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救朝鲜女医生，她撕下内衬塞给我18年后三辆军车，堵我家门|军车|女医生|建国|江边|清晨

楔子

那年鸭绿江边的雨特别大，我没想到自己顺手一拽，竟拽出一段十八年的念想。她把那截带着体温的布塞进我手里时，眼神像烧红的铁丝，烙在我胸口。后来，三辆军车碾过村口的泥泞，停在我家那扇掉了漆的门前。

第一章雨夜江边

1998年7月，我二十七岁，在鸭绿江边的长甸镇开一间修车铺。铺子不大，两间瓦房，外头支个油乎乎的帆布棚，能停两辆拖拉机。我爹走得早，娘跟我在镇上过，日子不宽裕，但算踏实。修车这手艺是跟镇上老赵学的，学了五年，自己出来单干。

那年夏天雨水邪乎，一连下了十来天，江面宽出去小一半。朝鲜那边遭了灾，断断续续有消息过来，说缺粮缺药。边境上管得紧，可拦不住江风从对岸卷来潮湿的腥气，还有隐隐约约的哭声。

7月19号夜里，雨下得像天漏了。我收了工，卷帘门拉下一半，蹲在棚子底下抽烟。烟是两块五一包的白山，抽到第三根，听见江边方向传来扑通一声闷响，紧接着是微弱的喊声，听不真切，像人被水呛着。

我扔了烟头，抄起门边的长竹竿，穿上胶鞋就往江边跑。跑到土堤上，雨打得人睁不开眼，江面黑乎乎一片，只有浪花翻着白边。我眯着眼寻那声音，听见不远处有扑腾的动静，竹竿探过去，喊：“抓住！抓住！”

竹竿那头一沉，我往回拽，几下拽到浅滩。天黑，看不清人，只觉着那人轻，拽上来时一声不吭，像晕了。我弯腰把人翻过来，一张脸白得吓人，嘴唇乌青，身上穿着湿透的便装，可那脸型、那眉眼，不像本地人。

我背起她往铺子里跑。说是跑，其实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雨砸在后脖颈子上。进了铺子，我把她放平在工作台上，开了灯。灯光底下才看清，是个年轻女人，二十五六岁，头发散着，贴在脸上，手腕上有擦伤，血丝混着水淌。

我拿自己的搪瓷盆打了水，又翻出条干净毛巾。先把她嘴里的泥水抠出来，她咳了几声，眼睛动了动，没睁。我扶她坐起来拍背，拍着拍着，她猛地吐出一大口浑水，气儿才顺过来。

她醒了，眼睛睁开的瞬间，身子往后一缩，整个人蜷到工作台角上，用两条胳膊护住自己。那眼神，又惊又冷，像只落了水的小兽。

我退后两步，把毛巾扔过去：“别怕，我姓赵，修车的，中国人。”

她盯着我，胸口起伏得厉害。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伸手抓住毛巾。她说了一句话，语调怪，夹杂着一些我不懂的词，但能听出是朝鲜话，中间夹着两个字：“谢谢。”

我猜她是朝鲜人。那年头江对岸过来的不多，可也有，都躲躲藏藏的。我摆摆手，出去把卷帘门放到底，又给她倒了缸子热水。她捧着缸子，手抖得厉害，水面一圈圈荡。

“你从江里漂过来的？”我问。

她点点头，用生硬的中国话断断续续说：“雨太大，桥冲断了，我掉进水里，抓着木头，漂了一整夜。”

我没再细问。这种天，一个女人从对岸漂过来，背后肯定有不能说的事。我让她在铺子里歇着，自己到外头抽烟。雨小了些，村东头老李家的狗叫了两声，又静下去。远处江面暗沉，像一锅晃荡的墨。

天蒙蒙亮时，我推门进去，看见她靠在墙角睡着了，身上盖着我的工作服，嘴唇有了点血色。我没叫醒她，用剩下的米煮了点粥。粥香飘起来时，她醒了，眼睫颤了颤，看我的眼神没那么怕了。

她告诉我她叫李贞淑，朝鲜一家县医院的儿科医生，跟着医疗队到边境上支援防汛。桥被冲垮时，她和队伍走散，顺水漂了下来。她说话慢，有时要想一下词儿，但声音清亮，像雨点敲在铁皮上的脆响。

我从柜子里找出一身我娘年轻时的旧衣裳，蓝底碎花，放在她旁边。让她把湿衣服换了。她犹豫了一下，抱着衣服进了里间。

我蹲在门口擦一把扳手，擦得发亮。过了会儿，她出来，头发扎成一根辫子，那身衣服穿在她身上稍宽，却衬得人清清爽爽。她走到我跟前，忽然伸手往衣服里襟里撕，嘶啦一声，把半截内衬撕了下来。

我吓了一跳，站起来：“你干啥？”

她没说话，把那截白布放进我手里。布上密密麻麻写着字，有的是人名，有的是数字，还有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这是药单。”她抬头看我，眼睛黑沉沉的，“我们那儿痢疾和肺炎，已经死了七个孩子。这些药，我们那边没有。如果你能帮我买到，就按这上面写的。买不到，也求你把这个收好，别让任何人看见。”

我想推回去，可她的手按在我手背上，凉得像块玉。她说：“你是好人。我没有什么别的，只能信你。”

我低头看那截布，上面有小半幅还带着细密的针脚，是衣料接缝处。就这一下，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不疼，却再也凉不下来。

第二章一诺无价

送走李贞淑是在三天后的清晨。雨终于停了，江面浮着白雾，对岸的山隐隐约约。我托了跑船的老崔，把情况跟他说了，老崔眯着眼抽了半包烟，最后点点头：“行，但你别说出去。这船晚上走，江上巡逻的有熟人，能绕开。”

李贞淑走前把布又给我看了一遍，指着其中几行汉字说，优先买这四样：磺胺嘧啶、氯霉素、阿莫西林、口服补液盐。数量写得明明白白，后边标着朝鲜文，大概是用法。我认不全，找了个在镇卫生院干过的朋友偷偷问，才知道这些药都不便宜，尤其是阿莫西林，县里都不一定有货，得去市里批。

我把铺子关了三天，骑那辆嘉陵摩托跑到丹东市里，一家一家药房问。没现钱，就把我爹留下的一块老手表卖了，又把铺子里那台二手空压机抵押给同行老周，凑了四千多块。药装了两个大纸箱，捆在摩托后座上，一路颠回镇上。

夜里，老崔的船靠在苇子荡边。我把药搬上去，又往箱子里塞了十几斤米和两包盐。老崔看看我，说：“小赵，你这修车的比乡长还忙。”

我笑笑，没说话。船影在雾里漂远，像一片叶子。我坐在江堤上抽了根烟，手有点抖。这八千多块，我起码得还一年。

日子还是照常过。修车，收钱，还钱。镇上人看我那几天关铺子，问起来就说去城里进零件。我娘也没多问，只是每顿饭给我多煎个蛋。

我没想到，半个月后，李贞淑的信来了。不是从对岸寄的，是老崔跑船带回来的一小卷牛皮纸，卷得紧紧实实，用蜡封着。拆开来，里头是一封汉字写的信，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像小学生田字格上写的。

“赵同志，药已收到，救了八个孩子，有三个还发了高烧，现在退了。我没法当面谢你，只能把你的事记在心里。今年冬天，我们这边会特别冷。你要注意腿，那天夜里我看你走路右腿有点拖，是有旧伤吧。我给你画了个膏药方子，用艾草和红花煮了敷，经济。”

信里夹着一张处方，字迹清晰。我看了两遍，发现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我的那截布，你还留着吗？”

我没回信。不知道怎么写。过了几天，我把那截布从床板下头取出来，用油纸包好，塞进一个铁盒，埋进后院槐树根下。

那以后，每隔两三个月，就有东西从江上过来。有时是一小包干蘑菇，有时是一卷自己织的毛线袜，有时只是一封信。信里说她回医院上班了，冬天病房冷，孩子们缩在被子里打吊瓶；说春天江对岸的梨花开了，她采了一些晒干，给我缝了个枕头芯；说她父亲以前也修过车，手上有股柴油味，闻着亲切。

我每次读完，都把信纸抚平，和第一封一起放进床头的木匣。没回，可心里像多了个盼头。修车铺的活再累，晚上关了门，点根烟，看着对岸方向，也觉得这日子有点亮。

转年初夏，我在修一辆拉鱼的农用车时，千斤顶没支稳，右腿被压了一下。不重，但旧伤又犯，肿得老高。我按她说的方子煮水敷腿，那几天走路一瘸一拐。老崔正好要过去，我犹豫了一夜，最后撕了张烟盒纸，背面写了一句：“腿已好，不用惦记。”托他带过去。

又过了半个月，她的信来了，却没提腿的事，只说：“今年的江水比去年清，我站在江边往北看，能看见一个修车铺的灯。是你家的吗？”

我到底没忍住，回了一句：“是我家的。灯泡一百瓦，很亮。”

老三届的赵成山在村口问我：“小赵，你是不是跟对岸有勾连？最近查得紧，你可别惹事。”他是我远房叔伯，在村委跑腿，知道些风声。

我摇头：“没有的事，修车呢。”

他看看我，叹了口气，走了。

天凉起来的时候，李贞淑的最后一封信到了。信很短，字迹比之前潦草，只有四行：

“赵同志，我可能要嫁人了。是我父亲战友的儿子，平壤大学毕业，在政府里做事。他对我家很照顾。以后，我可能不能常给你写信。你好好过日子，不要等。”

我坐在修车铺门口，把信看了十七八遍。天一点一点黑下去，风从江面吹过来，带着水腥气。我没有点灯，也没有抽烟。只是把信折好，放进木匣最底层。

那截布，我埋得深，没再挖出来过。

第三章药单后的风暴

日子慢，也不慢。过了三十岁，人就像江里磨圆的石头。我又租了铺子旁边一间旧仓库，买了台二手举升机，活越接越多，收了个叫小海的徒弟。娘老了，头发白得厉害，我每天中午骑摩托回家，陪她吃顿饭，再回铺子。

关于朝鲜的事，我慢慢压在心底。但药单的事，还没完。

2001年冬天，镇上突然来了几个生面孔。两个穿夹克的中年人，一个年轻女的，提着黑色公文包，在村口小卖部打听我。我正给一辆金杯面包车换刹车片，小海跑进来说：“哥，有人找你，看着像政府的。”

那女的先进来，短发，眼睛很利，亮出证件：“国安局。你是赵建国？”

我点头。

“我们了解一些情况。1998年夏天，你是不是托船老崔往朝鲜带过一批药品？”

我脑子嗡了一下，但表面没慌，摘下手套：“有这回事。人家给钱，我跑腿，药品是从正规药房买的。”

那男人盯着我，声音不重：“对方是谁？通过什么渠道联系你的？”

“不知道。一个姓崔的船夫介绍，说对岸有人要药，给了单子。我买完交给他，其他的没多问。”

他们盘问了一下午，问得很细。我咬死说不知道对方身份，只承认帮忙买药。后来他们把老崔也找来了。老崔比我还稳，抽着烟说：“江上跑船的，谁没捎过点东西？能有钱赚就干。人家给的是现金，没犯罪吧？”

审完后，他们没有抓人，只是警告我，以后再有类似情况必须先报告。

我回去后，把埋着的铁盒挖出来。那截布还好好地包在油纸里。我看了它很久。那一刻我才明白，李贞淑给我的不只是一张药单，她把自己和七个孩子的命，一齐塞进了一个中国修车工的手心。

当天夜里，我把铁盒重新埋下，换了个更隐蔽的位置，在槐树西边第三块石头底下。然后去老崔家喝了一晚上酒。老崔喝多了，拍我肩膀：“小赵，别怕。咱们这种小人物，不起眼。他们也查不出花儿来。”

可我心里清楚，这事能过去，是因为李贞淑那边没出问题。如果她出了事，我这边就是一根藤上的瓜。

打那以后，我再没跟对岸有过联系。不是不想，是不能。老崔后来也不跑了，说巡逻的换了人，油水也少了，干脆把船卖了，在镇上开了家饲料店。

时间像江水，往前不停。我的生活绕回了原地，修车、吃饭、照顾娘。有人张罗给我说对象，我去相了几个，都没成。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人家时，总走神。

有一回，镇东头的刘翠花，人长得不错，做面条的手艺也是一绝。我俩在媒人家里见面，她问我：“你喜欢啥样的女人？”

我脑子里一下子冒出1998年那个雨夜，一张白得吓人的脸，一双又惊又冷的眼，还有嘶啦一声撕下内衬的声音。嘴上却说：“没啥要求，能过日子就行。”

后来没成。刘翠花跟邻村一个开拖拉机的处上了。我娘知道了，骂我榆木疙瘩。

04年春上，我在城里进配件，偶然在书店门口看见一本朝鲜语教材。我买了，晚上收了工就翻。那些圈圈杠杠的字，难记，但我记性不坏。学了大半年，能拼出简单句子。有回在江边散步，看见对岸的山在雾里，我轻轻说了一句：“你还好吗？”

风把话吹散了。

我三十四岁那年，娘摔了一跤，腿骨折，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我白天在铺子忙，晚上去陪床。医院的走廊灯白得晃眼，半夜我趴在床边打盹，梦见一条船从雾里漂来，船头站着一个女人，看不清脸，只看见她怀里抱着个孩子。

醒过来，后背全是汗。

娘出院后，我给她买了个轮椅，天好的时候推她到江边坐坐。她看着对岸，忽然说：“建国，你也该成个家了。”

我知道她担心。可我心里那盏一百瓦的灯，一直照着一个方向。也许它早就灭了，只是我舍不得关。

一转眼，2016年，我四十五岁。江边修了景观路，我的修车铺改成汽修店，牌子是新的，门口比以前宽。小海接了过去，我算半个老板，日子不差，但总觉得空。

那天是9月14号，下午五点多，天阴着，要下雨。我正蹲在店门口给一条狗喂剩饭，忽然听见村口传来沉重的引擎声。那声音不寻常，不是过路的货车，也不是地里跑的农机，是重型车辆。接着有人喊：“赵建国！赵建国在不在？”

我站起身，就看见三辆军车拐过弯，车轮碾过村口的水泥路，带起尘土。每辆都是草绿色，盖着篷布，车头还插着小红旗。村子里的人都围过来了，七嘴八舌。

军车开得慢，到我店门口时，一辆接一辆停稳。头车上跳下来一个军人，不认识，岁数不大，走到我跟前，敬了个礼：“请问是赵建国同志吗？”

我点头：“我是。”

他递过来一封信：“有人让我们把这个亲手交给您，说您看见就明白了。”

我接过来。信封上写着一行字，是那种熟悉的、一笔一画的字体：

“赵同志，十八年，你留的那盏灯，我看见了。”

我手一抖，信没拿住。风从江面刮过来，信纸飘落，落在脚边的泥地上。我弯腰去捡，膝盖却像灌了铅。捡起来时，抬头一看，第二辆军车的篷布掀开一角，一个中年女人从车上跳下，穿着深灰色的风衣，头发披着，眼角有细纹，可那双眼睛，我还认得。

她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嘴唇动了动，用生疏又熟悉的中国话说：

“我回来了。这一次，不是你拉我，是我自己过来的。”

第四章军车带来的真相

我站在店门口，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村东头的老李、开饲料店的老崔、隔壁洗车的小两口，都伸着脖子看。小海从车底下钻出来，手上还攥着扳手，愣愣地喊了一声：“哥，啥情况？”

我没应他，眼睛直直看着眼前的女人。她比十八年前瘦了一些，颧骨略高，眼窝更深，但站在那里的姿态没变，腰挺得笔直，像江边的一棵白杨。风把她的风衣下摆吹起来，露出里面一件灰毛衣，领口处磨得起了毛球。

“李贞淑。”我嗓子发干，叫出这个名字时，声音不像自己的。

她点了一下头，眼眶泛红，嘴角却往上翘了翘：“你还记得我。”

我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第二句。旁边小海已经把人往店里让，喊着让看热闹的散开。我这才发现军车旁边又下来两个穿便装的人，一男一女，岁数不小，站得不远不近，像陪同。

李贞淑回头朝他们看了一眼，又转过来对我说：“能不能进去说？站在这儿，你这里的人太热情了。”

我点点头，把人领进店里。小海把卷帘门放下一半，把外头的目光挡住。我给李贞淑搬了把椅子，又给那两个人倒了两杯水。店里有些乱，地上散着旧零件和废纸箱。我想收拾，李贞淑摆摆手：“不用，我喜欢这屋里的味，跟你当年身上的一模一样。”

我这才仔细看她。十八年过去，她脸上添了风霜，眼角有细纹，皮肤不如年轻时紧致，但眉眼还是记忆里的样子。那双眼睛黑沉沉的，像一口井，望进去就拔不出来。

她先开口：“那三辆车，是朝鲜驻沈阳领事馆的车。他们送我过来的。我现在……在朝鲜红十字协会工作，负责医药采购和边境人道援助项目。这次到中国，是参加一个国际医疗合作会议，本来只到沈阳。我争取了三天，才被批准来长甸。”

她的中国话比过去流利多了，虽然还有些腔调，但表达很准确。

“你嫁人了？”我问。话一出口，觉得太直接，又补了一句，“后来……过得怎么样？”

李贞淑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搓了一下。沉默了几秒，她抬起头，嘴角浮起一丝苦笑：“结了。2000年底结的。他叫崔成柱，平壤大学毕业，在人民武力部做事。婚后第二年，我生了个女儿，叫慧玲。”

我点点头，心里像被谁攥了一把，不重，却透不过气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嗯”了一声。

“2004年，”她继续说，声音低下去，“成柱突然被带走调查，说有人举报他私藏外国药品。那批药，就是你帮我买的那些。他们让我去问话，我实话实说。但那个时候，实话没用。他身体不好，三个月后病死在拘留所里。”

我猛地抬头，手里的烟灰落在裤子上，没觉着烫。她女儿没了父亲，是因为那批药，因为我。

“对不起。”我喉咙发紧。

她看着我，眼神平静：“不。你不是害我们的人。如果没有你，会有七个孩子死了。你救的是命。成柱的事，是别的关口出了问题。他之前在工作中得罪过上司，人家借了由头整他。那批药只是借口。我也被调离医院，去了山区一个卫生所。女儿跟着我，苦是苦，但我没后悔过。”

她顿了顿，从风衣内侧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上是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圆脸，扎马尾，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站在一丛金达莱花旁边，笑得眯起眼。

“慧玲，今年十五岁。像她爸爸多些。”李贞淑说着，脸上才露出一丝温柔。

我把照片还给她的同时，脑子里翻涌着许多事。2001年国安局来查我，原来只是冰山一角。而对岸那边，李贞淑一家付出了那么大代价。

“你现在怎么样？”我定定神问。

“在红十字会做项目，常跟中国这边对接。药品、器械、疫苗，都碰得到。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知道你还在长甸。去年跟丹东卫计委的人开会，偶然聊起，说有个修车师傅，托人找过一些紧俏药品。我一猜就是你。”

说到这里，她的眼神软下来：“我早就想回来，当面跟你交代一声。那截布，你还在吗？”

我点点头，没说话。那块布，我后来不知挖出来看过多少遍，又埋回去，像藏着一个火种，不敢碰，也不敢丢。她问这一句，我所有的克制都像漏了底。

“我带你去看。”我站起来。

“现在？”

“现在。”

我跟小海交代了几句，带着李贞淑往我家走。那两位陪同的人不远不近地跟着。村里人一路指指点点。我不管。天阴得厉害，风从江面刮来，带着雨意。李贞淑走在我右侧，鞋底踩在砂石上，沙沙响。

到家时，我娘正坐在堂屋门前择豆角，抬头看见我领着个女人回来，手一停，眼珠子在我俩脸上转了两转。

“娘，这是李贞淑。十八年前，我在江边救过她。”我说。

我娘愣了愣，慢慢放下豆角，想站起来。李贞淑连忙上前扶住她，叫了声“阿姨好”。我娘握住她的手，没说话，只是点头，眼眶湿了。

我拿铁锹到后院，在那棵老槐树西边第三块石头底下挖。土很硬，挖了十几下，锹尖碰到铁盒，咚的一声。我弯腰把铁盒取出来，擦去上头的泥，打开油纸。那截白布还躺在里面，已经微微发黄，边缘起了毛边，上面的字迹有的模糊了，但大多数还能辨认。

李贞淑接过来，捧在手里，看了很久。她的手轻轻发抖，嘴唇紧紧抿着。雨点开始落下来，滴在槐树叶上，又滑到布面上，洇开一小圈水痕。

“这是我当时唯一能给你的东西。”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撕下来的时候，我里头什么也没穿，外面就一件薄褂子。可我那时候顾不上。我满脑子都是那些孩子的样子，嘴唇裂着，眼睛陷进去，肚子鼓着。我把布塞给你，其实也是把我自己的命塞给你。”

我站在她身后，雨水顺着脖子往领口里钻，凉得很。可我心里有一块地方，是热的，像焊枪点过一样。

“这十八年，我没有一天忘了你。”我说出这句话时，甚至没经过大脑，就那么从胸腔里滚出来。

李贞淑转过身，看着我。雨更大了，她的头发贴在脸上，睫毛上挂着水珠。她没说话，往前迈了一步，离我很近。我闻到她身上那股气息，不是香皂，不是脂粉，是一种淡淡的、像雨后泥土又像草药的味道。

“我知道。”她仰起脸，“所以，我回来了。”

第五章这不是任务

李贞淑在长甸只待了三天。三天，却把十八年的窟窿撕开了，又慢慢缝上一些。

头天晚上，她在家里帮我娘一起做饭。她的手快，切土豆丝又细又匀，跟机器切出来似的。我娘在灶下烧火，一边添柴一边看她，嘴里忍不住说：“这媳妇手真巧。”说完自己先笑了，看看我，又看看李贞淑，没再往下说。

饭桌上，三菜一汤，外加一碟辣萝卜。我很少喝酒，那天从柜子底下翻出半瓶老白干，给自己倒了一杯。李贞淑也讨了半杯，抿了一口，辣得直吐舌头，像个姑娘似的。慧玲的照片摆在窗台上，边角被风吹得微微翘起。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我娘先睡了，西屋的灯关着。堂屋里一盏黄灯泡，照得两个影子在地上拖得老长。李贞淑说起她这十几年怎么过来的。丈夫死后，她被下放到两江道一个山沟里的卫生所，冬天水管冻裂，夏天屋顶漏雨。慧玲从小就跟着她值班，晚上困了就蜷在药架下面的长木椅上睡。后来她凭着一股劲，申请调到平壤的红十字会系统，又学了中文和英文，一步步走到今天。

“苦吗？”我问。

她想了想说：“苦。可后来不觉得。因为一直有事做。对岸那些孩子，后来也常生病。我每年都往边境跑，总想，有没有人能像你当年那样，拉我一把。”

“你拉了不少人。”我看着她。

她摇摇头，笑得有些涩：“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时候药到了，人已经没了。这种时候，我会走到江边，往北看。你那盏灯亮着，我就觉得，路没断。”

夜深了，雨还在下，打在窗玻璃上，像谁在轻轻敲。我送她回住处。那两位陪同的人在镇上唯一一家旅社住，条件一般。李贞淑却不肯去旅社，说想在我家西屋睡一晚。我娘已经把被褥铺好了，新洗的床单，带着肥皂味。

“你也早点睡。”她站在西屋门口，回头看我。

我嗯了一声，在堂屋坐下，抽了根烟。雨声搅着烟味，熏得人发晕。十八年了，我设想过很多次，如果再见她，会是什么情形。可真正到了眼前，人却变得迟钝。好像一只被冻僵的手，突然伸进温水里，又麻又疼。

第二天一早，我带她去江边。景致早不是当年的土堤，修了栏杆，铺了彩砖，还立着一排路灯。对岸的山在薄雾里，看不真切。江面宽了也缓了，有观光船响着汽笛开过。

李贞淑站在栏杆边，久久不说话。后来指着北边一处说：“你当年的修车铺，是不是在那边？”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江边几个新盖的楼房挡住视线。我点点头：“就是现在那排红顶房子的后头，老铺子拆了，改成广场。”

“我记得，那晚的雨把屋顶铁皮打得砰砰响。我在你工作台上醒过来，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沾满油污的搪瓷缸子，里面有半缸凉水。”她笑了笑，“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坏人。”

“好人能怎样。”我靠在栏杆上，望着江面，“还是没把你留下。”

她怔了一下，转头看我。风从江面吹来，她的发梢飘到脸上。我伸出手，想帮她别到耳后，又停在半空，最后收了回来。

“赵建国。”她第一次完整叫我的名字。

“嗯。”

“我这次来，不只是为了见你一面，也不只是为了道谢。我女儿十五了，她总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中国再取点药。我跟她说，中国有一个赵叔叔，帮过我们。她让我带这个给你。”

她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根红绳编织的手链，还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刻着一朵金达莱花。

“她自己编的。说送给赵叔叔，保平安。”

我接过来，套在左手腕上，大小刚好。红绳有些旧，边角磨得起毛，显然编好有些年头。我喉咙一堵，扭过脸看江面，半天才说：“替我谢谢她。”

李贞淑也把胳膊搭在栏杆上，离我不到一尺。沉默了一阵，她轻声说：“如果我不走了呢？”

我整个人定住，缓缓转头看她。她也在看我，嘴唇微微抿着，眼里有泪光，却不躲闪。

“你不是有任务在身？”我喉咙发紧。

“任务结束了。他们明天回沈阳，我可以留下。这次出来，我申请的是单次签证，停留期还有九天。可你知道，对我来说，走和留都容易。”

“你闺女怎么办？”我压下心里翻上来的热，问得极认真。

“慧玲在平壤寄宿学校，有我姨妈照顾。我每年可以回去。而且我跟你，可以直接从丹东走边境口岸。现在两边有合作，我本来就是红十字会的，手续能办。”她说到最后，语速慢下来，像在等我的回答。

我脑子里乱极了。四十五岁的人了，早就过了冲动的年纪，可眼前这女人，让我说不出个不字。

“你什么都想好了。”我笑了一下，可笑得发苦。

“十八年，早该想好的。”她朝我走近一步，“你记得吗？我问过你，我的那截布，你还留着吗。你说带我去挖。可你知不知道，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你还留着，我这辈子，就换个活法。”

我看着她，雨后的天空发灰，江面雾气还没散尽。我忽然想起1998年那个清晨，她撕下内衬塞给我时，那截布还带着体温，像个滚烫的印子，烙在我手心上。

“留下吧。”我说。

第六章老崔醉酒

李贞淑没跟那两个人回沈阳。手续上的事，我陪她去丹东跑了一趟，办了暂住登记。她留下一张工作证明，说下个月还要过来，到时再补材料。别的不提，先住下再说。

消息在长甸传得比水还快。都知道赵建国等了个朝鲜女人十八年，人家带着三辆军车回来了。有人羡慕，有人说我傻，也有嚼舌根的，说这里头不定有啥名堂。小海在店里跟人吵过两回，差点动手。

我没理会。活到这把年纪，最不值钱的就是别人的嘴。倒是我娘，整天合不拢嘴，把西屋重新收拾了一遍，换了新窗帘，连床头的枕巾都买了两条。她拿李贞淑当闺女待，整天贞淑长贞淑短。李贞淑也勤快，屋里屋外抢着干活，跟我娘学做本地菜，用不惯土灶，熏得满眼是泪，还乐呵呵的。

只有一个人，一直没露面，就是老崔。

等到李贞淑住下第四天，老崔终于来了，拎着两瓶白酒，一进店就喊：“建国，出来！跟老哥喝两杯。”

我正给一辆面包车换机油，见他脸色发红，知道喝过了一场，赶紧摘了手套，把他让进屋里。李贞淑正好在整理货架上的配件单，看见老崔进来，很自然地点了点头：“崔师傅，你好。”

老崔一愣，上上下下打量了她几眼，忽然笑了，笑得眼睛眯成缝：“行啊，十八年了，还是这双眼睛。当年我送药过去时，心里还犯嘀咕，这女人不会是把小赵的魂勾走了吧。”

李贞淑给他泡了杯茶，没接话，只是浅浅笑了一下。

老崔不喝，从怀里掏出两个玻璃杯，咚咚倒满白酒，推一杯到我面前：“这一杯，敬你。当年要是没你，那船药到不了。那船药到了，对岸有几个孩子活了。这是积德。”

我端起杯跟他碰了，一口下去，火辣辣地烧到胃里。

老崔又倒第二杯，手有些抖，眼圈红了：“第二杯，我得跟你赔个不是。那年国安局来查，我嘴上替你扛着，可心里怕得要命。你猜怎么着，后来他们单独找我，说只要我交代你跟对岸的联系，就给我五千块钱。我没要，但我被带进县里关了三天，出来后腿都软了。”

这事他头一回说。我看着他，愣了好一会儿。老崔抹了把脸，继续说道：“我吓着了，才把船卖了。那时候我要是再硬气点，兴许你还能多去几次。可我不敢啊，家里老小等着吃饭。”

我伸手拍拍他的肩：“老崔，你替我兜住了，就是天大的情。船是你自己的，卖不卖都该。”

老崔摇头，端起杯又灌了半杯：“后来听说对岸那女的家里出事了。我也猜到了。可我不敢打听。我愧得慌。今天来，不光是喝酒，有句话得当面说。”他转向李贞淑，深深鞠了一躬，“对不住。当年要是我船不停，说不定你家里不会……”

李贞淑伸手扶住他的胳膊，没让他弯下去，声音轻而稳：“崔师傅，我家的事，不是一船药能造成的。你别把账算在自己头上。赵建国买药没错，你运药也没错。若真要说因果，是那时候我们都太弱，风一吹，船就晃。”

老崔怔怔地看她半天，忽然蹲下身子，捂着脸哭了起来。这个平时大大咧咧的汉子，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声像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听得人心里发酸。

我把他扶起来，按在椅子上。他抓起酒瓶又倒，我没拦。那晚老崔喝了八两多，话多得不成样，从年轻时候跑船说到老婆跟人跑了，又说到我。他说：“建国啊，你四十五了，人家也不年轻了。别想那些虚的。赶紧把证扯了，过安生日子。你要是再等，黄瓜菜都凉透了。”

我送老崔回去，回来时已经快十一点。李贞淑还没睡，坐在店门口的小马扎上，身边放着一杯凉白开。远处江上的灯星点点，夜风一阵一阵，带着水汽。

我拉过另一只马扎，挨着她坐下，点了根烟。她皱了皱眉，没说什么。我抽了两口，自己掐了。

“老崔人实诚。”李贞淑先开口。

“嗯，就是爱喝点。今天他是真高兴。”

“你看出来没有？”她偏过头看我，“他哭的不光是对不起我。他哭的是他自己。那几年，他也被吓怕了。人活在夹缝里，有时候连头都不敢抬。”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她轻轻叹了口气，把目光投向对岸：“我这几天总在想，你在这儿等我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会不会觉得，这人像江水一样，流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

“等。”我咀嚼着这个字，笑了一下，“也说不上等。就是习惯了。白天忙，晚上坐在这门口，看一眼对岸。看完了，就回去睡觉。第二天接着忙。”

“那你喜欢我什么呢？”她问得认真，像在给自己找答案。

我想了很久，久到江面上最后一盏渔火也灭了。夜深了，凉意从裤脚爬上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低，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我也说不清。也许是那天晚上，你醒过来缩在工作台角上，明明怕得不行，可还是用眼睛瞪着我。又也许是，嘶啦一声，你把自己唯一的一截干布塞给我。从那以后，我这日子就多了一样东西。说不上是等，就是，总想让你看见，这盏灯没灭。”

李贞淑把脸埋进臂弯里，只露出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把手伸过来，覆在我手背上。她的手还是那么凉，像十八年前一样，却又多了些粗粝，指关节处有常年握笔磨出的薄茧。

“这次，我不走了。”她说。

第九章老崔醉酒

老崔那天晚上在我这儿喝到半夜，最后是我和小海一左一右架着送回家的。他老婆前些年跑了，家里就剩一个老娘和一条土狗。院门没锁，狗听见动静叫了两声，见是熟人，又趴了回去。

把人放床上，我给他脱了鞋，盖上被子。老崔醉醺醺地抓住我手腕，含混不清地说：“建国，别怪我……当年我要是胆大点……”话没说完，人就歪过去，呼噜震天响。

我站在他床边看了一会儿。这老小子，跑了大半辈子船，到头来窝在这么一间小瓦房里。江上的风浪再大，也没把心里的账还清。我叹了口气，掩上门出来。天已经蒙蒙亮了，东边泛着青灰。我顺着村里的小路往回走，路过老槐树，脚步停了停。

回到家，东屋亮着灯，李贞淑已经起来了，在灶前烧水。听见我进门，回头看了一眼：“崔师傅没事吧？”

“没事，就是话说多了，睡一觉就好。”

她盛了碗温水递给我，又去端昨晚剩的粥。我坐在灶边小凳上喝水，看着她忙。她把灰毛衣袖子挽到肘上，露出一截小臂，白而匀称，动作利落。厨房里弥漫着一股柴火和米香混在一起的味道，闻着让人心里踏实。

“今天早上，我想去镇上买点菜。”她边搅粥边说，“你店里忙不忙？不忙就一起去。”

“行。正好给娘买双棉鞋，天凉了。”

我们吃完早饭，骑那辆旧嘉陵出门。我载着她，后座有点硌，她侧坐着，一手轻轻扶着我的腰。风从耳边过去，路两边的玉米叶子已经黄了一半，哗啦啦响。我突然觉得，这场景像等了半辈子。

在镇上菜市场转了一圈，李贞淑挑了几样菜，又买了五花肉，说晚上给娘做顿朝鲜风味的烤肉。我笑她：“这地方可没有烤盘。”她扬了扬手里的平底铁锅说：“用这个就行。”

回来的路上，她问我：“你店名叫长甸汽修，怎么不叫建国汽修？不是更响亮吗？”

我摇摇头：“年轻时候觉得名字不重要，手艺好自然有人来。现在更不想改了，镇上人叫顺了口。”

“那我以后怎么称呼你？”她侧头看我，眼睛带着笑。

“随你。”

“跟他们一样，叫你赵哥？”

“叫建国就行。”我想了想，“或者老赵。”

她轻轻笑了几声：“老赵。像个干部。”

我没接话，心里却有点发飘。

那天下午，我正在店里给一辆拖拉机换轮胎。小海从外面跑进来，说村口有辆黑色轿车停半天了，挂的是沈阳牌照。我手没停，心里一紧。经历了国安局那档子事，我对这种突然出现的车总有些敏感。

果然，没多会儿，一男一女走了进来。男的四十出头，平头，戴眼镜，夹着个手包。女的年轻些，穿一件黑西装，看起来像翻译。他们直接问：“请问李贞淑同志在吗？”

我放下扳手，上下打量那男的。他笑了笑，递上名片，上面印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协会驻华联络代表朴正泰”。他说：“我们收到上级通知，请李贞淑同志返回沈阳，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李贞淑从里间出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朴同志，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收拾一下。”

朴正泰看了我一眼，又看李贞淑，犹豫了一下：“可以。不过最好今天下午出发，最晚明天上午到沈阳。”

李贞淑应了一声，转身进了里间。我跟着她进去，看见她坐在铁架床边，手搭在膝盖上，眼睛盯着地面。

“要去多久？”我问。

“不知道。可能几天，可能半个月。”她抬起头，眼神里有一丝歉意，“我不是要反悔。是工作上的事，那边协调药品的会议，提前了。我不去，今年的援助物资就批不下来。”

我点点头：“你去。这里跑不了。”

她站起来，忽然伸手勾住我的脖子，把脸贴在我胸口。这个动作很轻很突然，我身子僵了一下，慢慢抬起手，圈住她的背。她的头发凉凉的，有股阳光晒过的味道。我收紧了些，下巴抵在她头顶。

“等我回来。”她说。

“我哪也不去。”

她松开我，开始收拾东西。其实没几样，几件换洗衣服，证件，还有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我的照片和信。我送她到村口，看她上了那辆黑色轿车。车窗摇下，她朝我挥手，脸上带着笑。车开出去好远，我还在路边站着。

晚上回家，我娘问我：“贞淑呢？”我说回沈阳开会了。我娘哦了一声，没再多问。可我看见她转身时，肩头微微塌了下去。

第二天，老崔酒醒了，来店里帮忙。见我不说话，他也没多问，闷头帮我卸货。干到中午，他突然冒出来一句：“建国，你得抓紧。人家如今是公家人，说走就走。”

我抬头看天，没应他。

李贞淑走后的第十天，电话来了。我手机是老的诺基亚，能接能打。她在电话里说：“会议结束了。我后天回来。你把我的拖鞋晒一晒，你娘说西屋有点潮。”

我笑着说好，挂掉电话后，在店门口站了很久。阳光很好，晒得人后脖颈发烫。小海从车底下爬出来，看我发呆，说：“哥，你都快成望妻石了。”

我踢了他一脚，笑着骂了句：“滚蛋。”

第十章渡江

李贞淑回来那天，我去丹东火车站接她。站台上人不多，她拖着个黑色行李箱，从车厢里出来，一眼就看见了我。她还是穿着那件深灰色风衣，头发剪短了些，显得精神。

“你剪头发了。”我接过行李箱。

“嗯，好看吗？”她偏了一下头。

“好看。”

我们并排走出车站，天很蓝，一丝云都没有。江风从远处吹来，带着熟悉的腥气。她深深吸了口气，说：“还是这里舒服。平壤的秋天，风里都是煤烟味。”

坐大巴回长甸，她靠在我肩上睡着了。车窗外的田野一片金黄，稻子割了一半，有人在田里烧稻草，烟斜斜地飘向天边。我尽量把肩膀放平，让她睡得舒服些。她睡得很轻，呼吸均匀，像一片叶子落在我身上。

到家后，我娘已经把西屋收拾得更妥帖了，连被褥都晒得蓬松。李贞淑回来第一件事，是去西屋换鞋，又到厨房帮我娘做饭。我看着她跟我娘在灶前有说有笑，心里那块悬着的东西，慢慢落下来。

日子恢复了平静。她每天帮我理账，有时候教小海一些器械的英文名称。小海那小子，嘴甜，一口一个贞淑姐，把她哄得直笑。店里多了个人，连空气都活泛了。

可人过了四十，有些事不是光靠感情就够的。李贞淑的身份摆在那儿，朝鲜人，公职人员，就算留在长甸，也是短期的。她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回平壤述职，每次去十天半月。我从不问她什么时候走，只在她走前把行李收拾好，把路上吃的塞进包里。

有天晚上，她突然问我：“建国，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我知道她问的不是明天，也不是明年。我想了想，说：“你在哪儿，我就想办法离你近点。实在不行，我学朝鲜语已经学到中级了，去平壤开个修车铺也行。”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平壤哪里需要你修汽车，路上车都没几辆。”

我也笑了，可心里清楚，这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之间，隔着的其实不是江，是两种身份的重量。

十月底，李贞淑再一次回平壤，这次去了二十多天，没有电话，也没有信。我每天照常开店，手上干活，耳朵总竖着，像是等什么。我娘也瘦了些，晚饭时常常走神。

直到十一月中旬，她才回来。人瘦了一圈，眼睛下面青黑一片，像很久没睡好。我接过她行李，没急着问。她喝了杯热水，坐在堂屋里，慢慢说：“我递交了长期驻外的申请。被驳回了。他们说，我这样的技术干部，不能长期离开。以后只能短时出差。”

我点头，心里却像被抽掉了一块。表面还是平静：“那咱就短时。你每次来，我都在。”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那晚她早早就睡下了。我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抽了小半包烟。江面上黑沉沉的，风穿过街巷，把地上的碎纸吹得打旋。

第二天清早，她起来后，忽然跟我说：“建国，陪我去江边走走。”

我们顺着新修的步道慢慢走。天凉了，江面上有雾，几只野鸭在水里钻来钻去。她在栏杆边站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里面夹着一张发黄的纸片。我凑过去看，是我当年托老崔带过去的那张烟盒纸，背面写着“腿已好，不用惦记”。字迹已经褪色，边上起了毛。

“这些年，我在平壤最难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看。”她把纸片合进本子里，抬头望向我，“我一直在想，如果有天我能站在这边岸上，亲口告诉你，我过得还行，该多好。”

“现在不就在站吗？”我上前一步，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指节蜷在我掌心，轻轻回握。雾散了些，对岸的山显出了轮廓。我忽然觉得，这条江其实没那么宽。只是有些人，走了十八年才到岸。

“我回去办手续。”她忽然说，“把工作慢慢交接了。慧玲明年初中毕业，我想把她接过来。让她在中国上高中。”

我怔住了。这步子迈得不小，换作别人，我肯定劝她多想想。可她眼神坚决，像当年撕下内衬时一样，带着孤注一掷的意味。

“你想好了？”我问。

“想好了。成柱死后，我其实一直想离开。只是没有理由。现在，我找到了。”

她说“找到了”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看的是对岸。可我知道，那个理由里，有我。

第十一章拆墙

李贞淑这次回去办手续，我心里比以往更不踏实。她走前把慧玲的照片留给我，让我放在床头。我夹在手机壳里，没事就拿出来看两眼。那姑娘笑得真亮，跟她妈年轻时一样，眼尾弯弯的。

手续的事，她说得轻巧，办起来不容易。她是公立系统里的人，又是技术骨干，想调离，光盖章就要盖十几个。中间有两次，她打电话回来，声音疲惫，说：“建国，可能办不成了。他们说我要走，就把我调到偏远卫生所去，再压几年。”

我在电话这头听着，心往下沉，可嘴上还得给她打气：“慢慢来。你身体最要紧。我等得起。”

她没说话，过了很久才“嗯”了一声。

挂了电话，我在店里坐不住，骑摩托去了趟丹东。找到以前帮我认药单的那个朋友，又托他打听有没有对朝劳务合作的项目，能不能从这边出个邀请函，说朝鲜红十字会有人员交流需求。那朋友抽着烟说：“这种事，不好弄。但只要对岸有人帮你使劲，总能找到口子。”

我又去找老崔。老崔虽然不跑船了，但江边码头上还有些老关系。他听完，拍着大腿说：“早该这样。我有个表侄在丹东外经贸局，回头我帮你问问。”

就这么着，两头使劲，李贞淑那边也慢慢有了眉目。一个月后，她来电话说，调令批下来了，但有个条件，必须到边境城市一家合作医院交流一年，算是外派。她可以住在中国这边，每月回一次平壤汇报。

“一年就一年。总比没有强。”她笑着，声音里却带着颤抖。

我娘知道后，特意去东屋烧了三炷香，给墙上的老赵家祖宗牌位磕了头。她没读过什么书，可心里门儿清：自己儿子等了十八年，总算有个结果。

李贞淑正式来的那天，还是坐火车到丹东。我去接她，站在出站口，远远看见她拉着箱子走过来。她穿着一件米色大衣，脖子里围着条红围巾，头发用发卡别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比上次瘦了点，但精神不错。

我接过箱子，她冲我笑，说：“这回不是三天，不是九天，是一年。”

“一年后呢？”我故意问。

“一年后再说。”她伸手挽住我的胳膊，“也许我就习惯了，不走了。”

我们坐大巴回长甸。车上人不多，她靠窗看着外头，忽然指着远处说：“你看，江面真宽。”

我顺着看过去，阳光洒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亮得晃眼。我说：“再宽，也有桥。”

她笑了：“对，有桥了。”

第二天，我带她去镇上派出所做了暂住登记。那民警看看我，又看看她，低头填表，没多问。现在边境上往来的朝鲜人比过去多，只要手续齐，不稀奇。可我心里知道，对李贞淑而言，这一步，比当年撕下内衬还要大。

晚上，慧玲打来电话。李贞淑把手机递给我：“她要跟你说话。”

我接过来，那头传来一个清亮的女孩声音，汉语说得不太标准，夹杂着朝鲜词：“赵叔叔好。妈妈说你人很好。谢谢你照顾她。我明年一定来看你们。”

我笑着说：“行，赵叔叔给你准备个房间，朝阳的。”

那头笑了，说：“我想要个有花的窗帘。”

“没问题，带你一起去挑。”

挂了电话，李贞淑坐在旁边剥橘子，嘴角一直翘着。她剥完，把橘子一瓣瓣掰开，递给我一半。橘肉饱满，汁水在嘴里爆开，甜里带着一丝酸。

那年冬天，长甸下了场大雪，江面结了冰，白茫茫一片。李贞淑每天去镇上的合作医疗站上班，晚上回来和我一起吃饭。她的手生了冻疮，我给她弄了冻伤膏，每天给她搓。她的手还是凉，可手心渐渐有了热气。

春节前，我们领了结婚证。照相馆里，她穿着红毛衣，我穿件新买的藏蓝夹克。快门按下的瞬间，她往我这边靠了靠，笑得露出一排白牙。

照片洗出来，我娘捧着看了半天，非要装进一个旧相框里，挂在堂屋正中央。我笑着说：“娘，人家结婚照都挂卧室。”

我娘白我一眼：“就挂这儿。让老赵家祖宗看看，你也有今天。”

我和李贞淑相视一笑，没再坚持。

三十儿晚上，镇子上鞭炮响了半宿。李贞淑站在门口看烟花，仰着脸，光亮把她的眼睛映得五颜六色。我从后面给她披上棉袄。她没回头，轻声说：“建国，你知道吗？1998年那晚，我其实没想过能活着到岸。是你那根竹竿，把我从江里拽了回来。”

“然后呢？”我贴着她的后脑勺。

“然后，我就想，等什么时候，我也要把你从这江边拉上岸。”

我拥住她，下巴抵在她肩上。烟花还在响，雪又下起来了，细密地落在我俩肩头。远处江面结了冰，像一条银白的长路。

第十二章归处

第二年，慧玲考上了丹东一所重点高中的国际班。李贞淑去平壤办手续，把她接了过来。我在丹东市区租了套小房子，两室一厅，离学校近，也方便李贞淑上班。她自己又跟单位申请，工作从交流转为常驻，一干又是两年。

我长甸的铺子还在，小海接了主力，我两个星期回去一趟。有时李贞淑和慧玲跟我一起回，在老院子里住两天。我娘年纪大了，不愿意搬，说在镇上习惯了。我们也不勉强，请了隔壁一个远方侄媳妇隔三差五来照看。

慧玲刚来时，中国话磕磕巴巴，但她妈有底子，教得又紧，加上学校环境，进步很快。只半年，就能用汉语写小作文了。她性子像李贞淑，安静里带着倔。有回在学校跟同学说起自己是朝鲜人，几个半大小子阴阳怪气，她没吵架，回家关上门偷偷哭了一场。我知道后，第二天去学校找她班主任。老师挺重视，开了班会教育。那以后，再没人拿这个说事。

慧玲后来跟那帮小子里的一个还成了朋友。男孩姓周，家里开饺子馆。有一次来家里送饺子，一口一个“赵叔叔”，嘴甜得很。我看着他，心想这才几年，日子就过成了热汤热水。

有一年清明，我带李贞淑去给我爹上坟。坟头在老槐树后头不远，荒草长了不少。我拔了草，摆上酒，磕了头。李贞淑也跟着跪下，轻轻叫了声：“爸。”

我眼眶一热，赶紧别过脸。她握住我的手，紧了紧。

回去的路上，她忽然说：“等慧玲上了大学，我想再去学点东西。朝鲜的儿科技术落后，我想在这边进修，以后回去交流，能帮上忙。”

“行。你想去哪学？”我推着自行车，侧头看她。

“沈阳或者北京。到时候看。”

我点点头。她就是这样的人，心里总揣着对岸那些孩子。即使人到了这边，也放不下。我不拦她。人活着，总得有个奔头。她能找到自己的奔头，我心里也亮堂。

日子不紧不慢地滑过去。我四十九岁那年，小海把修车铺彻底接了过去，连执照都改了名字。我不常去，但每回回去，都会在店门口坐一会儿。那棵老槐树还在，越长越旺，夏天满树白花，香得发甜。我娘说，这树是通人情的，知道你心里热，就一个劲儿开花。

慧玲高中毕业那年，我们全家去了一趟哈尔滨。路过太阳岛，她高兴得直蹦。李贞淑给她拍照，我站在一旁看。那姑娘个子快赶上她妈了，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她回头冲我喊：“赵叔叔，过来一起拍！”

我走过去，李贞淑把相机支在栏杆上，设定延时，然后跑过来站到我旁边。快门响的一瞬间，慧玲突然跳起来，一只手臂搭在我肩上，另一只搂着她妈。照片洗出来后，我娘一看见就哭了，说：“这才像个家。”

慧玲后来考上北京一所医科大学，学临床。李贞淑也考了北京的儿科进修班，母女俩几乎同时进了京。我放心不下，索性把长甸的房子租出去，跟着去了北京，在丰台找了份汽修技师的工作。工资不算高，可一家三口离得近，周末能凑在一起吃顿饭。

有回慧玲学校放假，我们一起去爬香山。正是秋天，满山红叶。爬到半山腰，我腿有点累，坐在石凳上喘气。慧玲和她妈走在前面，姑娘回头冲我喊：“赵叔叔，你快点！山顶有卖糖炒栗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