天，冯秀兰的妈病重住院。那时候我们已经攒了点钱，在县城租了间更大的房子。冯秀兰把弟妹都接到了县城，方便照顾。我也请了假，跟着忙前忙后。
她妈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那两个月，冯秀兰瘦了十几斤。她白天要上班，晚上去医院陪床。我让她歇着，她不肯。她说：“我妈没几年了。我多陪一天是一天。”
病床上，她母亲已经病得脱了形。可脸上总带着笑。她对我说：“志远，妈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招进了家门。”
我握着她的手。那只手枯瘦如柴，轻得像个空鸟巢。我说：“妈，您别这么说。有秀兰在，我就是天底下最有福的人。”
她笑了。然后她看着冯秀兰，说：“秀兰，妈要走了。你替我，好好照顾你弟妹。还有志远。他待咱家，掏心掏肺的。你不能让他寒了心。”
冯秀兰跪在床前，泣不成声。
那天夜里，她母亲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像睡着了。
办完后事，冯秀兰好几天不说话。她不哭，也不闹。就是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看着天花板。我抱着她，不敢松手。我怕她垮掉。
第三天的晚上，她突然开口：“志远。”
“嗯。”
“你说，我妈她走得安心吗？”
我想了想，说：“安心。她看见你嫁了人，看见大妹考上师范，看见这个家一天天好起来。她肯定安心。”
她把头埋进我怀里，眼泪终于决了堤。
她哭了很久。我把她抱着，一动不动，让她哭。哭够了，她抬起头，眼睛肿得不像样，可眼神是清明的。
“不哭了。”她说，“日子还得过。”
冯秀兰就是这样的人。她把所有的苦都咽下去，然后站起来，继续走。
大妹妹毕业，分配到了县里的小学当老师。二妹妹考上了高中。小弟弟也上了初中。我们家的日子，像春汛的河水，一寸一寸地涨起来了。
八七年，我辞了农机厂的工作，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铺。卖铁炉、水管、自行车零件。我手艺好，东西实在，生意很快做起来了。冯秀兰也没再去饭馆洗碗，她在铺子旁边支了个裁缝摊，帮人改衣服、做裤子。她人勤快，手艺也好，生意不比我的差。
我们攒了钱，在县城买了个小院。三间平房，带个院子，院子里有棵老槐树。冯秀兰把柳叶村的三个弟妹都接了过来。大妹工作稳定了，二妹在县城读高中，小弟也在县里上初中。一家人终于在县城团聚了。
冯秀兰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在院里种了菜，养了鸡，还养了只猫。那猫是街上捡来的，瘦得皮包骨。冯秀兰把它抱回来，拿剩饭喂它。猫养肥了，天天在院子里晒太阳，见人就打滚。
我有时候坐在槐树下，看着这个院子，看着冯秀兰在灶房里进进出出的背影，觉得心里很满。
九零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冯秀兰三十三岁高龄。生产那天，我在产房外急得团团转。护士出来，说：“恭喜，是个男孩。母子平安。”
我冲进去。冯秀兰躺在床上，怀里抱着个小不点。她满头大汗，看见我，还是笑了一下。
“志远，咱有儿子了。”她说。
我跪在床前，看着她们母子，眼泪就止不住地掉。我陈志远，一个当年的穷工人，何德何能，能有今天？
儿子取名陈宝。冯秀兰把他宠得不行。可宠归宠，该管的时候绝不含糊。陈宝小时候调皮，在学校打架。冯秀兰知道了，把他拎到院子里，罚他站了两个小时。我在旁边想求情，被她一个眼神瞪回去。
“我从小把你舅他们拉扯大，还治不了你？”她指着陈宝的鼻子说。
陈宝站着，脸涨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掉下来。这倔脾气，跟他妈一个样。
后来陈宝学习好，从小学到高中，没让我们操过心。他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学的是机械。我问他为什么学这个。他说：“想接你的班。你当年在农机厂的钳工手艺，不能断了。”
我听着，心里热得发烫。
二妹也考上了大学。二妹去了上海，学的是经济。小弟弟高中毕业，没考上学，来我铺子里帮忙。他脑子灵，口才也好。跟着我干了两三年，自己开了间店。卖的是铝合金门窗。那时候时兴这个，他的生意做得比我大。
大妹在小学教书，工作稳定，嫁了个老实本分的公务员。二妹在上海成了家。小弟也有了媳妇和孩子。
我们这一大家子，像一棵树，从冯家那个破破烂烂的小院子里，长出了无数的枝桠。
冯秀兰她妈的坟，在柳叶村后面的小山坡上。每年清明，我们全家都回去上坟。冯秀兰给她妈烧纸，嘴里念叨着：“妈，我们都好。您放心。”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背已经没有年轻时那么直了，可那股子劲还在。像村口那棵老槐树，任风吹雨打，就是不肯倒。
去年，陈宝带着女朋友回来。姑娘是他大学同学，文文静静的，一看就让人喜欢。冯秀兰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做了一大桌子菜。
饭桌上，姑娘有些拘谨。冯秀兰一个劲儿地给她夹菜，说：“别客气，以后这就是你家。”
我看着她，想起那年冬天，我拎着八斤猪肉，走进那个破破烂烂的小院。冯秀兰蹲在井台上洗菜，听见门响，抬起头来。那时候，她的眼睛里全是警惕和不安。
现在，她的眼里全是温柔和满足。
吃完饭，姑娘主动去洗碗。陈宝跟过去帮忙。我坐在客厅里，对冯秀兰说：“你当年问我嫌不嫌弃你家穷。现在你看，谁还敢说咱家穷。”
她笑了。那笑容里，有岁月的痕迹，也有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甜。
她忽然说：“志远，你还记得那年你第一次来，我穿的是什么吗？”
“蓝布褂子。头上包着块旧方巾。”我脱口而出。
她有些惊讶：“你还记得？”
“记得。一辈子都记得。”
她靠过来，把头枕在我肩上。窗外的老槐树沙沙地响，月光从叶子间漏下来，洒了满地。
“陈志远。”她轻声叫。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当年，没有嫌弃。”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我握着她的手，说：“冯秀兰，我该谢你。没你，我这一辈子，也就是个厂里抡扳手的。是你把日子过成了日子。”
她没有说话。她的呼吸很轻，很匀。我侧头看她，看见她嘴角挂着淡淡的笑。
那一刻，我忽然就明白了。
八斤猪肉，买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尊严，一个家庭的命运，和一段四十年都不曾褪色的、温暖的时光。
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肉。
是用心焐热的那份、不嫌弃。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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