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兄如父，在世道混乱时候少年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在1892年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开州区）赵家场的一户属于农民的家庭之中。刘家有兄弟姐妹一共七个，其中有四个男孩和三个女孩，四个儿子按照“伯仲叔季”这样的排行来进行取名——老大是刘明昭（伯承）、老二是刘明书（仲麟）、老三是刘明昌（叔禹）、老四是刘明良（季能）。
刘伯承在5岁的时候开始去读私塾，到了1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属于新式的教育。可是老天不能顺遂人的心愿，在他15岁那一年他的父亲生病去世了，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了，这个读了十几年书的孩子被迫停止学业回到家里去种田地。
作为家里的大儿子，年纪小的刘伯承早早地去掉了幼稚的气息，承担起养活家庭的重大担子，带着三个年纪小的弟弟去耕田做劳作、艰难地度过岁月。
在清末民初那个时候，国家的山河动荡不安，生活在底层的百姓痛苦得难以忍受。看着到处都是创伤的家国、挣扎着谋求生存的百姓，年轻的刘伯承在心里立下了志向——“把民众从灾难困苦当中拯救出来”。
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19岁的刘伯承剪掉了辫子去参加了军队。别人劝他不要去，他扔下了一句强硬的话：“大丈夫应当拿着剑把民众从灾难困苦当中拯救出来，哪里会顾及自己一个人的富贵呢？ ”
从这之后，四兄弟的人生，走向了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二、走不同的路成为陌路之人，三弟守着故乡土地过生活
老大走出了大山、心里装着天下，三个弟弟却一直被困在故乡的土地和时代的局限之中。
二弟刘明书，关于他生平的记载比较少，长时间在地方的乡保、保安团担任职务，负责地方的治安、粮食税的征收，属于旧的基层政权体系里的人员，一生都扎根在乡里。
在1921年的时候，刘伯承回到家乡探望亲人的时候，得知堂弟刘明书依靠权势强行霸占邻居程少安榨油坊的撞杆，严厉地进行训斥：“我是最痛恨欺压百姓的坏人！”——对待公事和私事分得很清楚，对自己家里的人也不例外。
三弟刘明昌（刘叔禹），在重庆十八梯开了一家中药铺靠行医来维持生活。他是跟刘伯承关系最近的一个人，日子慢慢地过得还算富裕。四弟刘明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载，后来投身到川军刘文辉的部队，驻守在川康边境，一生都处在旧的军队体系里面。
三兄弟都没有跟着大哥走革命这条道路。不是不想，是各自有各自的处境——老大常年在外面打仗，家里的事情顾不上；三个弟弟守着家里的产业，在旧社会的缝隙里面讨生活。
受到川地军阀割据的环境、地方固有的体系的影响，再加上认知和眼界受到限制，三兄弟一生都没有走出川东。三、骨肉之间感情深厚，在危险困难的时刻才能看出真情。
虽然走的道路不一样，但是兄弟之间的那份感情，从来都没有断过。
在1916年的时候，刘伯承在攻打丰都的时候头部连续中了两发子弹，右眼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颗子弹从右侧的太阳穴射进去，穿透右眼然后出来。德国医生为他摘除坏死的眼球的时候，为了保护脑神经，刘伯承坚决不使用麻药，硬扛着让医生动刀。主刀医生后来感叹说：这人简直是“军神”。
在手术之前，三弟刘叔禹赶到诊所陪着他。德国医生劝不了刘伯承，就想让刘叔禹去说服他。但是呢刘伯承在弟弟的面前跟医生讲说道：要是出现了任何的事情，全部都是由我自己来承担责任，和我的弟弟没有任何的关联。
刘叔禹明白哥哥的性格脾气，一旦认定的事情就算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只能够含着眼泪点头来做见证。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更加能够体现出兄弟之间的情义。在重庆处于白色恐怖的那个时期，刘伯承委托他人带信给三弟，告知说有一位同志要到重庆来，让三弟帮忙去做一下安顿。
刘叔禹没有说任何别的话，直接把人藏在了药铺里面。那个时候国民党在到处抓捕人，一个开着药铺的普普通通的商人，不懂得什么主义也不了解什么革命，但是对于哥哥交代的事情，他拼了命也一定要去完成——冒着会被砍头的风险对这位同志进行了掩护，还亲自去买了船票把人送上了前往上海的船。
根据具有权威性的史料记载，在1935年的时候陈云接受命令秘密地离开四川前往上海，正是依靠着刘伯承亲笔所写的信，隐蔽地暂时居住在了刘明昌所开的药铺里。刘明昌利用自己身份所具备的便利条件，为地下的同志提供了掩护、传递了相关的信息、筹措了必需的物资。
四、秉持大义且不存私心，身为元帅的哥哥和三个处于旧阵营的弟弟
在1949年，解放战争到了决胜的关键时刻，刘伯承带领着第二野战军的大军朝着西方进军，对大西南进行了解放。盘踞在四川地区的国民党旧势力彻底地走向了覆灭。在这个时候的刘伯承，掌管着西南地区军政方面的大局，手中掌握着重要的权力。
面对着身处旧阵营的三位亲弟弟，他能够做到公私界限分明、秉持大义且胸怀坦荡，始终坚守着相应的原则：对于过去的事情不再进行追究、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但是绝对不允许他们再参与到旧势力残余的活动当中。
最为典型的一件事情是：刘伯承曾经把组织托付给他的42亩田地交给三弟来进行代管，并且交代他收取田租用来培养干部。
后来刘伯承一离开就是二十多年，三弟一直帮他管理着这些田地。到了1950年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人举报说刘叔禹是地主，这些土地是他的。
刘伯承专门把弟弟叫了过来，当面很严肃地说了一句话：“老三，你要把事情弄明白，做一个开明的绅商，不要不接受好言相劝非要去接受惩罚。我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立场也是十分坚定的。 ”
话虽然说得很生硬，但是这就是作为哥哥跟弟弟说话的一种方式——毕竟是亲兄弟，不怕把话说到最严重的程度。
五、源自同一个根源，这根源从来都没有断过
在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了元帅的军衔，成为了新中国有着卓越功勋的开国元勋。三个弟弟留在了老家，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
有的人可能会说，都是亲如手足的兄弟，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其实这也并不是很难理解——一个人选择走哪一条道路，从来都不只是因为“家里有人走了这条路”，而是自己相信什么、遇到了什么事情、能够扛得住什么情况。
老大扛住了各种困难，成为了元帅。三个弟弟没有扛住，也不能说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选择了更加安稳的生活。
但是不管走得有多远、走哪一条道路，哥哥永远都是哥哥，弟弟永远都是弟弟。那扎根在同一个家庭里的根源，是断不了的。在那个混乱的民国时期，无数的骨肉亲人因为时代的洪流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刘家四兄弟的故事，是那个大时代最为真实、也最让人感到唏嘘不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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