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离婚手续那天，下着小雨。
我从民政局出来，没有打伞。
萧建忠跟在后面，快走到台阶边的时候才开口说话。
他说，找个对你好的人嫁了吧。
我转过身，看见他站在台阶下面，整个人像是被雨浇透了，两个眼眶红得吓人。
我当时觉得他假惺惺。
办了手续才说这种话，装给谁看？
我头也没回地上了公交车。
可三个月后，我跪在医院走廊里，求他原谅我。
01
那晚的急诊格外清静。我刚处理完一个宫外孕大出血的病人，还没来得及换下手术服，手机就响了。
来电显示是女儿班主任。
“萧思雨妈妈吗？你家孩子这周第三次逃课了，在北街那个网吧，你赶紧过来一趟。”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夜里十一点二十。
手术服还没脱，后背全是汗。
我一边换衣服一边给萧建忠打电话，想让他去接孩子。
他在那边响了两声，挂了。
再打，还是挂。
我盯着手机屏上“萧建忠”三个字看了好一会儿，心口像堵了团棉花。
结婚十七年，这种事不是头一回。
家里水管漏了，灯泡坏了，思雨发烧，我妈住院，所有事都是我一个人的。
他在部队，在高原，一年回不了两次家。
我气过、怨过，可每次电话接通，听见他声音里的疲惫，那些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北街那个网吧在二楼，门脸不大，楼梯口堆着纸箱和旧饮料瓶。我推门进去，一股烟味夹着泡面味儿迎面扑过来。
角落里，萧思雨趴在电脑桌上，屏幕蓝光打在脸上，头发散着，校服拉链开了，里面的T恤领子上有一个破洞。
她没戴耳机，桌上放着一罐喝了一半的奶茶，里面的珍珠已经泡发了。
她看起来不像是在玩游戏，更像是找个地方待着，不知道去哪里。
“思雨。”我站在她身后叫了一声。
她没动。
“回家。”
她慢慢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不像十七岁的孩子，是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恨，又像是委屈。她没有辩解，站起来拎过书包，闷头往楼下走。
我走在前面，她走在后面。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两个人影一前一后，交错着，又隔着好大一截。夜风有点凉，吹得路边的树叶沙沙响。
“你爸不在家。”我说，“你妈不是没接电话，你妈在做手术。”
她没说话。
“逃课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妈。”她忽然开口，声音有点闷。“我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脚步顿了顿。
这个问题像一根细针，扎进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她三岁那年，萧建忠第一次休假回来，她躲在门后不敢叫他。
等他走了，她又抱着他的军帽哭了一下午。
这些年，她爸的影子在家里是模糊的，只有电话里的声音和偶尔寄回来的照片。
“你爸在守边防，他是军人。”
“军人就不要家了吗？”
我没法接。
因为我自己也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
每次水管坏了，电闸跳了，我都是自己搬着梯子修，修完手上全是口子。
那年冬天，思雨发高烧，我抱着她跑了两条街才拦到出租车，在急诊室守了整整一夜，天亮才打通他的电话。
他在那头沉默了很久，说走不开。
我摔了手机。摔完又捡起来，因为那是家里唯一能联系上他的线。
到了家，萧思雨进了自己房间。
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墙上那张十七年前的结婚照。
他穿着军装，我穿着白色连衣裙，两个人的眼睛都亮得很。
那时候觉得日子再苦也苦不到哪去，有这句话垫底，什么都能扛。
半夜，我起来给思雨关窗。
她睡着了，被子踢开一半。
我俯身拉被角的时候，看见她眼角有没干透的泪痕。
我站在床边，手指轻轻碰了碰她的脸，她没醒。
我走到阳台上，在黑暗中站了很久，远处铁轨上传来火车的轰鸣。
我在这边，他在那边，中间隔了几千公里。
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路过中心药房，我没来由地停了下来。想了想，还是进去了。
窗口的药剂师认得我，问我开什么药。
我说，不用，就看看。
我走到心脑血管类药柜前，玻璃柜里摆着一排一排的药盒。
我的目光停在那个熟悉的名字上：复方丹参滴丸。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耳边忽然回响起那天萧建忠跟我说的话，胃出血，小毛病，养几天就好了。
他说得轻巧，我不信。
我记得上周翻抽屉找户口本给思雨办学籍证明时，发现床头柜抽屉最里层放着一个棕色药瓶。
当时我没在意，以为是感冒药。
现在想起来，那个药瓶瓶身上的标签被撕掉了，只留下一点胶印。
下午查房的时候，我有点心不在焉。住院部三床的张阿姨问我：“冯大夫，你今天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哪不舒服？”
我说没事，让她好好休息。下班前，我坐在办公桌前，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拿起手机，给萧建忠发了条消息：你上次吃的那个药，叫什么名字？
短信发出去，石沉大海。直到第二天晚上，手机上才收到一条回复：胃药。我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回了三个字：知道了。
02
我妈许秀娟是在那个周五住进医院的。
她给我打电话时，声音打着颤，说头晕得厉害，站不起来。
我从门诊部跑过去接她，送到住院部，量血压，高压一百九。
护士长白了我一眼，说冯大夫，你妈这样你怎么才发现。
我没敢吭声。
这段时间我忙得脚不沾地，确实好几天没顾上去看她。
陪护那几天，我基本上没合过眼。
白天在医院看病人，晚上去医院照顾我妈。
我妈躺在病床上，手背扎着留置针，嘴唇干得起皮。
她像是有话想说，每次都张了张嘴，又吞了回去。
第三天晚上，我妈终于开了口：“闺女，你跟建忠，是不是闹别扭了？”
我说没闹。
“那他怎么这个月都没打电话来？”她顿了顿，“以前他每月初总会给你妈打个电话，问问血压，问问家里。这个月一个都没有。”
我低头给她削苹果，削了半天才想起来没戴老花镜，果皮削断了三次。
我忽然意识到，我妈说的是对的。
萧建忠以前每月月初都会给我妈打电话，比给我打电话还准时。
这一个月，我妈没接到过他的电话。
“他部队里忙。”我说。
我妈没接话，只是看着我，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闺女，你跟他过了十几年了，他的性子你不知道？”
我没说话。
也就是那天，我碰见了罗建平。
他是萧建忠的老战友，转业后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班。
他从走廊尽头走过来，手里拎着一箱牛奶，看见我站在病房门口，脚步顿了一下。
“小冯，你怎么在这？”
“我妈住院了。”
“哟，阿姨病了？哪间病房，我去看看。”
他说着，眼睛却往我身后瞟了一眼，像是怕什么人看见。
我顺着他目光看过去，走廊尽头拐角处，一个穿军装的背影一闪而过。
那背影很熟悉，熟悉到我的心当场提了起来。
“那是谁？”我问。
罗建平顿了一下，说：“一个战友，来办事的。”
“哪个单位的？”
“西藏那边的，过来疗养。”
我点了点头。
但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不对。
那个背影，我太熟了。
可我没有追问。
罗建平进病房看了我妈，说了几句客套话，放下牛奶就急着要走。
我送他出病房的时候，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随口说了一句：“对了，去年冬天建忠在陆军医院住院，你知道吗？”
我愣住。
“住了半个月，挺险的。部队那边下了病危通知，差点没拉回来。”他说完像是意识到自己说多了，赶紧补了一句，“不过那都是去年的事了，今年他好多了。”
他干笑着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病房门口，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病危通知。
我的身体开始发抖。
这四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喉咙里。
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住院半个月，下了病危通知，他一个字都没有跟我提过。
我回到病房，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中午吃坏了肚子。我妈不信，但也没多问。
那晚我回到家，翻遍了整个床头柜。
抽屉里空空的，只有一板感冒药和一本旧杂志。
那个棕色药瓶不见了。
我在萧建忠枕头底下摸到一样硬硬的东西，抽出来一看，是他的旧军表。
表停了。
指针停在十点四十分。
我把表翻过来，背面贴着一张透明胶带，胶带下面有一行小字，是用圆珠笔写的：玉洁，136XXXXXXXX。
下面还有一行字，字迹更小，写着：如果我出事了，打这个电话给老罗。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这行字不是最近写的，字迹已经有点褪色了。
他在我枕头底下藏了多久？
我坐在床边，把表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表带边缘已经磨得发亮。
他戴了十几年，没有换过。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萧建忠站在雪山脚下，穿着军大衣，朝我挥手。
我跑过去，却怎么也够不到他。
他转身走了，背影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黑点。
我一下子就醒了，枕头湿了一半。
第二天我拨了那个号码。我的手指在按键上犹犹豫豫，最终还是拨通了。电话响了三声，罗建平接了。
“喂？”
“是我，冯玉洁。”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玉洁？你咋想起给我打电话？”
“老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萧建忠去年住院，到底生了什么病？”
又是沉默。
“胃出血。”
“罗建平，你别跟我打马虎眼。病危通知都下了，能是胃出血？”
我给罗建平的妻子打电话，让二嫂转告他，明天下午三点，我在县医院旁边的茶馆等他。
他要是心里还有老战友，就别躲躲藏藏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家里客厅，灯光昏黄，照着墙上那幅结婚照。
照片里的萧建忠笑得眉眼弯弯，露出两排白牙。
我忽然想起来，那是他唯一一回笑得那么开怀。
就在那天晚上，萧建忠打来了电话。
“玉洁，”他的声音听不出情绪，“思雨最近学习怎么样？”
我没有回答，反问他：“你去过陆军医院？”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哑：“去年冬天着凉了，肺炎，住了几天院。老罗那人你知道，爱夸张。”
“他说部队下了病危通知。”
“没有的事。”他斩钉截铁，“我好好的，你别听他瞎说。”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近期不行，部队有任务。”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你照顾好自己和思雨，别操心我。”
电话挂断后，我坐在客厅里，手里攥着那张药房收据。
他没有说实话。
我听得出来。
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比上次更轻了，说话时短短停顿的频率更高了。
不是他的语气暴露了什么，是那些停顿，让我确定他心里有鬼。
我妈出院那天，我办了手续，扶着她走下楼。她回头朝阳台看了一眼，跟我说：“你婆婆前几天给我打了个电话。”
“薛月英？”
“嗯。她说话不太对劲，问我你最近好不好，问思雨好不好，就是没问建忠。我反问她建忠在部队咋样，她支支吾吾说挺好的，就把电话挂了。我越想越不对劲，原先她隔三差五就提建忠穿没穿她织的毛裤。这次她一个字都没提。”
我没说话，但心里咯噔了一下。
03
萧建忠回来那天，是个星期四。
我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药味。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前放着一杯热水，正低头看手机。
他抬起头，我愣住了。
他瘦了。
不是一般的瘦，颧骨突出了，脸颊塌下去，皮肤暗沉，嘴唇发白。
他的头发白了一大片，像是短短几个月被什么东西浸过一样。
他看见我，扯出一个笑来：“回来了？”
“你……”我站在门口，手还扶着门把，“你怎么瘦成这样？”
“那边伙食不好，吃得清淡。”
他说着站起来，动作有点慢。我注意到他站起来的时候，右手不自觉地按了一下胸口。但很快他就把手放下，快步走过来要帮我接包。
我看着他，心里像是被人攥了一下。他就站在我面前，穿着那件我熟悉的军绿色外套，可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下午。”
“也不提前说一声。”
他笑了笑，嘴角扯得有点勉强：“想给你们个惊喜。”
那天晚饭，我做了四个菜，糖醋排骨、清蒸鲈鱼、西红柿炒蛋，还有一个炖鸡汤。
他在桌前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慢慢嚼着。
我看见他吃得很慢，每嚼一口，喉结都动一下，像在费劲地往下咽。
他放下筷子，说：“在那边吃习惯了重口味的，回来倒觉得家里的菜太淡了。”
我只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看他。
他吃东西的样子像在完成一项任务，吃几口，歇一歇，再吃几口。
萧思雨吃了一半，借口说作业没写完就回了屋。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萧建忠两个人。
我能听见墙上挂钟的秒针走动的声响，一下一下的，敲得人心烦。
“你是不是在医院检查出什么了？”我终于开口。
“没有。”他避开了我的眼睛，“就是胃不太舒服，老毛病了。”
“你以前胃没事。”
“年纪大了，谁还没点小毛病？”
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谈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我心里涌起一股烦躁，但压住了。
接下来接连几天他都待在家里，没有回部队。
这在我的记忆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以前他每次休假，最多回来三天就急着往回赶。
他在家待得不安生，说部队里事多。
可这一回，他好像一点也不急着走。
他每天早晨六点不到就起来，在阳台上站着，望着远处的山发呆。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日出。他以前从来不这样。
那天晚上，我给他洗外套，洗到一半，在衣服内兜里摸到一样硬硬的东西。
我掏出来一看，是一瓶药。
棕色玻璃瓶，瓶身上的标签被撕掉了一角，还剩下一半。
我拿起来凑到灯光下看，剩下的半截标签上印着几个字：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心脏病用药。
我捏着那个药瓶，像是捏着一块烧红的铁。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那是用来缓解心绞痛的药。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差点就要拿着药瓶冲出去质问他，走到房门口，又停了下来。
他没有说。
他这些天在家里，避开我的眼神，回避我的问题，什么都不肯说。
我如果现在冲出去，他还是会说他胃痛、老毛病。
我咬着嘴唇，把药瓶放回外套内兜，把外套挂回柜子里。
可那个药瓶的名字，像是刻在了我脑子里。
第二天是周六，萧思雨补课去了。
我正要出门买菜，萧建忠说，别买菜了，出去吃吧。
离小区不远有一家老面馆，开了十几年了。
他点了两碗牛肉面，给自己要了一碗清汤素面。
他夹起一块牛肉放进我碗里：“你多吃点。”
我看着碗里的牛肉，忽然眼眶发酸。十几年前他第一次来我家提亲，就是这样，把碗里唯一一块肉夹给了我。
“建忠，”我低下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你看着我。”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平和，像一潭深水。
他说：“玉洁，我就是累了。”他说着，又低下头去搅面条。
热气模糊了他的脸。
“我想退休了，转业回来，找个清闲点的活，天天陪着你跟思雨。”
我愣住了：“你以前不是说要在部队干到退休吗？”
“那是以前，”他笑了笑，“现在年纪上来了，想家里的饭了。”
我心里一热，几乎要信了他。可那个棕色药瓶在我心里晃了一下。
晚上，我趁他洗澡，偷偷打开他放药的行李箱。
里面叠得很整齐，他的衣服，一条备用腰带，一只旧钱包。
我把衣服一件一件拎起来，在夹层里摸到一叠纸。
我掏出来一看，是一张出院证明。
上面写着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医嘱建议：避免高原作业，建议转地就医。
日期是去年冬天。
落款是陆军医院。
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几乎握不住。
他去年冬天住院，不是胃出血，是心脏病。
他不仅没告诉我，还一直在吃这个药。
他在高原上，一个心脏病人，站了十七年的岗哨。
我听见浴室门响了，赶紧把纸塞回去，把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回行李箱里。
他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客厅里了，手里拿着遥控器，电视上放着不知名的节目。
他走过来坐到我旁边：“妈这几天身体咋样？”
“好些了。”
“那就好。”
我看着电视屏幕，屏幕上的人影一晃一晃，我什么都看不进去。我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说：“建忠，你这药还吃着呢？”
他顿了一下：“胃药，吃完了。”
我轻轻哦了一声，心里已经明镜似的。
04
他提离婚，是在一个礼拜天的早上。那天下着小雨，窗外灰蒙蒙的，他端着一杯茶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雨丝，突然开了口：“玉洁，咱们离婚吧。”
我手里端着粥碗，手一滑，碗摔在了地上，一声脆响，粥溅了一地。我直愣愣地看着他：“你说什么？”
“离婚。”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很轻，像是怕惊醒什么似的。
“你再说一遍。”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站在厨房门口，地上的粥还在冒着热气。我看着他的脸，想从上面找到一点开玩笑的痕迹。没有。他是认真的。
“为什么？”
“我耽误你太多年了。”
“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耽误？”
他沉默了很久，放下杯子，转身进了卧室。
他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餐桌上，推到我面前。
我拆开一看，里面是一份打印好的离婚协议。
财产分割那一栏，房子归我，存款归我，思雨的抚养权也归我，他只带走他那辆开了十年的旧越野车。
“你连离婚协议都准备好了？”我的声音有点抖。
“玉洁，”他深吸一口气，“你还年轻，找个人好好过。”
“萧建忠！你给我说实话。你到底怎么了？”
他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没怎么。我就是累了，不想再撑了。”
“你不想撑，你早干什么去了？”我指着墙上那幅结婚照，“十七年！我跟你过了十七年，你跟我说你累了？你早干什么去了？”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像是认了罪。
我扑过去打他，拳头打在他胸口，他没躲，也没挡。
我的手砸在他身上，像砸在一块石头上。
然后，他忽然微微皱了一下眉，手按了一下胸口，很快又放下。
我住了手。
他脸色发白，嘴唇也白了。
“你……”
“没事。”他站直了身子，“老毛病了，胃不好，你知道的。”
他嘴上说着，眼底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一闪而过。不是痛。是别的什么。可我当时气昏了头，以为那是一次欺骗后的心虚。
那天下午，婆婆薛月英从乡下赶来，进门就看见桌上的离婚协议。
她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整个人僵在门口。
她冲进屋里，一把抓住萧建忠的胳膊：“你跟我不说实话是不是？”
“妈，我就是累了。”
“你胡说！”她转过头看向我，声音发颤，“玉洁，这小子是不是在那边犯错误了？是不是部队上处分他了？”
“我不知道。”我摇头。
薛月英猛地抬手，一巴掌扇在萧建忠脸上。
这一巴掌打得响亮，他的脸被扇得偏到一边，嘴角沁出血来。
他没有躲，也没有捂脸，只是低着头站在那儿，像根柱子。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薛月英的声音在颤抖，“你媳妇等你这么多年，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你闺女，你不能这么对她！”
萧建忠跪了下来。他跪在客厅地板上，跪在他妈面前：“妈，我对不起她。”
薛月英还要去打她儿子，我拦住了她：“妈，算了。”我说，“算了。”
那一刻我忽然不想再追问了。
一个连他妈都扇不醒的男人，我再问下去也只能听到一样的答案。
当天晚上，萧思雨放学回家，进门就看见桌上那份协议。
她拿起来翻了翻，没吭声，转身进了自己屋。
片刻之后，屋里传来一声闷响，有什么东西砸在了门上。
萧建忠站在门口，手指微微发抖，几乎要敲下去，最终还是垂了下来。
那晚他收拾了几件衣服搬到老屋去住。
出门前，站在客厅门口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有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像是告别，又像是舍不得。
他说：“玉洁，对不起。”
我没理他，背对着他，脸朝着墙。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可我像是被人掏空了一样。
萧思雨从屋里出来，问到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是爸爸身上常带的那种。她看了我一眼，声音有点哑：“妈，你真要跟我爸离婚？”
我说：“你爸要离，我有什么办法。”
她站在原地，咬着嘴唇，眼里滚出两颗泪珠：“妈，我爸有病，你知不知道？”
我一下子愣住了：“你说什么？”
她没再说第二遍，转身回了屋，砰地把门关上。
我站在她房间门口，抬手要敲门，却又停住了。
她说萧建忠有病。
她一个十七岁的小孩子，她怎么会知道？
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凌晨两点我忍不住给薛月英发了条消息：“妈，建忠是不是住院过？”
那边过了很久才回，她回了一句话：“我改天再跟你说。”
没有否认。我盯着那条消息，一夜没合眼。
05
离婚手续办得异常顺利。
他走了程序，我签了字。
没有争吵，没有哭闹，整个过程平静得像是在办理一张银行存单。
我故意放慢了签名的速度，笔尖在纸上悬了很久。
我还在等他反悔。
但他没有。
他坐在那边，翻着材料，像在签署一份与他无关的文件。
办完手续那天，走出民政局大门，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走到台阶边的时候，他开口说话。
“玉洁。”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找个对你好的人嫁了吧。”
我转过身。
他站在台阶下面，雨水顺着他的额发滴下来，两个眼眶红得吓人。
那一瞬间我心里忽然发酸，想冲下去问他一句，你到底怎么了？
可我的话还没开口，他移开了目光，转身往停车场方向走了。
他走得不快，可每一步都迈得很稳，像是一个人在走一条他已经计划了很久的路。
我站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没有追上去。
晚上回了家，萧思雨坐在客厅里，像是等了很久。她抬头看我：“办完了？”
我问她：“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
她没说话，站起来回了屋。门关上了，轻轻的一声，像是被风吹上的。
那晚，我从柜子里翻出一瓶白酒，平时我从不喝酒。
倒了半杯，一口闷下去，呛得眼泪直流，然后又倒了一杯。
茶几上放着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没有一通电话打来。
第二天上班，护士长问我脸色怎么这么差。我说没睡好。她看了看我的手指：“你手指怎么了？怎么在发抖？”
我低头看了一眼，右手无名指上的婚戒不见了。我这才想起来，我把它留在离婚大厅的窗台上了。
第一个星期，我过得浑浑噩噩。
下班回到家，屋里空荡荡的，没有电视的声音，没有他的脚步声。
萧思雨每天放学回来，进门换鞋就进屋，好像也在躲着我。
我做了饭端到她门口，她开了门接过去，碗又放回来。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起床，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路灯。
同事胡海给我打了几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还好。他说，那就好。然后挂掉了。没头没尾的一个电话，像是一种试探。
第二个星期，我妈打电话来，问我：“你跟建忠是不是离婚了？”
我沉默了很久，说：“是。”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她说：“我早该想到的。你妈住院那阵子，罗建平来看我，话里话外老是问你们家的事。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挂了电话，心里乱糟糟的。罗建平来看我妈，问我们家的事？他为什么要问？
两天后，我遇到了一件事，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我一直不敢深想的念头。
那天思雨不在家，我帮她换床单，从她枕头底下掉出一个笔记本。
我捡起来，本子封面写着她的名字。
我本来不想看，但本子翻开的那一页，夹着一张纸。
我抽出来一看，是一张医院药房的取药凭条。
日期是三个月前，药名写的是“单硝酸异山梨酯片”，两盒。
我拿着那张取药凭条站在女儿房间门口，整个人像被定住了。
这张凭条上的药名，跟我在萧建忠外套里摸到的那半截标签是同一个药。
她怎么会去拿这个药？
她从哪里知道她爸要吃什么药？
晚上思雨回来，我把她叫住：“思雨，你过来。”
她站在客厅里，书包还背在肩上，警觉地看了我一眼。
“这药是怎么回事？”
她看了一眼票据，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她说：“我同学她爸吃的这个药，我帮她拿的。”
“哪个同学？”
“你不认识。”
她说完转身就要走。
“萧思雨。”我的声音沉了下来，“你爸到底怎么了？”
她站在过道里，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屋里静得能听到她呼吸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她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却让我的心沉到了底：“妈，我爸是不想拖累你。”
我手里那张取药凭条一下子被我攥成了团。
“你再说一遍？”
“我爸有病。去年冬天在高原上犯的病，医生让他以后别上高原了。可他不肯退下来。他跟我说的，他说……他说他要是哪天倒下了，不能把你一个人拴在边关上，他得趁着自己还能走，把你们安排好。”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过年的时候，他打电话回来跟我说的。他叫我别告诉你。”
我靠在墙上，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
过年。
就是那次视频通话，他穿着军大衣，背后的风吹得他头发乱飞。
他说了一会儿就挂了，说是信号不好。
萧思雨站在我对面，终于不再掩饰，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妈，我老早老早就知道了。我一直不敢跟你说，我怕你受不了。”
我伸手抱住了她，她个子比我高了，我像抱着一棵树。她是我的女儿，她替我守了这个秘密，守了快一年。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他站在台阶下红着眼眶的样子。
他是在跟我说告别。
他根本没有想过要跟我复婚。
他是在认真为他走后做安排。
天一亮，我拨通了罗建平的电话，问他要一份病历。
06
罗建平约我在退役军人事务局旁边的小茶馆见面。
他先到，面前放着一杯凉透了的茶，烟灰缸里摁着好几个烟头。
他看着我坐下来，抽了抽嘴角：“你知道了？”
我说：“我要病历。”
罗建平沉默了很久，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推到桌子中间。我伸手去拿，他又按住了。
“玉洁，你做好心理准备。”
我点点头。
他松开手。
我用手指一点一点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一沓纸。
第一张是陆军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病历号、住院号、科室、诊断意见，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Ⅲ级。
医嘱建议：不宜再从事高原及高海拔作业，需尽快进行心脏介入治疗，否则随时可能出现猝死。
我一张一张往后翻，翻到住院记录那一页。
入院日期是去年冬天。
住院天数：十六天。
入院情况那一栏写着：患者于边界巡逻途中突发胸痛、晕厥，意识丧失约三分钟，经战友现场急救后送医。
诊断那一行，写着“急性前壁心肌梗死”。
我翻到最后，夹着一张纸单。
是一份转诊建议书，上面写着“建议转至上级医院行冠脉造影及介入治疗”。
萧建忠签了字，但他写的不是“同意”，而是“拒绝”二字。
他拒了。
他拒了医生的转诊建议。
“他为什么不做手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像从极远的地方飘来。
罗建平低下头，手指在茶杯边缘转了一圈。
“他当时就跟我说，万一手术下不来，家里老婆孩子怎么办？他说等他安排好家里的事再做手术。”他顿了一下，“他一直说再等等，再等等。”
我站起来，手里还攥着那张诊断书。“他现在在哪？”
“老屋。”
我转身就往外走。
“玉洁！”罗建平在身后喊，“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你要跟他吵，他不会改主意的！”
我没有回头，跑到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老屋的地址。
一路上，我攥着那沓病历，指节发白，整个人都在发抖。
他回老屋住的这一个月，没有见过我。
萧思雨说她不常去看他。
他一个人，心脏病人，一个人住在老屋里，每天自己做饭，自己吃药。
我越想越觉得心口像被刀割。
到了老屋，铁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院子里静悄悄的。
墙角晾着一件旧军装，洗得发白。
我走到堂屋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看。
他坐在一把旧木椅上，面前放着一碗白粥，一碟咸菜。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又端起来喝一口，动作很慢，像在积攒力气。
我看见他喝完粥之后放下碗，右手按住胸口，闭上眼睛，坐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站起来。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疼得几乎喘不上气。
我推开门。他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那一眼里没有惊讶，反倒像是我早该来似的。他手里的碗放了回去。没说话，在等我开口。
我把那沓病历摔在桌上：“萧建忠，你到底瞒我到什么时候？”
他没有去看那些纸，目光稳稳地落在我脸上：“你知道了也好。”
“什么叫你知道了也好？”我冲过去，一拳砸在他肩上，“你凭什么替我决定？”他站着没动，任由我的手一下一下砸在他身上。
我一边打一边哭：“你是我男人，你有病你不告诉我，你一个人扛着，你想着把我推开你一个人死在那边是不是？”
他眼眶红了一圈，嘴唇颤了颤：“我不能拖累你。”
“什么叫拖累？”我几乎是在吼，“我跟你过了十七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跟我说这叫拖累？”
他垂下头，肩膀微微发抖，过了很久，他开口：“玉洁，我在高原上站了十七年，我知道自己这身体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很哑，像是一截干裂的木头，“医生说我这心脏随时会出事。我不能让你守着一个随时会倒下的人过日子。”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我盯着他，“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哪天倒下了，你连最后一面都没让我见上，我这辈子怎么办？”
他没有回答。屋里安静了很久。我低头抹了一把眼泪，弯下腰，把散落在地上的病历一页一页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叠好放在桌上。
“萧建忠，我不跟你说废话。”我看着他的眼睛，“你现在就跟我去医院。”
他没有动。
“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我声音哑了，“就跟我去医院。”
他站了很久，终于慢慢直起身子，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朝门口走去。
我看着他走在前面，步子很慢，每走一步都像在积蓄力气，我心里堵得发慌。
晚上我让萧思雨给萧建忠打了电话。
她在自己屋里，我把门口留了一条缝，听见她用带着鼻音的声音说：“爸，你听妈的，去做手术吧。你不能让我没爸。”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嗯”，像风吹过窗棂。
07
我联系了省人民医院心内科。
用的关系是护士长刘秀珍的同学，那边姓周，是心内科的主任医师。
我把诊断书和病历电子版发了过去，周主任回复说可以安排手术，但病人必须先做全面检查，而且术前必须静养调理，不能劳累。
我请了他明天上去。
放下电话，我坐在客厅里发了好一会儿呆。
我盘算了家里的积蓄，算了又算，还是不够。
萧建忠转业安置费还没下来，手里能动的钱只有我存的八万，加他卡里留下的五万，一共十三万。
周主任在电话里说，手术加住院估计要二十万左右。
我攥着存折坐在沙发上，感觉自己活了几十年，头一回这么缺钱。
我给我妈打了电话。
老太太听完沉默了好久，然后说：“妈这边有四万，明天让你弟取给你。”
“妈，那是你的养老钱……”
“你让他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她在那头顿了顿，声音有些哑，“你跟他十几年的夫妻，妈知道你没放下。”
那天晚上，我又去找了婆婆薛月英。
她住在镇上的老房子里，我进门时她正坐在堂屋里择菜，看见我来了，像是早就料到一样：“是不是建忠出事了？”
我把诊断书跟她说了。
她手里的菜摔在地上，一把年纪的人，腿一软就坐在了门槛上。
她坐在门槛上，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这小子瞒着我。他爸就是心脏病走的，他跟他爹一个样。”
我蹲在她面前，握住她枯瘦的手。
“妈，我打算送他去做手术。”
薛月英抬头看我，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愧疚。“傻闺女啊，”她哑着嗓子说，“他都跟你离婚了，你还管他死活做什么？”
我没有回答。
我心里也没有答案。
也许是因为萧思雨说“妈，我不能没爸”；也许是因为他在民政局门口红着眼眶的样子，我一直记着。
我说：“他是我闺女她爸。”
薛月英愣了愣，忽然捂住脸，哭出了声。老屋里没有开灯，天已经彻底暗了，她哭得肩膀发颤，我从没见过她这样。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就醒了，去老屋接萧建忠。
他起得比我还早，站在屋檐下，手里拎着一只旧皮包。
他看见我，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却没有笑出来。
他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
“玉洁，我昨晚想了一晚上，”他说，“要不还是算了。这手术费太贵，往后还不知道能活几年。”
“萧建忠。”
“我是认真的。你留着那钱，给自己和思雨……”
“萧建忠。”我打断他，“你再多说一句，我现在就跟你翻脸。”
他闭上嘴。我上前一步，替他整了整衣领。领子已经磨出毛边了，他舍不得换。我拉了拉他的袖口，轻声说：“走吧，车在门口。”
他没有再说话，跟着我上了车。
一路上他靠在窗边，望着窗外不断掠过的田野和村庄，一句话都没说。
我偶尔侧头看他，发现他的目光落在很远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个人从十七年前入伍那天起，就一直拿自己当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填。
他没有想过自己。
到了医院，办理住院手续，周主任亲自接诊。
做检查那几天，萧建忠突然开始不配合。
护士叫他去抽血，他说等一会儿；医生安排他做心脏彩超，他说下午再说。
我下了班赶来医院，看见他坐在病床边上，手边放着没动过的盒饭。
“你为什么不吃饭？”
“玉洁，”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满是疲惫，“我想了想，这个手术我不做了。”
“花二三十万，往后的日子也不知道能过成什么样。”他低下头，“不如省下这个钱，给你和思雨留着。”
我站在病房门口，气得浑身发抖。他根本不是怕花钱，他是怕万一手术失败，人财两空。他想着用这种方式，把最后一点钱也留给我和女儿。
我走进来，把盒饭打开，放到他手边：“你把它吃了。”
他不动。
“萧建忠，你听好了。”我说，“你要是不做这个手术，我现在就去找胡海，明天就跟人领证，让思雨改姓胡。我说到做到。”
他猛地抬头，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不敢相信，又像是被戳中了什么。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喉咙滚动了一下。
他端起盒饭，慢慢吃了起来。
我站在他面前，没有坐下，看着他一口一口跟咽药似的往下吞。
一周后，萧建忠做完了全部术前检查。周主任告诉我，他的心脏血管堵塞七成，需要做搭桥，手术风险百分之十五，但如果不做，随时都可能出事。
我把手术同意书拿给萧建忠签。他握着笔，笔尖悬在纸上方很久很久，迟迟落不下去。他抬头看向我：“要是我下不来……”
“没有要是。”我弯下腰，握住他拿笔的手，带着他在签字栏上一笔一划写下他的名字。
“你听到了没有，没有要是。”他没有说话。
一滴眼泪从他眼角滚落，砸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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