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以劻
（作者李以劻，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一军中将军长，广东电白人，抗日时期有战功，1949年在福州率部投诚，后经特赦成为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在北京逝世。）
1961—1967年我与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同事于北京顺承王府全国政协委员会，计时六年有奇。我们的职务叫做文史专员。这个职务是周总理安排的，他当时兼任政协主席。
政协文史专员共有16名，除溥仪、溥杰两兄弟外，尚有原国民党将军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康泽、董益三、沈醉、罗历戎、杜建时、郑庭笈、周振强、杨伯涛、李以劻等人。
政协文史委员会的编制内，分为清末北洋组、国民党军事组、政治组及经济、文教科技各组。溥仪、溥杰加入清末北洋组，其余则参加国民党军事、政治组。
为了保留这一个由皇帝到公民的特殊人物这一段史料，我作为见证人，愿将我所见到的溥仪在这六年中的作为与感受，追记下来，以资纪念，并借此证明中国共产党耐心地改造旧时代的“帝王将相”获得的成功。
深知认罪服输是进步的动力
溥仪以三岁登上皇帝宝座，年号宣统，仅三年即退为逊帝，由中华民国政府养起来，在宫中13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他被赶出宫廷，寄住天津张园八年。
后来为日本利用，以“光复祖业”为饵，扶他当了伪满洲国皇帝计1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于长春被苏军所俘，解往苏联的伯力拘留了六年。
新中国成立后被遣返回国，在抚顺战犯所与日本战犯一道改造10年。1959年12月4日，为中央人民政府特赦释放。1961年被安排在北京全国政协，计时六年多。
溥仪说，这是他“一生最自由、最幸福的时光”。追忆我们相处的岁月，他感慨言之：“我溥仪能有生命存在，是靠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也是靠自己低头认罪；我深深体会到认罪服输乃是进步的动力。这是不刊之论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末代皇帝能善终者能有几人啊？”
我与溥仪在一个学习组学习，感到他照料自己生活的能力虽弱，但学习起来有闻必录，阅读文件做笔记，都很勤奋。他写得一手秀丽的楷字，一年之中就写下几十本笔记，还能说一定程度的英语。
他勇于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待人和蔼诚恳，每逢见到清代遗老遗少则相劝之不可下跪，并正言厉色地说：“过去的溥仪早已死了，今天的溥仪是新生的！”
《我的前半生》畅销世界
溥仪参加工作不久，除负责审核各省寄来的有关清代末年及民国初年的伪满文史资料数以百万字以上外，还写述《我的前半生》一部。
他将清宫秘史，特别是慈禧太后专权辱国及宫内斗争情况，他的父亲载沣于摄政王时候种种阴谋措施，他自己即位之后在小朝廷中的活动，以及在伪满失败被俘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即以在抚顺时期所交代的罪史为基础，召集胞妹、妹夫万嘉熙、侄其等多人研究，由溥杰执笔加工写成初稿，后来再由北京群众出版社李文达进一步从故宫中借出史料加以核实。
历时三年多始综述成书，1964年出版，旋即风行海内外，成为世界畅销书。这亦是他对人民立下新功的表现。此书获稿酬1万元。溥仪除分给各位助手及编辑李文达等5000元外，实际收入5000元。
溥仪初出社会为人民服务头一年（1960年），在植物研究所香山植物园工作时每月工资60元，参加政协任文史专员后每月收入100元，1964年冬被选为第九届政协委员后，月入200元。他得到这笔稿酬之后，新婚后的家庭生活就比较宽裕了。
参与外事接待工作
溥仪自1961年1月踏进政协机关大门，即参加外事活动。据溥仪谈及，从1961年至1966年6月文革前，他接待外宾来访达几百人次。
特别是《我的前半生》（外文版叫《从皇帝到公民》）一书问世之后，外国名流不断来访。溥仪接待工作规矩，他在接待外宾时，总是坦率谈到自己的过去，真诚感激人民政府、赞美祖国建设的成就，情发乎中，并非矫饰。我们相处几年中，没有听过他讲一句不满政府的活，感恩图报心情溢于言表。
重组家庭欢度晚年
溥仪1960年在北京植物园劳动锻炼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曾召见他并共进午餐，拍照留念，勉励多多。他告诉我，当毛主席问及他的家庭景况，知道他的妻子婉容已故，李玉琴已改嫁时，嘱他重组家庭，特别指点他要慎重挑选对象。
1961年10月2日，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在北京南河沿招待所宴全体文史专员时，即席传达周总理指示，要专员们成立家庭欢度晚年，并指出三点原则：家属在海外的争取回来；在国内已离了婚未改嫁的争取复婚；无一、二条件者即找对象重组家庭。
溥仪闻之十分高兴。当时不少满族姑娘闻讯都恩争取这一门亲事，溥仪却不想要。后经人介绍与一位汉族护士李淑贤相识，一见钟情。
李氏浙江杭州人，任北京朝阳区医院护士，1962年在南河沿招待所举行婚礼，参加的家属、来宾达200余人，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领导参加并主持了婚礼。
我们全体文史专员应邀出席。溥仪的七叔载涛亦来参加（载涛系光绪皇帝的七弟，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溥仪婚后夫妻恩爱。溥仪逝世至今已24年了，淑贤独守空帷，未曾另嫁。
壮游东南及西北
1963年11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文史专员及家属时，宣布明春分别参观东南及西北各省的建设，并到井冈山、延安两个革命根据地看看。溥仪听后高兴若狂！
1964年3月12日，我们一行27人由北京出发，参观了苏浙皖赣湘黔六省。我夫妇与溥仪夫妇、溥杰夫妇在苏州、杭州及新安江水库均照相留念（此时杜聿明妻子曹秀清已由美国回来，溥杰妻子浩子已由日本回来，李以助妻子丘文升已由香港回来）。
参观南京中山陵时，溥仪说：“孙中山虽推倒了清朝政府，但他崇高的为人民解除痛苦的理想是非常伟大的，今日我作为公民来瞻仰是一种荣幸！”
4月中旬离开苏杭，游览了太湖、西湖、黄山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今日之江南比乾隆皇帝当年游的江南不知胜过多少倍了。我今日能游江南乃一生难忘的大事呀！”
4月底参观长江武汉大桥及黄鹤楼旧址之后，回抵北京，次日即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我们一行同登天安门观礼台。
截至8月16日，再度赴西北各地参观，至九月上旬回来。此行第一站是河南郑州，第二站洛阳，由河南省委书记介绍河南省全省生产发展近况。
第三站进入陕西，参观西安，亦是由陕西省委书记介绍该省生产建设情况。登上大小雁塔，游览了华清池及碑林。
溥仪说：“到了西北上了长安城楼追忆秦汉古都，便使人气壮如虹，深感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
第四站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全体在延安桥头、宝塔山上、延安大礼堂分别拍照留念。当地行政专员出席报告了毛主席当年在窑洞的艰苦生活及进行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概况，使人了解革命胜利来得不易，树立立新功图报人民的志愿。
溥仪说：“东南西北的参观，使我们确信两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唯有社会主义道路方能救中国。”
投桃报李的喜剧
1962年，即溥仪再度结婚后的次年，我的妻子丘文升由香港回来定居，与我们团聚，我住在北京和平里，溥仪夫妇住在观音寺22号，我们两家时有来往。
在1964年至1966年的三年中，每年春节都互相拜贺新年。年初二我夫妇到他们家拜年，午餐后回家。年初三，他们夫妇带着一个烧鹅到我家回拜，所谓投桃报李也。
从1964年春节开始，住和平里的街坊知道宣统来到我家拜年，消息传开后，不少人以看李专员或他太太为名，借故来我家，大有门庭若市之概！他们之来不言而喻是想看看“宣统皇帝〞的真面目而已！溥仪亲睹此情此景，哈哈大笑，引以为荣，得到了新春快乐，其中以1966年春节来看宣统的人数最多，这亦算一幕喜剧，和平里居民传为佳话，与“宣统”没有一面之缘，却引以为憾。
文革的冲击与病逝后的哀荣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末代皇帝当然是扫除“四旧”的一个主要目标。他几次受冲击，有造反派来追查皇帝的珠宝，所幸未遭殴打，但他心中惊慌不安。
溥仪的身体表面上颀高大，然实际是比较虚弱的。1965年冬发现小便出血，检查证明患上了肾脏癌。
1967年春，不幸遇着已改嫁了的他在长春伪满时代的妃子李玉琴，她带了一批红卫兵来北京批斗他。他当时住在协和医院，被斗几次之后，深感痛苦，病情恶化，不久又转入人民医院。
周总理特别指示要医院尽一切力量来抢救。我到医院探病几次。1967年10月16日深夜他突然清醒过来，对我说：“老李呀！你不能走呀！待我二弟溥杰来才走呀！”随后又喊着：“我不能死呀，还要为人民做许多事呀！快找崔大夫救救我呀！”
午夜我找崔大夫来安慰溥仪一番。崔在病房外对我说：“这叫回光返照，快准备后事吧！”追溥杰来到片刻，我即离开，当时溥仪已在昏沉状态。次晨二时半溥仪离开人世。10月19日，我和我的老伴丘文升，溥仪遗孀李淑贤、胞弟溥杰四人乘灵车将遗体送至八宝山火葬场，机关无一人相送。附近工人农民和悉者逾千人围着火葬场外面想看遗容，我于是打开闸门让群众进入瞻仰，有的摸头摸脸、握手摸足，有的垂泪叩头或鞠躬如仪，感人至深！溥仪辞世12年（1978年）后，全国政协补行追悼会（注：至深），与会者400余人，由副主席刘澜涛 主祭，会后将骨灰盒移入革命公墓。溥仪这位废帝，可称善终矣！
注：与溥仪同时开追悼会的，尚有黄绍竑、楚溪春、王耀武、廖耀湘共五位已故的政协委员。
此文原载《同舟共进》百期作品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320~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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