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8月15,日本投降日,日本政要又又又参拜他们的靖国神社;我国外交部也一如既往的表示“强烈抗议”;抗议日本参拜这一点,不止我国,东亚国家好像还是相当一致的,特别是韩国,其措辞好像经常比我们还要激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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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了几十年,抗议也抗议了几十年,这一幕几乎成了熟悉的循环。

靖国神社问题之所以成为死循环;个人以为,根源之一在于二战后清算不彻底,特别是当时的日本的最高领袖天皇未被追责;日本也从未在国家法律层面完成对那场战争的正式、不可撤销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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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一法律锚点,一切“反思”都只是随风摇摆的政治姿态,抗议与参拜的循环便永无止境。

所以,这并不只是抗议的问题,而是战后为什么还允许保留这地方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于靖国神社供奉的是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作战而死的约246万余人,甲级战犯只有14人;纠结于他们连“分祀”都拒绝。

但是两百多万人真的是“普通死者”吗?事实上,他们所谓的“英灵”,约230万死于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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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士兵,国际法确实考虑到“服从命令”的复杂性,职级越低,道德选择的空间越小,责任也相应减轻;但他们仍是侵略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他们的死亡是侵略战争的代价,而非“牺牲”。换言之,侵略士兵不是“无罪”,而是“未被追诉”。

靖国神社的问题,远不只是“供奉了战犯”,更在于它将整个侵略战争中的所有死亡:战犯、侵略士兵、甚至殖民统治下的协同者,都纳入一个“自卫战争英灵”的叙事框架中,都被赋予了同等的“为国捐躯”的神圣光环。

从而系统性地美化侵略历史、否定战争责任。

美国战后“没阻止”的纵容,让这一装置得以完整保留;而日本保守势力则利用“悼念普通死者”的话语,将侵略战争的整体正当性悄悄植入每一次参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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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只是这个叙事中最刺眼的符号,但整个叙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纪念死者,但如果你纪念死者的方式,是在暗示那场战争有某种崇高性,那么外界就很难把它理解为单纯的私人情感。

尤其当参拜者是首相、防卫大臣、内阁成员,或者执政党高层时,这种象征意味会成倍放大。

因为他们代表的不只是个人,而是国家权力的方向感。

所以周边国家抗议的,其实不是那一束花,不是那个仪式动作,而是它背后的叙事:

究竟是在悼念生命,还是在修补一套为战争辩护的历史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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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失去生命是悲剧,但死亡不能变成免于追问的道德护身符;纪念也不能赋予其所参之事以正当性,

一旦“英灵”叙事压倒了战争记忆,死亡就会被过度神圣化。

而一旦死亡被神圣化,战争本身就容易被悄悄洗白。

不少人认为靖国神社问题是“日本不反省”。

事实上,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也一直存在分歧。

日本媒体、学界、宗教界、和平团体内部,长期也有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客观的说,日本社会不是完全没有反思,而是它们始终没有形成一种足够稳定、足够压倒性的公共共识,来彻底取代旧的战争记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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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替代,就无法切断旧象征;旧象征不被切断,它就会反复被调用。

每一次调用,又会加深周边国家的不信任;不信任反过来刺激保守派强调“不能屈服”。

对于部分保守政治人物来说,靖国神社就成了最省事、最现成、也最具有身份识别度的政治符号。参拜不是单纯的追悼,而是捞取一种身份政治。

于是循环继续。

历史没有处理干净,就会变成现实政治的回声。

纪念没有完成转型,就会继续成为身份动员的工具。

战争责任没有获得足够稳定的公共表达,悼亡就难免夹杂自我美化。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知这种争论让人厌倦,却又不能沉默。

因为沉默并不能让问题消失,最多只是让问题变得更习惯而已。

有些事情,哪怕改变得很慢,也不能因为反复发生,就被当成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