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岁生日那天，我娶了五十二岁的林教授。

婚宴设在母校学术交流中心的二楼，来的多是些穿着素雅的学者，偶尔也有几个西装革履的商人。我站在台上往下看，底下的人头攒动，却各自扎堆，分明是两个世界。我妈坐在第一桌，手里攥着纸巾，笑得勉强。我爸没来。

林若云站在我身边，穿着深灰色的旗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她的手心温热干燥，悄悄捏了捏我的手指。我侧头看她，她微微笑了，那笑容里有历经世事的从容，也有几分我看不太懂的复杂。

司仪请她致辞，她接过话筒只说了一句：“感谢缘分，让我在知天命的年纪，还能遇见愿意共度余生的人。”台下掌声稀落，但我听得出其中有真心。

散场后我们回到学校家属区那套两居室。房子不大，书却多得从客厅堆到阳台。她弯腰换鞋，动作有些迟缓，腰间盘突出的旧疾让她的脊背不再那么挺直。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她时的样子——她站在讲台上，右手捏着粉笔，左手翻着泛黄的书页，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她灰白的鬓角上，那一刻我觉得她周身都在发光。

那是三年前。我刚结束一段五年的感情，前女友最后扔给我一句话：“陈默，你永远长不大。”我赌气似的报了母校的研究生课程，第一堂课就是林若云的《现当代文学批评》。她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回头对我们说：“我比你们大不少，叫老师就行，不用加‘老’字。”全班都笑了，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就栽进去了。

收拾完婚宴带回的东西已经快十点。她去洗澡，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听见浴室传来的水声，心里像有只兔子在跳。不，不是那种新婚夜该有的悸动，是忐忑。从领证到现在，我们还没真正同居过。她有很多习惯我不了解，我有许多毛病她也未必清楚。这试婚是我妈提的，原话是“先试试，不合还能散”。林若云居然同意了。

浴室门开了。她穿着棉质睡裙出来，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脸上还泛着热水蒸过的红润。五十二岁的女人，皮肤已经松弛了，眼角有密密麻麻的细纹，但我就是觉得她好看。

“去洗吧。”她说。

我应了一声，从她身边擦过，闻到她身上淡淡的六神花露水味道，心里忽然安定了一些。

等我洗完出来，她已经坐在书桌前戴着老花镜看论文。见我出来，她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陈默，过来坐。”

我在床边坐下，她拉了把椅子坐在我对面，中间隔着一臂的距离。这样的坐法让我想起答辩那天，她也是这样坐在我对面，严肃地问我论文的核心论点是什么。

“今晚有三件事想跟你商量。”她开口了，声音平稳，像是在课堂上宣布作业要求，“算是我们这段试婚期的约定。”

我点头，手心开始出汗。

“第一，”她竖起一根手指，“每周二和周四晚上，我需要独自待在书房。不管你在家做什么，都不要敲门，也不要给我发消息。除非房子着火，或者你进医院了。”

我愣了一下。这和我想象的“要求”差了十万八千里。

“第二，”她竖起第二根手指，“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我要回我儿子那边住两天。你不需要陪同，也不用接送，我自己坐地铁过去。”

她有个儿子，二十四岁，在另一座城市读博。这事我知道，但从没听他提过更多。

“第三，”她停顿了两秒，看着我的眼睛，“如果你哪天觉得后悔了，觉得这样的婚姻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直接告诉我。不要冷暴力，不要出轨后再来跟我道歉。我们好聚好散。”

她说完这三条，空气安静了很久。窗外有只猫叫了两声，又没了动静。

“就这些？”我问。

“就这些。”

“那……你呢？”我喉咙有点发干，“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

她笑了笑：“暂时没有。以后想到了再说。”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在身边呼吸均匀，偶尔翻个身，手会无意识地搭过来，又很快收回去。我看着天花板上跳动的路灯影子，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她为什么要这样？

第二条我能理解，儿子毕竟是亲生的，血脉连着割不断。第一条也勉强说得过去，搞学术的人需要整块时间。但第三条算什么？还没开始就想好了怎么散？

我越想越清醒，索性爬起来去厨房倒了杯水。路过书房时，我看见门缝下透出一线光——她明明是关了灯才上床的。我贴过去听了听，里面传来极轻的翻书声，还有一声很克制的叹息。

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起来了。厨房里飘着小米粥的香味，她背对着我站在灶台前，头发扎成低马尾，露出后颈上一颗小小的黑痣。

“醒了？”她没回头，“粥马上好。”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晨光从窗户洒进来，她整个人笼在一层淡金色的光里。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昨晚那三条要求里藏着什么——不是推开我，是保护她自己。她这把年纪了，比我多走了一轮人生，见过太多开始热烈结尾潦草的故事，她只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

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她的身体僵了一瞬，然后慢慢软下来。

“第二条，我陪你去行不行？”我把下巴搁在她肩膀上，“我不进去见你儿子，就在楼下等你。”

她没说话，手上的勺子停了很久。最后她用很低的声音说：“再说吧。”

粥煮好了，她把碗端到桌上，给我剥了个咸鸭蛋。蛋黄的油流到手指上，她习惯性地舔了一下，又觉得不雅观，赶紧抽了张纸巾擦手。这个小动作让我心里发酸——她在我面前还是放不开，像只警惕的猫。

上班路上我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昨晚睡得好吗？”后面跟了个微笑的表情。

我想了想，回她：“不太好，在想你提的那三条。”

“哪条最让你睡不着？”

“第三条。”

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过来：“傻瓜，第三条是假的。真要分，我不会说出来。”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直到绿灯亮了后车按喇叭催，才回过神来。车流里我忽然很想掉头回去，抱着她把昨天晚上欠的那句“我爱你”补上。可我没有。我知道她这会儿已经换上正装去学院了，周五上午她有本科生的课，站三个小时都不会喊累。

我和林若云之间，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十六岁的年龄差，是她永远绷着的那根弦。她把日子过成了一场精确的学术会议，每个环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连走神的时间都要提前预约。而我呢？我活得太随便了——袜子能攒一周洗，冰箱里的菜坏了才想起来扔，情绪上来了可以半夜开车去海边看日出。

这两种活法放在同一个屋檐下，就像把汽油倒进了墨水瓶，不相溶，还容易炸。

第一次炸是在试婚第二周的周四。

那天我提前下班，买了她爱吃的糖炒栗子回来。六点半到家，她果然在书房里。我看了眼手机——周二、周四，书房时间。我把栗子放在茶几上，打开电视调成静音，百无聊赖地刷短视频。

刷到快九点，我实在忍不住了。隔着门给她发了条微信：“饿不饿？我煮了面。”

没回。

又过了半小时，我听见书房里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然后是她打电话的声音——很小，但隔音不好，隐约能听见“教案”“评估”“周老师”之类的词。我靠在书房门边的墙上，等她说完了才敲门。

“栗子买了，在茶几上。”

门开了一条缝，她探出半个头，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谢谢，你先吃，我还有点东西要收尾。”

“几点了你知道吗？”

她看了眼表：“八点四十。”

“快九点了。”

“我知道。”她语气还是平的，但嘴角已经绷紧了，“你先休息，我忙完就来。”

门又关上了。我站在门口，盯着那扇深棕色的木门，忽然觉得我和她之间隔着的不是这扇门，是十六年。十六年里她习惯了独处，习惯了用工作填满所有缝隙，习惯了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时间。而我这个突然闯进来的人，要求她分出时间来“生活”，在她看来可能跟无理取闹没两样。

那天晚上我等她等到十一点。她出来的时候，栗子已经凉透了，我一颗都没动。她坐在我旁边剥了一颗，塞进嘴里嚼了嚼，说：“凉了就不好吃了，别浪费，明天我给你做栗子鸡。”

我没接话，站起来去卧室睡觉了。她跟进来，站在床边脱衣服，脱到一半忽然停住：“陈默，你生气了吗？”

我背对着她：“没有。”

“你撒谎的时候耳尖会红。”她爬上床，从我背后靠过来，手臂环住我的腰，“对不起，我的习惯不太好改。要不……周四的书房时间改成单周一次？”

我没转身，但手覆上了她的手背。她的手很凉，指关节有轻微的变形，是常年握笔落下的。

“不用改，”我说，“但你能不能……偶尔也愿意被我打扰一下？”

她把脸埋在我后背上，闷闷地“嗯”了一声。那声“嗯”很轻，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晚并不是在写论文——是在给周老师写推荐信。周老师是她带了三年的硕士生，申请了国外的博士，时间紧迫。她连晚饭都没吃，赶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七点就把电子版发出去了。这些她没告诉我，是我后来翻她电脑时才看见的。

真正让我懂得那三条要求的含义，是在婚后的第三个月。

那是个周六，原本说好一起去超市采购。早上起来她接到一个电话，听语气是她儿子打来的。她走到阳台上接，把推拉门关得严严实实。我隔着玻璃看她，她弓着背坐在小马扎上，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揪着绿萝的叶子。那个姿势让我想起被老师训话的小学生。

电话打了快一个小时。她进来时眼圈是红的，但表情很平静：“我今天不能去超市了，得去趟邻市。王烁那边有点事。”

王烁是她儿子的名字。

“什么事？严重吗？”

“没什么，”她低头找拖鞋，“他女朋友跟他闹分手，他情绪不太好，我过去看看。”

“我陪你去。”

“不用，”她抬手挡了一下，“你去了反而不好。”

我还想说什么，她已经进了卧室开始收拾东西。二十分钟后她挎着那个旧帆布包出来，换了身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重新梳过了，还涂了点口红。五十二岁的女人去见二十四岁的儿子，要打扮得像四十二岁。

“几点回来？”

“看情况。”她换了鞋，走到门口又回头，“冰箱里有排骨，你自己炖汤喝。”

门关上，楼道里传来脚步声，越来越远。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忽然意识到这屋子少了她的声音之后有多大。打开冰箱，排骨用保鲜膜包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有一盒切好的葱姜蒜。

我给她发了条微信：“到了告诉我。”

她回：“好。”

中午十二点我做了个番茄炒蛋，一个人坐在桌前吃。下午看了部电影，没看进去。晚上七点又给她发消息：“吃饭了吗？”

这次过了半小时才回：“吃过了，王烁带我去吃了火锅。”

晚上十点，我又发：“今晚回吗？”

这回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了。十一点十七分，手机亮了：“今晚不回了，他情绪还不稳定。明早回。”

我盯着那条消息，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最后只打了三个字：“注意安全。”

那晚我又失眠了。不是生气，是空。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她第三条要求里那个“好聚好散”的分量——她早就预判了这种时刻，她儿子需要她的时候，她一定会走，而我只能等在原地。这种无力感比吵架更磨人。

第二天中午她才回来，脸色很差，眼下乌青一片。我把炖好的排骨汤端给她，她接过去喝了两口就放下，说没胃口。我坐过去想抱她，她往旁边躲了一下，这个动作像根针扎在我心上。

“你儿子……还好吗？”

“嗯，好点了。”她把碗推到一边，“陈默，如果我以后周末常去他那边，你会不会介意？”

“不会。”我说，但我自己都听得出语气里的勉强。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我又一次让她失望的了然。她没再说什么，站起来往书房走：“我睡会儿。”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我听着却像一记重锤。我坐在沙发上，排骨汤从热放到冷，表面凝起了一层油膜。窗外的太阳明晃晃的，屋里却冷得让人发抖。

下午三点她睡醒了，出来时看见我还在客厅坐着，愣了一下。她走过来坐到我旁边，我们沉默了很久。最后是她先开口：“陈默，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因为我爱你。”

“你爱我什么？”

“爱……”我忽然卡住了。爱她的博学？爱她的优雅？爱她讲课时的风采？这些都对，但又都不够。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爱的一直是讲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林教授，不是这个会被儿子的电话逼到阳台角落、弓着背揪绿萝叶子的林若云。

“你爱的是你想的那个我，还是我本人？”她轻轻问。

我看着她，看着她的眼袋，她灰白的发根，她手指上那些洗不掉的墨渍。然后我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我爱的……是需要我陪的那个你。”

她别过脸去，肩膀微微抖了一下。过了很久她才转回来，眼眶是湿的，但没掉眼泪。她就这样红着眼睛对我笑了一下：“那你陪我去阳台坐会儿？”

那天下午我们并排坐在阳台的小马扎上，膝盖碰着膝盖。她跟我讲了很多以前的事——她二十五岁结婚，二十七岁生子，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三十五岁那年查出了胃癌，从确诊到走只有四个月。她一个人带王烁到十八岁，然后王烁去读大学、读研、读博，越走越远。她说王烁小时候特别黏她，每晚都要听她讲故事才肯睡，现在给他打电话，说五分钟他就嫌长了。

“他昨天跟我哭，说他女朋友嫌他太忙不够体贴。”她的声音淡淡的，像在讲别人的事，“我听着，忽然觉得这句话好熟悉。他爸当年也这么跟我说过，在他们关系最差的那几年。”

我搂住她的肩膀。她的身体很轻，骨头硌着我的掌心。

“所以你那三条要求，是怕重蹈覆辙？”

“有一部分是。”她把头靠在我肩上，“还有一部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另一个人朝夕相处。我已经一个人住了十七年，习惯了夜里不关灯，习惯了用看书来消化情绪，习惯了难过的时候不跟任何人说。我怕你受不了，也怕我受不了。”

“那现在呢？”

她抬起头看我，夕阳正好落在她脸上，把那些皱纹染成了金色：“现在慢慢试吧。你不是说要陪我吗？那就慢慢试。”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了夫妻之实。很生涩，她身体紧绷得像张满弓，我笨手笨脚地试探了很久她才慢慢松懈下来。事后她靠在我怀里，忽然说了一句：“陈默，你吓到我了。”

“怎么了？”

“我本来以为我不会再需要这种……”

她没说完，但我懂了。我收紧手臂把她箍在胸口，下巴抵着她的头顶：“那就试着需要一下。”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下去了。周四的书房时间依然雷打不动，但有时她会主动开门出来倒水，顺便在我后脑勺上拍一下。周二照旧是她一个人安静待着，我学会了提前给她泡好茶放在书房门口，也不敲门，发条微信：“茶放在门口了。”

她回：“收到了，谢谢陈先生。”

后来“陈先生”变成了“老陈”，再后来变成了“喂”。

真正让我蜕变的，是那年冬天的一件事。

十二月底，王烁又闹了一次。这回不是女朋友分手，是他自己的论文开题被导师打了回来，说他选题没新意，要推倒重来。他在电话里冲他妈吼：“你当年不是说做学问最要耐得住寂寞吗？我耐了三年了，有什么用？”

林若云接完电话就坐在沙发上发怔。我过去给她倒了杯温水，她摆摆手没喝。那天是周三，按规矩不是她的独处日，但她默默走进书房把门关上了。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出了门。开车去菜市场买了条活鲫鱼，又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当归。回到家她还没出来，我把鱼杀了炖上汤，小火煨了两个小时。汤快好的时候我给王烁打了个电话，那是我第一次主动联系他。

他接起来语气不太好：“谁？”

“我，陈默。”

沉默了几秒：“有事？”

“你妈给你炖了汤，最近降温了，她腰不好，你要不要周末回来喝一碗？”

那边又沉默了，这回更长。最后他说：“……我开题还没改完。”

“那就改完了再喝，汤给你留着。”

“陈默，”他忽然叫我全名，“你对我妈到底是不是认真的？”

我把煤气灶的火调小了一点：“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你们差了十六岁。”

“我知道。”

“我妈她……”他顿了一下，“她挺不容易的。我爸走的时候我才七岁，她白天上课晚上改作业改到一两点，我半夜醒过来她还在灯底下坐着。后来我长大了要走，她也没拦我，就说了句‘好好吃饭’。我上个月跟她吵架挂了电话，她又发短信过来，还是那四个字，好好吃饭。”

我听着，鼻子忽然有点酸。

“王烁，”我说，“你妈现在有人给她做饭了。”

电话那头传过来一声很轻的抽鼻子声。然后他说：“我周六回去。”

挂了电话我把汤盛出来放在保温壶里，敲了敲书房门：“王烁周六回来喝汤，你记得去接他。”

门开了，她站在门后面，眼眶红得像兔子。我伸手把她拉过来，她额头抵在我胸口，闷声说了句：“你给他打电话了？”

“打了。”

“他说什么？”

“他说……他好好吃饭。”

她噗嗤一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三十七岁的我和五十二岁的她抱在我家的小厨房里，汤在灶台上咕嘟咕嘟地响，窗外的北风呼呼地刮。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生里有些东西比爱情大，比婚姻大，比十六岁的年龄差更大——那是两个人试着把自己最脆弱的那部分交到对方手里。

王烁周六真回来了。高高瘦瘦的小伙子，眉眼跟他妈很像。他站在门口有点局促，我给他拿了拖鞋，说：“汤在灶上温着呢。”

他“嗯”了一声，换了鞋进去。林若云从书房出来，母子俩隔着客厅对望了三秒，然后王烁走过去，一把把他妈抱住了。一米八四的大个子，把他妈整个人裹在怀里。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听见他喊了一声“妈”。

那声“妈”里带着点委屈，又带着点撒娇。林若云拍着他的背，跟哄小孩似的：“好了好了，多大人了。”

吃饭的时候王烁闷头喝了两碗汤。他忽然抬头说：“妈，陈……陈叔对我挺好的，你眼光还行。”

我和林若云对视了一眼，都笑了。她筷子上的鱼差点掉桌上。

那天晚上王烁住在了书房里，他睡折叠床，他妈给他抱了床厚被子。我路过门口时听见里面传来声音，王烁在问他妈：“你跟他在一起高兴吗？”

她沉默了几秒：“高兴。”

“那就行。”

我赶紧走开了，怕自己站那儿偷听被发现。回到卧室坐在床边，心口涨得满满的，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生根发芽。

其实细想，我和王烁之间也只差十二岁，算同龄人。但他那声“陈叔”一叫，我忽然就有了当长辈的自觉。原来婚姻真的会让一个男人一夜之间老下去——老到愿意放下那些年轻气盛的东西，老到学会给一锅汤等凉的时间。

日子又过了半年。我的公司接了个大项目，连着加班两个月，经常凌晨才回家。每次推开门，客厅总亮着一盏小壁灯，桌上用罩子扣着饭菜。有时候太晚了饭菜凉透，我热着吃的时候她会从卧室出来，披着睡衣靠在门框上看着我，也不说话，看完又回去睡。

有一天我凌晨两点才回来，桌上是她包的馄饨。我吃了两口，发现馅儿是荠菜的——她上周跟我逛菜市场，我随口说了句小时候我妈常包荠菜馄饨，她就记住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她正在阳台上给花浇水。我从背后搂过去，她身上那件旧棉睡衣的布料蹭着我的脸颊，柔软而温暖。

“林老师，”我在她耳边喊，“你最近怎么不问我后不后悔了？”

她手里的水壶顿了一下：“那……你后悔吗？”

“你看我这样像后悔的吗？”我把脸埋在她颈窝里，“你第三条要求，现在还算数吗？”

她转过身来，双手捧住我的脸看了半天，像在端详一件文物：“算数，但用不上了。”

“为什么？”

“因为你把第二条和第一条都破了。”她嘴角翘起来，眼睛弯弯的，“我现在周四有时候也不想关书房门了，而且上个月我让王烁加了你微信。”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然后我们就在阳台上接了个吻，晨光打在我们身上，楼下有早起的学生在背英语单词，声音一串串的，像珠子落在地上。

那天晚上下班回来，我发现书房里多了张折叠桌，桌上放着两把椅子。她坐在其中一把上，面前摊着学生的作业。见我进来，她推了推老花镜：“以后你要是想待，就坐那边，不影响我。”

我拉开另一把椅子坐下。桌上放着我之前落在这儿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各自忙各自的，偶尔她改累了会站起来活动腰，顺手给我杯子续上水。书房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翻书声、键盘声，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叫。

那是个普通的周三晚上。但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敲完最后一行报告，抬头看见对面的人戴着花镜、低头皱眉批注论文的样子，忽然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见她时那个阳光里的侧影。

她老了。三年时间在她脸上又添了几道纹，但那种让她在人群里发光的笃定，一点没变。

不同的是，以前她在讲台上，光打在她一个人身上。现在光打在我们两个人身上。

我从桌上拿了个便利贴，写了句话贴在她手边：“林老师，今晚能不能早睡？”

她瞥了一眼，在下面回了一行字：“十点，我要听完这组论文。”

我写了第二张：“那我能申请陪听吗？内容不限，你不念稿就行。”

她扫了一眼，笑着把便利贴揉成团扔进纸篓。然后她清了清嗓子，真的开始念了：“这位同学的论文写了《围城》里的婚姻观，但我觉得他对钱钟书笔下那种‘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的理解还是浅了……”

她的声音像砂纸打磨过的旧木头，微哑、笃定，每一个字都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窗外夜凉如水，屋内灯光如昼。我靠在椅背上听着，手里的笔不知不觉停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她六十二岁的时候我才四十六，她七十的时候我才五十四。将来她先走一步的时候，我得一个人在这套两居室里待很久。这些事我后来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想过，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也想过。

但我没跟她提过。因为有一回我旁敲侧击问她怕不怕老，她正往面包上抹黄油，头也不抬地说：“怕什么，老了你还在就行。”

那一刻我就决定了，往后余生，她提的那三个要求我全接住了。第一条她说了算，第二条我陪着走，第三条——她放心，我永远不会开口提那三个字。

不是不会后悔，是不会说。

因为我清楚知道，三十六岁这年娶她的决定，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事。

又过了一年，我们的试婚期结束了。没人提起这件事，但所有人都默认了——我妈在家族群里发红包，备注写“正式欢迎儿媳”；王烁中秋寄了盒月饼，收件人写的是“陈默 林若云（收）”；我们学校保卫科的大爷见了我都改口叫“林老师家属”。

试婚当晚她提的那三条要求，后来成了我们家流传最广的笑话。每次有朋友来家里吃饭，喝到微醺的时候她都会主动说起来：“你们不知道，我们陈先生那时候被我吓得一晚上没睡着。”

我就接话：“你那是不知道，第三条才最吓人。”

“现在呢？”朋友们起哄。

我看看她，她也正看着我。我举起酒杯：“现在三条变一条——我陪她到老。”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出更大的起哄声。她拿筷子敲我的碗：“肉麻。”

但她的手从桌子底下伸过来，紧紧攥住了我的。

那天晚上客人散了，我收拾碗筷，她靠在沙发上看电视——从前的她不会主动开电视，嫌吵。现在她看了半集狗血家庭剧，还抹了把眼泪。

我过去搂着她，她顺势靠进我怀里：“陈默，你说我当年要是没提那三条，咱俩还能过到今天吗？”

我认真想了想：“说不定能，但肯定没现在这么……结实。”

“结实？”

“就是那种互相知道底牌之后的踏实。”我低头亲了亲她的发顶，“你提那三条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把我当自己人了。只有面对自己人，才会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她仰头看我，眼角还有泪花，但嘴角是翘着的：“你那时候不是吓得一晚上没睡吗？”

“那是吓的吗？那是太高兴了。”

她捏起拳头捶了我一下，没用力。电视机里的家庭剧还在播，男女主角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我们俩窝在沙发上，膝盖抵着膝盖，谁也没再说话。

窗外又传来那只猫的叫声。我忽然想起来，试婚那晚也是这只猫在叫。一年多了，它还在。

我也还在。

她也在。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朋友们，如果是你，在试婚当晚听到伴侣提出这样的三个要求，你会接受吗？你心里那晚能睡着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