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2026上海书展现场，《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新书首发。上海展览中心的中心活动区几十个座位早早坐满，更多读者站在四周聆听。现场除了口述史爱好者、青年医生等读者，还有多位大学教授、两院院士担任嘉宾。
2026年8月15日，上海书展，《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新书首发。本文图片来源： 复旦上医
“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提问汤院士最多的人之一，问了一千多个问题。”这本书的采访和撰述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笑着说。“最多提问”背后，是他们持续三年半、二十余次深度访谈与严谨考证，以及大量资料收集与实地走访。
今年96岁的汤钊猷，是中国肝癌防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从医7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最早在国际上系统提出“小肝癌”（无临床症状的早期肝癌）的概念，通过甲胎蛋白检测结合超声显像的创新手段，让肝癌在无症状的早期阶段即可被发现，取得早诊早治的关键突破，推动肝癌从“不治之症”向“部分可治之症”转变。
市面上和汤钊猷有关的著述不少，但这本书不同于以往著作与文集，它以口述史独特的个人性、细节性、生动性，系统梳理汤钊猷的成长轨迹、治学历程与人生感悟，书中还首次披露诸多未公开的科普文稿、家庭往事与科研育人细节。
8月15日，上海展览中心的中心活动区，《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新书首发吸引大量读者。
“如果你不感到浪费时间，我也不反对。”2023年，面对张力奋提出写一本口述史的想法，汤钊猷“半推半就”答应下来。就这样，他们共同开始了长达三年半的创作。现在回过头看，汤钊猷坦言：“张（力奋）老师的采访过程很艰苦。”
对于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来说，几十年前的经历并不总能准确记得。令汤钊猷印象深刻的是，采访过程中张力奋总是多方考证与核实。比如，为考证母亲的背景，汤钊猷翻箱倒柜，翻出了母亲100多年前的文凭，确认她从广州伍汉持纪念医院产科学校毕业，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产科学校之一。在还原早期从医经历时，他们还找到了汤钊猷1962年从事血管外科医生时使用的显微血管外科放大眼镜，这也是他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副。
还有个意外发现，令他们都非常惊喜。20世纪60年代，汤钊猷曾完成了第一部著作手稿《发展中的现代医学》，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搁置下来，多年过去，书稿也不知所终。为了这部口述史，在张力奋多次委婉询问后，汤钊猷翻遍家中存档资料，竟然真的找到了60多年前的书稿。
这是汤钊猷三十出头写就的著作，记录着从医早年的思考。现在翻看，他感慨“很难想象当年是怎么完成此书的，现在已经写不出来了”。他说二三十岁是人生最有活力的年华，“不知天高地厚”，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珍惜时光。如今，60多年前的书稿，也得以在口述史中首度公开。
得益于扎实的采访与考证，这本书中有许多宝贵细节。三年半采访，张力奋多次陪汤钊猷实地探访他在上海生活70多年来的5处居所，其中包括1946年、1978年等早年居所。汤钊猷说，不少往事和细节，如果不是为了共同完成这本著作，他可能也想不起来了。
“这本书‘有骨有肉’地记述了汤院士的成长史、奋斗史，书中字字句句，是一位大医的人生回望，映照出上海乃至中国现代肝胆医学的发展历程，更是对年轻一代医者的鼓舞和引领。”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在致辞中阐释了汤钊猷心系苍生、矢志报国的精神内核。
金力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与青年医学生，以汤钊猷院士为榜样，读懂大医成长之路，汲取前行力量，坚守医者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也希望复旦上医口述史工作继续深耕细作，挖掘更多珍贵史料，讲好上医故事，传承医学精神，为医学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8月15日，上海书展，一位读者在阅读《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
在现场嘉宾对话环节，张力奋和上海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杨秉辉，中山医院教授、汤钊猷院士第一位研究生马曾辰，中山医院樊嘉院士、周俭院士，以及复旦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等医学界、历史界专家齐聚对话，从科研攻坚、临床行医、教书育人、书籍创作、校史传承等多个维度，回望汤钊猷院士的奋斗人生。嘉宾们生动讲述了汤钊猷深耕科研、攻坚克难、润物无声的感人故事，让现场观众全方位、多角度领略了一代医学大家的崇高风范与深厚家国情怀。
翻开这本书，从20世纪50年代走上医学道路，到首创“小肝癌”研究与诊疗体系实现早诊早治重大突破，再到带领和支持后学接续攻关实现肝癌患者术后生存率大幅提高，汤钊猷的一生与中国医学的发展几乎同频。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肝癌研究走过的道路，也浓缩在这位医生7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该书首发活动结束后，许多读者排起长队参加签售，近距离感受大医精神、珍藏匠心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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