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广林，今年四十八岁，在城南殡仪馆当保安。这一片的都知道，干这行晦气，但工资高。一个月两万二，包吃住，五险一金齐全，年底还有一笔不菲的“辛苦费”。就为这个，我在这地方一待就是六年。
我媳妇不让我跟人说实话。回老家过年，亲戚问我在城里干啥，我就说在单位看大门。再问什么单位，我就含糊一句“民政系统的”。没人往殡仪馆上想。中国人忌讳这个，仿佛说出口就会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但我早就不怕了。这世上比死人更可怕的，是活人。
殡仪馆这地方，白天还算热闹。死者家属进进出出，哭的闹的都有，但至少有人气。一到夜里，就安静得渗人。整个园区就几栋灰白色的楼，中间一条笔直的柏油路，两边种着冬青。风一吹，树叶沙沙响，像有什么东西躲在暗处喘息。我一个人打着手电巡逻，手电的光晃来晃去，照在那些紧闭的门窗上，玻璃反射出一张张模糊的人脸，走近了才发现是自己的影子。
我得巡六趟。晚上八点一趟，十一点一趟，凌晨一点一趟，三点一趟，五点一趟，最后一趟在六点半，天快亮的时候。每次四十分钟左右，从办公楼走到告别厅，绕过停尸房，再穿过火化车间后面的那片空地，回到大门口的岗亭。
岗亭里有一张旧椅子，一个电水壶，一台嗡嗡响的老式取暖器。墙角供着一尊观音像，是上一任保安留下的，莲花座掉了一个角，他走之前跟我说：“小陈，这地方什么都好，就是夜里头太长了。你信就拜拜，不信就放着，图个心安。”
我信。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给观音上三炷香。香灰落下来，细细碎碎的，在灯光下像下了一场微小的雪。
六年前刚来的时候，我睡不着。不是怕，是心里空。这地方太空了，空得让人怀疑自己还在不在人间。手机信号时好时坏，到了后半夜，整个园区就剩我一个人和那些死去的人。我躺在岗亭的折叠床上，能听见远处火化车间传来的细微声响，像是风声，又像是什么东西在墙壁里面叹息。
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人这种东西，适应能力比想象中强得多。我开始记住园区里每一个摄像头的盲区，知道哪条路晚上有路灯哪条没有，知道东边围墙那棵老槐树什么时候该修剪了，不然枝桠会遮住监控探头。我甚至给停尸房外头的三只流浪猫起了名字，黄的最胖的那只叫阿黄，黑的那只叫煤球，还有一只花猫，我叫它丧脸。它们每晚都会来岗亭找我要吃的，时间准得像交接班。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我这辈子大概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两万二的工资，在这个人均收入不过三四千的小城里，足够我供女儿上大学，给家里翻修了老房子，还存下了一笔养老钱。我知足。
事情要从去年冬天说起。
那天下着小雨，湿冷湿冷的，雨丝细得看不见，但待一会儿浑身就湿透了。大概晚上十点多，我巡到第三趟的时候，经过火化车间后面的那片空地，看见一个人影蹲在墙根底下。我用电筒照过去，那人“哎呀”一声，条件反射地用手挡住了脸。
是个男人，穿着件洗得发灰的蓝色工装，裤腿上溅满了泥点，脚上踩着双解放鞋，像刚从工地上下来。他蹲在那里，缩成一团，面前的地上摆着一个塑料袋子，里面装着一瓶白酒和一摞烧纸。
“你干什么的？怎么进来的？”我用手电光压着他的脸。
他慢慢站起来，佝偻着身子，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师傅，行行好，让我烧点纸。就烧两分钟。”
“这里不能烧。”我公事公办地说，“外面有焚烧池，你明天白天去。”
“我……我老婆明天就烧了。”他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红得像两团炭火，雨水混着泪水分不清，“明天就烧了。我赶了三千多里地，就为见她最后一面。师傅，你也有家人，你行行好，让我给她烧点纸。她在里头冷。”
他往火化车间那边一指。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栋灰楼在雨幕中黑黢黢的，没有半点光亮。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按规矩，我不能让他进去。但那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大概是雨太大，也可能是他的眼睛让我想起了什么。我做了个出格的决定。
“你把纸给我，我帮你拿到里面烧。人不能进。”
他听我这么一说，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膝盖砸在水泥地上，震得我心头一抖。我连忙去拉他，他死活不起来，手抖得厉害，从那个塑料口袋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红包，说：“师傅，这……这是六百块钱，你拿着买烟。你帮我多跟她说一句，就说……就说儿子考上大学了，让她安心。”
我哪能收这个。我把他拽起来，红包塞回他兜里，接过他手里那摞被雨水打湿了一半的烧纸，问他：“你老婆叫啥名？还有没有想带的？我一块儿说了。”
他抹了把脸，说出了一个名字。我点了点头，让他先回去。他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到拐角的时候还停下来朝我鞠了个躬。我站在雨里，看着他消失的方向，心里像堵了团棉花。
那晚我破例进了火化车间旁边的焚化区，把那摞半湿的烧纸一张张分开，点着了。火苗很小，烧得艰难，烟在雨夜里升不起来，贴着地面慢慢飘。我蹲在檐下，低声念了一句：“你男人让我告诉你，儿子考上大学了。你安心。”
纸灰被风吹散，混进了雨丝里。
我回到岗亭，已是一身湿透。那晚，我在电暖器前坐了很久。那个男人的脸在我脑子里反复出现，他跪下去的样子像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我心上。我知道，这世上有些告别，是来不及等到天亮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的老婆是在工地上出了事，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人当场就没了。工地老板跑了，尸体在殡仪馆停了三天。他隔天带着火化证明来办手续的时候，我远远地看了他一眼。他整个人瘦得脱了相，就几天工夫，眼窝深陷，像老了十岁。我给他递了杯热水，他接过去，手指冰凉，嘴唇动了动，只说了声“谢谢”。
那杯水，他到最后也没喝。
类似的事，在殡仪馆里天天都在发生。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来，带着同样的沉默走。有的人在告别厅门口互扇耳光，有的人把带来的花圈当场撕碎，有的人跪在冰棺前面一遍遍喊死者的名字，喊得嗓子都破了。更多的人沉默着，像被抽走了魂魄，机械地签字、交钱、排队。眼泪在这里是最廉价也最昂贵的东西。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些进出的车辆。有好几次，我甚至错觉自己不是在人间，而是在一艘渡船上。所有人都要经过我，然后去向那个没有回程的彼岸。
两万二块钱的工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它买断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理所当然。我开始频繁地想起老家的爹娘。他们今年都七十多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我每年只有过年才回去一趟，待上七八天，然后匆匆离开。电话也很少打，总觉得他们还能活很久，总觉得日子还长。
可在殡仪馆这六年，我看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来不及”。
今年开春，有个老太太来送她老伴。老头是个退休教师，走得很突然，晚上看完新闻联播，说有点头痛，躺下就没再起来。老太太一个人来的，没让儿女陪着。她穿着件藏青色的呢子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拎着一个旧得发亮的黑皮包。她站在告别厅门口，很安静地等着，轮到她的时候，她走进去，站在冰棺旁边，没有哭，只是弯下腰，把脸贴在玻璃罩上，轻轻说了一句：“老赵，你走那么急干什么。碗还没洗呢。”
那语气不像送别，像是寻常日子里的一句唠叨。
她在里面待了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停下脚步，朝我点了点头，说：“师傅，麻烦你帮我看着点。我回去烧点热水，他爱干净。”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那个背影让我想起了我妈。我最后一次离家那天，她站在村口，穿着件蓝布褂子，围裙还系在腰上。她往我行李里塞了一包煮鸡蛋，说：“到了给妈打个电话。”我嫌她啰嗦，草草地应了一声，头也不回地上了长途车。后来我才知道，她站在村口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直到我妹去把她找回去。
我总是想，等我有时间了，就回去看她。但“有时间”这三个字像一把钝刀子，一天一天地磨，磨得人心里发慌，却又总也划不开口子。
变化发生在一个初夏的晚上。
那天我照例巡逻。走到停尸房北边的小路上时，我听见了一阵手机铃声，是那种很老的诺基亚铃音，单调而刺耳。声音从停尸房的方向传来。我下意识地朝那边看去，那里的门应该是锁着的。但铃声一直在响，响了大概二十多秒，然后停了。过了几秒，又响了起来。
我犹豫了一下，但职业本能让我不能不管。我走过去，发现停尸房的侧门虚掩着，锁被人打开了。我推开门，里面很冷，是那种带着化学气味的冷。消毒水、福尔马林、还有一丝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混在一起，直冲鼻腔。
手机铃声停了。我用手电扫过去，看见第三排的冷藏柜前站着一个人。
“谁？”我吼了一声，手电光照在那人身上。
是个姑娘，二十多岁，穿着件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散在肩上。她被光一照，整个人僵住了，手里攥着一个屏幕还亮着的手机。她的脸惨白惨白的，眼睛又黑又大，像是嵌在脸上的两个洞。
“你怎么进来的？”我往前走了一步，“这里是工作区，不能进来！”
她没动，就那么站着。手电光打在她脸上，她也不躲，只是看着我，眼泪无声地往下淌。
“我来看我妈。”她说，声音轻得像一根随时会断掉的丝线。
“这里不让进。你白天再来，现在请出去。”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强硬一些，但她的样子让我的嗓门提不太起来。
她慢慢抬起手，指了指旁边的冷藏柜，说：“我妈今天下午才送进来。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还是没赶上。我就是想看看她。”
她的手机又响了。她低头看了一眼屏幕，按了静音键。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备注是“妈妈”。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这是你妈妈生前用的手机？”我试探着问。
她摇了摇头，说：“是我自己的。我妈走后，我把她这辈子最常打的号码全都转移到了我手机上。我怕错过了……怕错过了她的电话。”
她说完这句，眼泪突然止住了，像是说出了一个忍了太久的秘密。她把手机举起来，屏幕对着我。上面显示着十几个未接来电的提示，全是同一个号码。她妈妈的号码。
但那个号码已经不会再拨出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把她赶出去。我站在停尸房门口，看着她在冷藏柜前站了很久。她没有打开柜子，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只是把手放在冰冷的不锈钢柜门上，像在感受某种残余的温度。然后她低声喊了一句：“妈。我到了。”
那三个字，在冰冷的房间里像三颗石子丢进深井，没有回响。
我站在门外，守着她。心里某个地方像被人用橡皮擦慢慢地擦，擦得生疼。
后来那姑娘走了。我把门重新锁好，回到岗亭。那一夜我没睡。我盯着手机屏幕，一遍遍翻着通讯录，停在“妈”那个号码上。我想拨出去，又不知道该说什么。问她吃了吗，睡了没，身体怎么样。这些我从来没问过的话，堆在喉咙里，堵得我喘不上气来。
天快亮的时候，我给我妈发了一条短信：妈，过几天我回去看你。
短信发出去不到半分钟，手机就响了。是我妈打来的。
“广林？这么早打电话，出啥事了？”她的声音带着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沙哑，还有明显的慌张。
“没啥事。”我抓着手机，嗓子紧得厉害，“就是……想问你，家里今天热不热。”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你是不是又熬夜了？早晨凉，多穿件衣裳。家里不热，你爸昨天还去浇地了，麦子长得可好。你回来给你擀面条吃。”
我“嗯”了一声，眼泪流了一脸。
那是我在火葬场当保安的第六年，我第一次在凌晨六点半给她打了电话。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有些“来不及”，是可以变成“来得及”的。
窗口的光亮起来。我把观音像前的香换了一炷，香灰落进香炉里，像时间的灰烬，一点点积攒。我知道，这个晚上改变了我什么。那个穿着连衣裙的姑娘站在停尸房里的画面，会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她那么年轻，却已经学会了在母亲的尸体面前，替自己接听那些永远不会再响起的电话。
我问过自己，如果换了是我，我会不会也这么做。
答案是会。但我希望，到了那一天，我还有机会拨通一个能接听的号码。
六月底，我请了假，回了趟老家。我买了一辆二手的电动车，给我妈买的。她不会骑，我说我教你。她在院子里推着车，战战兢兢的，我扶着车后座跟在她旁边。她骑了一圈，开心得像个孩子，回头冲我喊：“广林！你快看！我骑起来了！”
我站在五月的阳光里，笑出了眼泪。
我回殡仪馆的那天，给岗亭的那三只猫添了一次食。它们围在我脚边，叫声细碎。我蹲下来，摸了摸阿黄的脑袋。
“伙计们，人这一辈子啊。”我听见自己说，“别把最重要的东西留在最后。”
它们听不懂。但我知道，我懂了。
那之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巡逻到停尸房北边那条小路的时候，都会停下来站一会儿。那条路很窄，两边种着几棵香樟树，叶子一年到头都是绿的，风吹过来沙沙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我站在树底下，抬头看看那些窗户。大多数时候它们都黑洞洞的，偶尔有一两扇映着月光，亮得发寒。
我没有再遇到过那个穿白裙子的姑娘。她像一滴水，落进了这偌大的园区里，蒸发得了无痕迹。但我总想起她。想起她站在冷藏柜前那只苍白的手，想起她手机屏幕上那一串永远不再接听的号码。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也不想知道。有些人出现在生命里的意义，就是让你在某个瞬间明白一些事，然后就走了。
那年秋天，我女儿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破天荒地跟单位请了五天假，坐火车送她去报到。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大学校门。校园里梧桐树又高又密，阳光从叶子间漏下来，洒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上。我女儿拖着行李箱，回头看我的时候，眼睛亮得发光。她说：“爸，你回去吧。我自己能行。”
我点点头，把书包递给她。转身要走的时候，她忽然跑上来，从后面抱了我一下。那个拥抱只持续了不到两秒，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肩上。然后她松开手，红着脸跑进了宿舍楼。
我站在原地，过了很久才迈开步子。走出校门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我女儿发来的一条消息：“爸，注意身体。我会好好读书，以后挣了钱，接你来城里住。”
我看着那几个字，喉咙里涌上一股滚烫的东西。我回了她一个字：“好。”
那天晚上，我坐火车回城南。车厢里人不多，我靠窗坐着，望着外面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夜色铺天盖地，偶尔有几盏零星的灯火从远处闪过，像是什么人点着了一盏灯，在等什么人回家。我想起了老家灶台上的那盏白炽灯，每次我回去，我妈都会提前把那盏灯开着，把院子照得透亮。
其实城里到老家，坐高铁只要三个多小时。可我总觉得远。远到要凑够了假期才敢回去，远到每次回去都要下很大的决心。现在想想，那三个小时的路，能有多远呢。真正远的，是人心里的那些拖延和理所当然。
我在殡仪馆继续上班。日子一天接一天地过，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见惯了生死之后，人反而会变得安静。我不再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发牢骚。跟媳妇打电话的时候，她的唠叨听在耳朵里也没那么烦了。有时候她抱怨菜价涨了，或者邻居家装修太吵，我就安安静静地听，偶尔应和两句。她说着说着，突然停下来，说：“你最近咋脾气这么好？是不是在外头有人了？”
我哭笑不得：“我天天跟死人打交道，去哪找人。”
她“呸”了一声，又笑了。
入冬以后，殡仪馆的生意好了起来。冬天是老人最容易熬不过去的季节。隔三差五就有灵车开进来，有时候一天要排好几场告别仪式。那些家属穿着厚厚的冬衣，围巾裹到鼻子底下，只露出一双哭红了的眼睛。有的人站在寒风里，冻得嘴唇发紫，也不肯进休息室等着。他们说，最后一程了，不碍事。
我见过一个老头，八十多了，拄着拐杖站在告别厅门外，谁来扶他都不肯进去。风很大，把他头顶上仅剩的几根白头发吹得东倒西歪。他站在那里，像一棵枯透了的老树，怎么都不肯倒下。
后来轮到他进去的时候，他甩开家人的手，一个人走到冰棺前。他没有哭，只是把拐杖靠在一边，双手撑着棺沿，低头看着里面的人，说了句：“老家伙，你先走一步。到了那边，把火升起来。我随后就来。”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稳，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我站在门口，看见他撑着棺沿的手在抖，指节又青又白，指甲盖都泛着死灰色。
他走的时候，经过我身边。我小声说了句：“节哀。”他看了我一眼，朝我点了点头，浑浊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然后他慢慢走出大门，走进那片灰蒙蒙的冬日天空下面。风吹着他的衣摆，像吹着一件晾了太久的旧衣裳。
那天晚上我巡逻的时候，在告别厅门口捡到了一根拐杖。深棕色的，把手处被磨得锃亮，杖身上刻着两个字，我看不清是什么，像是人名，又像是一句什么话。我把它收好，放在岗亭的角落里。第二天一早，我把它交给了值班的同事，托他问问是谁落下的。
同事告诉我，那个老头当天晚上就走了。就在他自己家，睡着觉，人就不行了。跟了他几十年的心脏，终于跑完了最后一程。
我听了，半天没说话。抬头看看天，阴沉沉的，云层压得低，像是要下雪。
拐杖后来被老头的儿子拿走了。那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胡子拉碴的，眼睛肿成一条缝。他抱着那根拐杖，站在殡仪馆的走廊里，像个找不着家的孩子一样茫然。我对他说：“你爸走得很安详。”他点点头，又摇摇头，反反复复，最后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臂弯里。
一个月后，最冷的那几天，我接到了我爸打来的电话。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平时都是我打回去，他接起来，说不上三句话就递给我妈。那天他的声音有些异样，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粗重而迟缓。
“广林，你回来一趟吧。”他说，“你妈……摔了一跤。”
电话里，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反而可怕。我心里“咯噔”一下，浑身的血像被抽干了似的，手脚冰凉。
“摔得怎么样？严重不严重？送医院了没有？”我连珠炮似的问，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送医院了。没多大事，就是脚踝骨裂了，要养一阵子。”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她不让告诉你，说怕耽误你上班。但我想，你还是回来看看吧。”
我攥着手机，站在岗亭外面。夜风像刀子一样割着脸，我却感觉不到冷。
“我马上回去。”
那是我在殡仪馆工作六年来，第一次因为自己的私事请了长假。我把岗亭钥匙交给接班的同事，简单交代了几句，然后去宿舍收拾东西。我的手在发抖，拉链拉了好几次才拉上。脑子里一遍遍回响着我爸那句“她不让告诉你”。她知道我忙，知道我怕耽误工作，知道我这两个月正是最忙的时候。所以她摔了跤也不肯让我知道。
可我呢。我在这个世界上最该看顾的人，差点就成了我每天在殡仪馆里看到的那些人的影子。
我在回家的高铁上给领导打了电话。领导听了，只说了一句：“你好好照顾家里，工作的事别操心。”我握着手机，望着车窗外白茫茫的田野，心如刀绞。
到了医院，已经是深夜。我推开病房的门，看见我妈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腿被固定着，人已经睡着了。我爸趴在床边的椅子上，也睡着了，眼镜歪斜地架在鼻梁上，手里还攥着个搪瓷杯。病房里很安静，只有两个人的呼吸声和走廊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外套脱下来，盖在我爸身上。他惊了一下，醒过来，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摘掉眼镜，揉了揉眼睛，小声说：“你来了。吃饭了没？”
我摇摇头。他站起来，把椅子让给我，说：“你坐。我去给你弄点吃的。”说着就要往外走。我拉住他，说：“我不饿。你回家歇着，今晚我守着。”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坐下了。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你妈这是老毛病了。去年冬天就摔过一次，轻，没在意。这回下台阶的时候没踩稳，整个人摔下去了。骨头脆了，医生说缺钙，得慢慢养。”
“去年就摔过？”我扭过头看他。他和上次见面相比，瘦了不少，脸颊都凹下去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像两座孤零零的山丘。
“没敢告诉你。你妈说，你在外头不容易，别老麻烦你。”他说着，声音低下去，像在自言自语，“可你是她儿子啊。哪有不麻烦儿子的道理。”
我看着他，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我转过脸去，用袖子胡乱地抹。可越抹越多，最后索性不擦了，由着它们流。
那段时间，我在医院里陪着我妈。她醒过来看见我，又高兴又着急，一个劲儿地说：“你回来干啥？我没事，就崴了一下。你赶紧回去上班，别把工作丢了。”我拉着她的手，说：“妈，我请了长假。工作丢不了。你好好养着，等你好了我再走。”
她别过脸去，不看我。但我看见她的眼角湿了，像有什么东西从她紧闭的眼缝里渗出来，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半个月后，我妈出院。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但以后走路得格外注意，不能再摔了。我把她接回老家，把家里的门槛锯掉了，在厕所和楼梯上都装了扶手。我爸一开始还嫌我折腾，说好好的房子给弄得不伦不类。我叉着腰说：“房子不伦不类不要紧，人平平安安就行。”他就不说话了，蹲在院子里抽烟，烟雾在冬日的阳光下慢慢散开。
我在老家待了将近一个月。那是我工作以来，在老家待得最久的一次。我每天推着我妈在院子里晒太阳，给我爸打下手做饭。我妈坐在轮椅上，嘴里不停地唠叨：“你爸做的饭难吃死了，还是你做的合胃口。”我笑着应她，心里却酸得要命。这个家，我缺席太久了。
回去上班的那天，我凌晨四点半就起来了。天还没亮，院子里黑黢黢的。我轻手轻脚地打开门，准备走。经过堂屋的时候，我听见我爸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很轻，像是怕吵醒谁：“路上小心。”
我停住脚，回头应了一声：“知道了，爸。”
“你妈给你煮了鸡蛋，在厨房的蓝布袋里。带着路上吃。”
我走进厨房，灶台边果然放着一个蓝布袋子，里面装了六个煮鸡蛋，还温着。旁边压着一张字条，是我妈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儿，在家好，在外头照顾好自己。”
我抓起那几个鸡蛋，把字条折好塞进口袋。鸡蛋的热度透过布袋传到我手心，像一双粗糙而温暖的手，包裹着我。
回城的火车上，我剥了一个鸡蛋。蛋黄有点噎人，但我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像要把那点家的味道一点不剩地咽下去。
回到殡仪馆，已经是夜里九点多。我放下行李，去岗亭交接。接班的同事看见我，说：“广林，回来了？你妈好点没？”我点点头，说：“好多了，谢谢你挂念。”
我换上工作服，拿着手电走出岗亭。夜色浓得像墨，把远处的楼群都吞没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消毒水和松香混在一起的味道。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竟然觉得有些亲切。
我沿着那条走了六年的巡逻路线慢慢地走。经过告别厅，经过停尸房，经过火化车间。经过那排香樟树的时候，我停下脚步，抬头看了看头顶的星星。冬天的星星又亮又密，像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碎冰。
我掏出手机，给我妈发了一条短信：“妈，我到了。鸡蛋很好吃。”
没过多久，她回了消息。只有两个字，加一个句号。
“好的。”
我站在香樟树下，笑了。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我的脸，像这深夜里唯一的一点人间的温度。
然后我把手机收起来，继续往前走。手电的光在黑暗中切开一条窄窄的路，通向巡逻路线的终点，也通向下一个黎明。
其实活着这件事，说白了就是不停地学会告别。我在这火葬场待了六年，送走了数不清的陌生人，也差点送走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我以为我看尽了别人的悲欢离合，就能看淡自己的一切。可我错了。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准备好失去所爱。所有的坚强，都只是在还没有失去的时候，尽可能地、拼命地、不留余地去爱。
第二天清晨，我巡逻最后一趟的时候，天边已经泛白了。东边的那片云像被火点着了，烧得通红。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轮太阳慢慢地、艰难地升起来，把光和热重新洒向人间。
岗亭里的观音像前，我重新点上了三炷香。青烟袅袅升起，在晨光中缭绕成透明的丝线。我闭上眼睛，许了个愿。
愿所有我爱的人，都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那天太阳完全升起来之后，三只猫从墙根后面钻出来，围着我的脚边打转。我低头看着它们，笑着说：“早安啊，伙计们。该吃早饭了。”
它们“喵”了一声，跟着我朝岗亭走去。我的影子被晨光拉得很长很长，铺在这片我守护了六年的土地上，像一条走不完的路。
日子继续过着，像殡仪馆门口那两排冬青，一年四季都绿着，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巡逻路线，开门锁门，巡查监控，给三只猫喂食，给观音上香。日子平淡得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但我知道，这杯水底下沉着很多东西，轻易不能搅动。
我跟我妈的电话多了起来。以前是一个星期打一回，现在每隔一天就打一次。也没什么正经话，就是问问吃了什么，今天天气怎么样，腿还疼不疼。我妈每次都那些话，反反复复地说，说家里的鸡下蛋了，说门口的月季开了，说我爸最近血压有点高但不肯吃药。我听着，不打断她。有时候电话里沉默了几秒，两个人都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反而有种说不出的踏实。
我女儿上了大学之后，变化很大。她加入了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周末去养老院和福利院做义工。有一次她给我打电话，说她今天去火葬场做了一次生命教育的参观活动。我听了，笑着说：“你爸就在火葬场上班呢。你来，我给你当讲解员。”
她在那头夸张地叫了一声：“爸，你天天跟那个地方打交道，晚上不怕吗？”
“怕什么。”我靠在岗亭的门框上，看着远处的告别厅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人死了就是一堆分子。真正让人害怕的，是那些还活着但已经没了心的人。”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爸，你变了。”
“哪里变了？”
“说不上来。”她的声音穿过几百公里的信号，带着一点电流的沙沙声，显得又近又远，“就是觉得你说话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跟我打电话，三句两句就挂。现在你还会问我在学校开心不开心，同学好不好。”
我笑了笑，没说话。我抬头看了看天，月亮挂在半空，像一盏用旧了的银盘，圆得有些缺了边角。
“爸。”她忽然叫我。
“嗯。”
“我今年过年回家，给你带个礼物。”
“啥礼物？”
“保密。”
她笑着挂了电话。我听着手机里“嘟嘟”的忙音，站在月光下，好一会儿才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风从远处吹来，带着香樟树淡淡的苦味。我忽然觉得，这火葬场也没那么冷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值夜班。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巡到东边围墙那棵老槐树下面，看见有个人影靠墙站着。天很冷，零下好几度，那人却只穿着件黑色薄棉袄，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灰白色的秋衣。他低着头，手里夹着一根烟，火光一明一灭，像暗夜里一只垂死的萤火虫。
我用电筒照了照他的脸。四十来岁，面容消瘦，下巴上一层青色的胡茬。他眯起眼睛，没有遮挡，只是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尖碾了碾。
“师傅，有火吗？”他问。
我警惕地打量着他，说：“这里不让抽烟。你怎么进来的？”
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在寒风里碎成一片：“我翻墙进来的。”
他倒是坦诚。我沉下脸来，说：“这是工作区，没事请你出去。再不走我报警了。”
他看着我，眼神有些古怪，像在笑，又像在哭。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说：“你是这儿的保安？你见过我老婆吗？”
我愣了一下。他问得没头没尾，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
“我老婆，三个月前送来的。”他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出奇，“在一号火化炉烧的。那天我送她来，站在门口等了四个小时。骨灰出来的时候还是热的，装在一个这么小的盒子里。”他用手比了个大小，像在比划一个饭盒。
我看着他，心里那种熟悉的、被什么东西攥住的感觉又来了。
“她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吵了一架。为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小得我都记不清了。”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但脸上还挂着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是用尽了全部力气才把哭压下去，“她说我不关心她，说我把家当旅馆。我说她无理取闹。然后我摔门出去，去朋友家喝了一夜酒。第二天回来，她已经不行了。”
他顿了顿，仰起头，看着头顶光秃秃的槐树枝。月亮从枝桠间漏下来，洒了他一脸斑驳的光影。
“急性心梗，救护车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邻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酒还没醒。后来我才知道，她半夜觉得不舒服，给我打了十七个电话，我一个都没接。十七个。”他伸出右手，掰着指头数，“十七个未接来电。”
他说到“十七”的时候，声音终于撑不住了，像一面墙轰然倒塌。他蹲了下去，把脸埋进手里，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但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哭是干涸的，像一块从里到外裂开的石头。
我站在旁边，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我知道，这种时候任何语言都轻飘得像灰尘。我掏出手机，给他叫了辆车。然后我把他从地上扶起来，扶着他走到大门口。他走得很慢，像腿上灌了铅。到了门口，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师傅，我还能来吗？”
“能。”我说，“白天来，大大方方地来。别翻墙了。天冷。”
他点点头，转身钻进了出租车。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两道黄色的轨迹，载着他朝城里驶去。我站在大门外，看着他消失的方向，很久很久没有动弹。风从北边刮来，夹着细碎的雪粒，打在脸上，像无数根细针同时扎了下来。但我不觉得冷。这种冷，比不过那个男人声音里透出来的、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冷。
那个夜里，我给他说的那个十七个未接来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回到岗亭，把自己锁在里面，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开通讯录。我妈的名字排在第一行，那是我设的快捷拨号。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半天，然后按下了拨出键。
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又拨了一遍。这一次，在响到第九声的时候，电话接通了。
“喂？广林？出啥事了？大半夜的。”我妈的声音带着被吵醒的沙哑，还有一丝慌乱的警觉。
“妈，没事。”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在寂静的岗亭里显得格外大，“就是想问问你，睡了没。”
“早睡了。”她打了个哈欠，“你不是上班吗？怎么给我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真的没事。”我重复了一遍，“就是突然想给你打个电话。你睡吧。明天再说。”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用一种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广林，你别吓妈。你一个人在外头，要是心里有啥事，就跟妈说。”
我的眼眶又热了。我仰起头，死死地咬着下嘴唇。岗亭里的取暖器发出“嗡嗡”的闷响，热烘烘的风吹在我膝盖上，像一只温热的手。
“妈，我就是想你了。”我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我四十八岁了，第一次在电话里跟我妈说想她。
她在那头又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她说：“傻儿子，妈也想你。等你回来过年，妈给你包你最爱吃的猪肉白菜馅饺子。”
“好。”我笑着说。眼泪滑下来，落在我握手机的手背上，暖的。
挂了电话，我在岗亭里坐了很久。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把整个世界都裹进了一层绵密的白里。三只猫挤在门口，蜷成三个毛球，像三块会呼吸的石头。我起身，把门开了一条小缝，让它们进来。它们钻进岗亭，找了个角落，挨在一起睡了。
我坐在椅子上，听着它们细细的呼噜声，心里慢慢平静下来。外面的雪落得无声无息，像一场盛大的安静。我忽然觉得，这世界上的很多告别，其实都发生在不经意的日常里。你以为还有明天，还有下次，还有以后。可有些人，在某个平凡的瞬间之后，就再也没有以后了。
过年的时候，我回了家。女儿果然给我带了一份礼物，是她用打工攒的钱给我买的一块手表，银色的表盘，黑色的表带，戴在手腕上沉甸甸的。她说：“爸，你天天上夜班，看时间方便。”
我看着手腕上的表，又看看她。她长高了，也瘦了，脸上褪去了青涩，多了几分大人模样。我妈从厨房里端着饺子出来，我爸在调蒜醋。一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摆在堂屋正中央，电视里播着春晚，主持人说着吉祥话。鞭炮声从远处传来，稀稀拉拉的，但每家每户都亮着灯。
那顿年夜饭，我吃了两碗饺子。每一个都圆滚滚的，皮薄馅大，咬一口汁水四溢。我妈坐在我旁边，不停地给我夹菜，说我在外头吃不好，人都瘦了。我没有反驳，只是笑着吃。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进了碗里。我赶紧低头，假装被芥末呛到了。
我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给我倒了一小杯酒。我接过酒，一仰脖喝了。那酒很烈，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都烧成了灰。
守岁那晚，我陪我爸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他抽着烟，我站在他身边。我们父子俩并排站着，中间隔了半臂的距离。院墙上挂着一串红灯笼，被风吹得轻轻摇晃，光影在我们身上游移不定。
“爸。”我开口。
“嗯。”
“等天暖和了，我带你和我妈去城里住一阵子吧。不住长期，就当散散心。我请个假，带你们转转。”
我爸吐出一口烟，眯起眼睛看着远处的夜。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妈那腿，不太方便。”
“我租个车，开到哪儿算哪儿。不累着你们。”
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浑浊了，眼角的皱纹像干裂的土地。但那一刻，我在他眼睛里看见了一点光，像是年轻时候的他，那个在我小时候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的父亲。
“行。”他说，“你安排吧。我跟你妈说。”
我笑了。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再等了。春天已经不远了。
大年初五，我踏上了回城的火车。车窗外的田野还被白雪覆盖着，白茫茫的一片，延伸到天边。我靠在座位上，望着外面。车厢里很暖和，人不多，都安安静静地坐着。我旁边的位置空着，上面放着我的行李包。包里装着几盒我妈腌的咸菜，一袋子花生，还有一件她给我新织的毛背心。灰蓝色的，圆领，针脚细密，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道。
我闭上眼睛，把那些味道吸进身体里。
火车轰隆隆地向前，载着我穿过一望无际的冬天，驶向我熟悉的那个小城，驶向我那间两万二一个月的岗亭，驶向我守护着的那些离开的和留下的。
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拎着行李走出车站，抬头看见城里的灯火。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光，连成一片，在夜色中像一条发光的长河。我忽然觉得，这人间真好啊。
那些我在这六年里见过的不该看的，那些深夜里的哭泣和崩溃，那些再也回不去的遗憾，并没有让我变得麻木。它们像一面面镜子，照出了我自己活着的模样。让我知道，趁着还来得及，要用力地、认真地、不留遗憾地对待身边的人。
第二天凌晨，我回到殡仪馆。天还没亮，空气冷冽。我把岗亭的灯打开，给观音上了三炷香。香烟袅袅升起，在暖黄色的灯光里，像一条通向远方的路。
三只猫听见动静，从墙根后面跑出来，围着我“喵喵”直叫。我蹲下来，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猫粮，倒进它们的小碗里。它们挤在一起，吃得吧唧作响。
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脚。远处，天边泛起了一点灰白色的光。天快亮了。
我拿起手电筒，走出岗亭，开始新的一天。脚步落在熟悉的柏油路上，声音清亮而坚定。
这地方还是老样子。可我不一样了。
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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