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冬天，我捏着那份皱巴巴的简历，站在宏远食品集团大楼前。
这已经是第十七次面试了，前面十六次，都是“回去等通知”，然后没了下文。
面试我的人是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他翻了翻我的简历，头也没抬，说了一句：“年龄超了。”
那个年轻男人把我的简历扔进废纸篓里，又补了一句：“这个年纪，找个看大门的工作就行了，跑什么招聘啊。”
门关上，我站在走廊里，整个人僵住了。
正要转身离开，电梯里走出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路过废纸篓时，他忽然蹲下去，捡起那张被揉皱的纸。
我看见他的手，开始抖。
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命运和我联系在一起，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
01
1998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得特别早。
那天上午，厂里贴出公告，棉纺厂正式改制了。
车间王主任站在台上念名单，念到“谢冬梅”三个字的时候，顿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又把头低下去。
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在棉纺厂干了二十年，从缝纫车间最底层的小工，一路干到车间组长，现在人家跟我说，厂里不需要我了。
我坐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厂房里最后一台机器停了下来。
机修工老周手里拿着一把扳手，站在门口愣了好半天，也不走。
两个人就那么坐着，谁也没说话。
雪越下越大，落在厂房的铁皮顶上，扑簌扑簌地响。
天黑前，海涛回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蹲在煤炉前捅火。
他把棉帽子摘下来，拍掉上面的雪，靠在门框上，半天没吭声。
我知道他也下岗了。
他是厂里的老技术员，图纸画得比谁都好，可人家说了，技术再好，厂子没了，都是白搭。
“吃饭吧。”我跟他说。
海涛没应声，走到房间的角落，蹲下来翻旧柜子。
我问他找什么，他说没什么。
我看见他从柜子最里面取出一个铁皮盒子，用报纸包好，塞进行李箱最底层。
我没继续问。
结婚二十多年了，他有不想说的事，问也问不出来。
那顿晚饭，家里安静得能听见雪声。
沈俊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了。
他职校毕业两个多月，投了三十几份简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面试完人家让他回去等。
他进门把包扔在沙发上，看见桌子上的剩菜，也没说什么，坐在角落里发呆。
我问他：“吃了吗？”
他说：“吃了。”
又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妈，我今天去供销大厦面试保安，跟我一块儿去的还有三个人，最后选了那个副经理的外甥。”
我没说话，端起碗去洗，在厨房里站着，听见水龙头哗哗地响，手泡在凉水里没有知觉。
过了好一阵子，我把水龙头关掉，擦干手，从衣柜里翻出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准备明天去一趟人才市场。
那天晚上，我收拾旧衣服的时候，在棉袄的内兜里摸到一张硬硬的纸片。
掏出来一看，是一张粮票，泛黄的边角已经起了毛，中间那道折痕很深，像是被反复折过。
那是1973年的粮票。
我盯着看了好一会儿，又把它放了回去。
窗外，雪还在下。屋里炉火烧得通红，煤块偶尔爆出一两声脆响。我躺在炕上，听着海涛背过身的呼吸声，知道他也没睡着。
我望着黑漆漆的天花板，在心里计算着家里的存折还剩多少数字。
不敢算。
那个冬天特别冷。
电线杆上的风呜呜地响，像在哭一样。
我从家里到人才市场，要走四十分钟，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早就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杈指向灰沉沉的天。
招工信息栏前挤满了人，大多数跟我差不多年纪，有男有女，脸上都挂着那种神色——说不清是麻木还是焦灼。
我挤进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那些招工启事。
卖保险的，要年轻人；做销售的，要求大专以上学历；饭店招服务员，写的是“35岁以下”。
我把手插在棉袄口袋里，站在信息栏前，站了很久。
就在我准备转身回家的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头一看，是以前厂里的同事王丽芳。
她比我大两岁，也是下岗的。
她跟我说，东头新开了一家叫“宏远食品集团”的公司，在招后勤工人，临时工也行，一个月三百块，还给交养老保险。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的？”
她说：“我表侄女在里面干过一阵子，说那边人事部正缺人，你赶紧去试试。”
我回家把那件蓝布棉袄洗了一遍，晾在炉子旁边，烤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穿上的时候，袖子还有点潮。
出门前，海涛坐在床上，看着我一言不发。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他说不出口。
我也没让他说。
走到门口，他忽然叫住我。
我回头，他站在门框下，手里攥着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钱，塞到我手里：“晌午在外面吃点热乎的，别光啃干粮。”
我把那几张钱接过来，没有数。
我知道那是他这几天下班以后帮人扛大包挣来的。
他说厂里安排他看仓库，天天晚上加班。
可我看得见他手背上那些从又白又深勒出来的印子，那不是看仓库留下的。
我没戳穿他。
我捏着那几张钱，揣进兜里，跟他说“那我走了”。
雪地里的脚印，一个接一个往前延伸。
宏远食品集团在东头新开的那片工业区里，厂房是新的，玻璃大门擦得锃亮。
我站在大门口，手里攥着简历，在冷风里站了好一阵子才敢推门进去。
02
前台的小姑娘问我有没有预约。
我说我是来应聘的，她低头翻了翻桌子上的登记本，让我去三楼人事部。
电梯我不会按，站在电梯门口愣了好一会儿，一个小伙子帮我按了楼层，跟我说“阿姨，三楼”，我道了谢，又觉得心里难过。
人家管你叫阿姨，说明你真的老了。
到了三楼，走廊很安静。我找到人事部的门，敲了两下，里面传出一句“进来”。
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三十来岁，西装穿得端正，领带也是打整齐的。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我，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问：“应聘的？”
我点点头，把简历递过去。
他接过去，翻了两页，目光停在某个位置上，停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是看到什么了。
他的表情看不出什么变化，手指在简历上敲了两下，然后把纸往桌子上一放，抬眼跟我说：“年龄超了，我们这边要求三十五岁以下的。”
“同志，我就是当个后勤，卖力气我都行……”我急得往前走了半步。
他的话已经把路堵死了：“阿姨，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他把我的简历卷起来，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废纸篓，目光已经落回电脑屏幕。
我站在办公桌前，还想说点什么，盯着他抿得紧紧的两片嘴，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没用。
他也抬眼看着我，目光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冷淡。
我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在背后说了一句：“这个年纪……找个看大门的工作就行了，跑什么招聘啊。”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手搭在门把手上，指头紧了一下。没有回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荡荡的，灯光惨白。
我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路过电梯口时站住了，又不好意思先进电梯。
转身看见旁边的门是卫生间的标志，我拐了进去。
站在洗手池前，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蓝布棉袄洗得发了白，头发别在耳朵后面，眼角有两道深深的皱纹。
我低下头，拧开水龙头，往脸上撩了一把水。
水是冰的，凉意渗进骨头缝里。
我关上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走出卫生间。就在这时候，走廊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有人说，那是一个穿西装的人。
我正要往楼梯口走，就听见身后的脚步声停了一下，又急促地响起，越来越近。我没有回头看，只当是有人赶路。
直到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来，带着喘气，带着颤音：“等、等一下——”
我站住了，回头看。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几米远的地方，西装革履，面颊有些红，像是跑得急。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激烈。
他又往前走了一步，张了张嘴，却好像不知道说什么：“你、你刚从人事部出来？”
我点点头。他手里捏着一团纸，我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他走得近了，我才看清那团纸是一份简历，已经被揉皱了，正是我的那份。
他盯着简历看了一会儿，又抬头看我：“你叫谢冬梅？”
我愣了一愣：“是……”
那人的眼睛一瞬间就红了。他把简历攥得更紧，声音有点发哑：“您以前，是不是在红旗公社待过？”
这句话像一根针，直直扎进我心脏最深处。我站在原地，脑海里翻腾着无数画面，那座低矮的土坯房，那片金黄的麦田，那个饿得脱了相的年轻人。
我望着面前这个中年人，望着他那双泛红的眼睛，嘴里干得说不出话来。
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终于鼓足了勇气，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到我面前。
那是一个小小的塑料夹子，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纸片。
我认出来了。
那是一张1973年的粮票，被人从中间撕开，只剩半张。边角被透明胶带粘了无数层，纸质已经发黄发脆，保存痕迹里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郑重。
我盯着那半张粮票，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
03
二十五年了。
我把目光从那张粮票上移开，又移回面前这个人脸上。
他眼角的皱纹很深，面庞也比当年圆润多了，可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我记得太清楚了。
1973年秋天，就在红旗公社四队的田埂上，一双深陷在干瘦脸窝里的眼睛，绝望之中又带着一点不甘的光。
“你……”我的声音发颤，“你是小刘？”
他没说话，用力点了一下头。眼眶里那点水汽，一下子落了下来。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快步跑过来，看见我们两个站在走廊里，愣了一下：“刘总，这位是？”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刘宏远。
宏远食品集团，这个“宏远”，跟他本人一个名字。
他说不出话来，捏着那半张粮票的手一直在抖，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
“曹经理，你来得正好。”他转向那个女同志，“这位是谢冬梅同志，当年在红旗公社插队时候……”
他说到这里，又说不下去了。
曹经理的目光落在他手里的简历上，又落在我脸上，好像明白了什么，轻轻点了点头，说：“刘总，要不请谢大姐进屋坐坐？”
他像被提醒了似的，赶紧对我说：“对、对，进屋说，进屋坐。”他伸出手想扶我，我下意识抬了一下手，又收了回来。
我在前，他在后面跟着，进了一间大办公室。
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却不肯坐，在屋里来回走了两步，又停在我面前，像是想说话又不知道从哪说起。
曹经理倒了两杯水放在茶几上，就带上门出去了。
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我坐在沙发上，低头看着自己那双冻得开裂的手，搭在膝盖上，不敢抬头。
他也在沙发对面坐下。过了好久，他说了一句：“谢大姐，这么多年，我一直找您。”
我鼻子有点酸，抬头看了他一眼。他坐在那里，白衬衫的领口有点歪，像是一路跑着过来的。
“那年回城以后，我考了大学，后来又进了食品厂，从销售干起，跑遍了半个中国。再后来下海办公司，越办越大，可我始终记着您那半张粮票，记着那个窝窝头。这些年我派人回去过好几趟，打听您的下落，可赶上棉纺厂改制，人家说人都散了。”
他说话的语速不快，像是在把憋了太久的话一点一点说出口。
我坐在那里，听着他讲，脑海里又浮现出那段已经模糊的记忆。1973年，我二十二岁。
1973年，我才二十二岁。
那年秋天，队里来了几个上海知青。
他们穿着旧军装，背着行李，从县城坐拖拉机到的公社。
那是生产队最高兴也最愁的日子。
大队长孙德本把人领到队部，安排各家各户安置住宿。
我负责安排缝纫组给知青们补衣服、做被褥。
刘宏远来了没几天，就瘦得脱了相。
他的身子骨本来就弱，又是南方人，吃不惯北方的粗粮，加上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好几回。
队里田里的活又重，他扛不起锄头，拉不动梨，只能蹲在地头递水送草。
有一回，队长让他去挑水，他挑了一上午，倒在水桶边起不来了。
我冲过去把他扶起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
我背着他回了缝纫组。
那时候缝纫组就是村头一间土坯房，里面摆着四台老式缝纫机。
我把他放在自己平时打盹的炕上，烧了半锅热水，拿毛巾给他敷额头。
他烧得迷迷糊糊，嘴唇干得裂了口子。我熬了一碗玉米糊糊，一勺一勺喂下去。
等他清醒过来，睁眼看着我，第一句话说的是：“大姐，我饿。”
我沉默了很久。
当时我那月的粮食已经见了底。
家里还剩五斤粮票，那是下个月的口粮。
我要是不给他，他可能真的撑不过去。
我看了看他那张瘦得没个人形的脸，转过身，从炕席底下摸出那五斤粮票，撕了一半递到他手里，又从灶上拿出两个窝窝头，用布包着塞给他。
他一开始不敢接，抓着我的手，声音发颤：“大姐，你给了我，你吃什么？”
“我有吃的，你拿着。”我把粮票和窝窝头塞进他怀里，自己转身走出门去。
那天下午，我在地里挖了一下午野菜。
晚上回家，把那把野菜煮了一锅汤，跟海涛一人一碗，喝下去肚子咕咕响了一夜。
我没敢告诉海涛粮票的事。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刘宏远已经把消息传遍了整个生产队。
他逢人就说，四队缝纫组的谢大姐，是他在这个世上遇到的最好的人。
当时我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我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这件事会被人记挂在心里，一记就是二十五年。
04
我从回忆里回过神，才发现自己坐在沙发上，手心已经攥出汗了。
“小刘，那些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还记着干啥。”我说。
“不能忘。”他重复了一遍，“谢大姐，那年我回上海，我妈问我插队吃过什么苦，我跟她说了您的事。她哭了半天，说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她让我记着，这辈子什么时候有机会，一定要报答您。”他说完这句话，忽然想到什么似的，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
他打开盖子，我看见了里面的东西。
几张泛黄的照片，一张火车票，一封信，还有一张写满字的纸。
他拿起那张写满字的纸，展开给我看。
纸上写着几行铅笔字，笔迹很年轻，也很工整：“1973年10月14日，晴。今天饿晕在田埂上，是缝纫组的谢大姐背我去组里，喂了我一碗玉米糊糊，把五斤粮票分了一半给我，还给了两个窝窝头。这辈子忘不了。”
他声音发涩：“这句话，我写了整整二十五年。每年到这个日子，我都会写一遍。”
我看着那张纸上工整的铅笔字，鼻头酸了。
他又拿起那张火车票，说：“这是1978年我回上海的火车票，在口袋里揣了二十年。那时候我就想着，总有一天我要回来找您。可我回来的时候，红旗公社已经改成红旗镇了。四队缝纫组的老房子拆了，原来的社员各奔东西。”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后来，我打听到当年的大队长孙德本，找到他的时候，他说您调去棉纺厂了。我让人去查，可棉纺厂在九十年代初就改制，人员档案散了一大半。我每年都问孙德本，他说一直在帮您找，说您家搬走了，找不到人。”
我怔住了：“孙德本……他说找不到我？”
“说是找了几年都没消息。”他叹了口气，“年前我又派人去红旗镇问了一趟，孙德本还是那句话。”
我坐在那里，心里涌上一团疑惑。
我家确实搬过两次，但从来没搬出这个县城。
孙德本就是本地人，不可能不知道我在哪。
他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但我没有深入想下去。
“所以今天，曹经理把您的简历递上来的时候……”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声音又有点哑，“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好久，怕是自己看错了。”
我看着他泛红的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刘宏远站在我面前，西装革履，气派十足，可这一刻，他就像当年那个站在田埂上、瘦得脱了相的年轻人，又回到了我面前。
“谢大姐，这些年，您过得好不好？”他问。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沉默了很久。他在办公室里看着我的脸色，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没有继续往下问。
我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说：“说实话，不太好啊。”
然后我把这些年的情况说了个大概。
我和海涛双双下岗，儿子沈俊在找工作，家里靠海涛蹬三轮挣点钱维持。
说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声音有点干，但没有哭。
我是个要强的人，这半辈子在车间里跟男同志抢活干，从来没在人前掉过眼泪。
刘宏远坐在那里，越听越沉默，手指攥在一起，关节发白。
等我讲完，他沉默了很久，忽然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好一会儿才说：“谢大姐，您知道我今天是什么感受吗？”
我没说话。
“我找您这么多年了，心里总想着一件事。等到有一天我找到了您，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您。可我万万没想到，等我找到您的时候，您正为了一口饭四处碰壁。”
他转过身来，眼眶依然泛红：“您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干。什么条件您随便提。”他补了一句，语气很郑重，“工资您说了算。”
我看着他那张认真的脸，那模样和当年在土坯房里死活不肯收我那半张粮票的倔强少年，又重叠在了一起。
但我还是摇头了。
“小刘，你这个心意我领了。可我这人啊，干了一辈子活，坐不了办公室。你要是真想帮我，就给我找一份能出力的活儿，让我自己养活自己，这就够了。”
他就那样看着我，过了很久，慢慢笑了。
那笑容带了点旧时候从前的样子，很笨拙但很真诚。
他说：“好，那就去库房。”
05
我在宏远食品集团的库房，干了整整半个月。
库房里的活不轻松，每天清点、进货、出货，记数字，搬箱子。
我虽然识字不多，但记账的本事是当年在棉纺厂车间练出来的，脑子里清清楚楚，一箱货装了多少袋大米，每袋的重量是多少，手一抹就能掂量出来。
库房主管老陈一开始还担心我年纪大干活不行，三天之后他就不说话了，只管把钥匙交给我。
刘宏远没有搞特殊化。
他让我按正常流程入职，签合同，办手续。
只不过有一次，他路过库房门口，看见我一个人蹲在货物堆前点数，就站在门边看了好一会儿，没有进来。
后来我听人说，他那天在办公室跟曹经理交代了一句：“给谢大姐库房的炉子旁边安个坐的地方，别让她一直弯着腰。”
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正在整理货架。我没说话，把那排货架擦得更亮了。
这天中午，我在食堂打了一份饭，刚坐下，旁边的工友孙大姐跟我搭话：“谢姐，听说你以前在棉纺厂干过？”我说“干过二十年”。
她点点头，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话：“咱们集团的老孙——孙主任也以前在棉纺厂干过，好像还是先转过来的。”
“哪个孙主任？”我问。
“后勤的孙主任啊，就是孙成的爸。”
我放下筷子，脑海里闪了一下。孙成，那个面试我的年轻人，那个把我的简历扔进废纸篓的人。他爸在棉纺厂干过？
当天下午，我干完手头的活，绕着厂区走了一圈。
后勤办公室在一楼最里面，门虚掩着，我透过门缝看见里面坐着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正在翻账本。
他背对着门，身形发福，头发已经花白了。
我看不清他的正脸，但那一瞬间，我心里涌上一个不详的预感。说来也怪，我总觉得那个背影有点熟悉。
回到库房，老陈正好拿着一单货来入库，看我愣愣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犹豫了一下，问他：“后勤的孙主任，叫什么名字？”
“孙德本啊，你不知道？”老陈随口回答。
我愣住了。孙德本？我当年生产队的大队长？
那年秋天他带知青回队里的模样，在人群里吆喝着支帐篷烧热炕的样子，一下子从我记忆深处浮了上来。他怎么会在这里？
老陈又说：“孙主任是前年被招进来的，还是刘总亲自请来的，说是当年在乡下的老相识，给他安排个轻省的位置。”
我的手在货架上停了。
刘宏远找到孙德本，孙德本来厂里工作了。
刘宏远说他一直在让孙德本帮我打听消息，可孙德本跟他说找不到我。
可我在棉纺厂干了二十年，从来没有搬离过这个县城。
孙德本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在哪儿？
我站在货架前，手里攥着一袋面粉，好久没有放下。
傍晚下班，我骑自行车回家，路过红旗路老供销社的路口时停下了。
二十多年前，这里是县里最热闹的地方，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里换粮票，买油盐酱醋。
现在只剩下一间半塌的旧房子。
我在路口站了一会儿，又骑上车走了。
回去的路，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件事。
孙德本为什么不上报我的消息？他是真的把我忘了，还是另有什么不一样的理由？
那天晚上，海涛回来得很晚。
我钻进被窝里躺了不知道多久，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然后是轻手轻脚脱衣服、洗脸的声音。
我闭着眼没有动，等他上了炕，背对着我躺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小声说了一句：“我今天看见孙德本了。”
海涛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我翻了个身，看着他的后脑勺，又喊了他一声：“海涛？”
“嗯。”
“你说孙德本……他当年在生产队当队长那会儿，跟咱们家有没有什么……过节？”我问得很小心。
海涛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
就在我要闭上眼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下来：“他那年把你从棉纺厂的名额刷掉了，你不知道？”
我猛地坐起来：“你说什么？”
“那年棉纺厂招工，队里只有一个名额，本来是定你的。孙德本把他儿子塞了进去，说你年纪大。”海涛的声音闷闷的，好像从被子里传出来，“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没跟你说。”
我坐在黑暗中，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重量，好半晌才缓过劲来。
那个冬天，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透心凉。
06
我一夜没睡，反反复复地想一件事：孙德本的儿子顶了我的名额，顶了我进棉纺厂的机会。
如果当年进厂的人是我，我的人生也许完全会是另一条路。
可当年真正顶名额的，是孙德本的儿子孙成。
我想起面试那天，孙成看到我简历时那个微妙的表情。他早就知道我是谁。
海涛告诉我，孙成比他爸晚进厂两年，在棉纺厂干了几年，因为学历不够，一直没能转正。
厂里改制的时候，他早早就给自己谋了后路，先调去后勤，又考了个人事资格证。
宏远集团招人的时候，刘宏远把孙德本请来养老，孙成跟着进来了。
我心里堵得慌，又说不清具体堵在哪里。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路过后勤办公室时，门开着，孙德本正坐在里面喝茶。
我站在门口，他抬起头看见我，端茶杯的手僵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放下杯子：“谢冬梅？你也在这儿？”
他装得很像，像极了那种久别重逢的意外。但我从他躲闪的眼神里看出，他知道我在这里已经有一阵子了。我走进办公室，把门带上。
“孙队长，你儿子叫孙成，对吧？”我直接问。
孙德本脸上那点笑意褪得一干二净。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桌面。我站在那里，盯着他的脸：“当年棉纺厂的招工名额，本来是我的吧？”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时钟的嘀嗒声。过了好久，孙德本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缓缓放下：“都是过去的事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刘总说实话？”我的声音有点发干，“他知道我调到棉纺厂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就在棉纺厂？你告诉他找不到我？你明明一直在棉纺厂待着，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在那儿？”
孙德本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接话。
办公室门忽然被推开了。
刘宏远站在门口，手里端着茶杯，目光在我们两人之间来回扫了一下。
他看着孙德本，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压抑的沉：“老孙，我也想听听，你为什么说找不到谢大姐？”
孙德本脸色一白，手上的茶杯微微发抖。他沉默了很久，低声说了一句：“宏远，我……我对不起你。”
办公室里像结了冰一样僵住。刘宏远没有接话，走进来，拉了一把椅子坐下，看着我，又看着孙德本，等着他开口。
孙德本的肩膀塌了下来。
跟我说出了那个我猜了很久的真相：当年他儿子孙成顶了我的进棉纺厂名额，他心里一直害怕我知道了。
如果刘宏远找到了我，早晚会知道这件事。
他不敢让刘宏远找到我，不是因为他找不到，而是因为他心里有鬼。
“我当年也是没办法。”孙德本的声音哑了，“孙成他娘走得早，这孩子跟着我，也没读过多少书。那时候棉纺厂是全县最好的单位，我要是不帮他一把，他就只能在生产队种一辈子地……”
“种地怎么了？”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声音有点高，“种地也是凭双手吃饭！”
孙德本低下头，不敢看我。
刘宏远坐在那里，好半天没说话。他最后站起来，走到孙德本身边，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说了一句：“老孙，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是谢大姐。”
他转过身，目光落在我脸上，眼神里带着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东西。
他轻声说：“谢大姐，你放心。你今天这个班，好好上。谁也不能让你再下岗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