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回到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层,参与决策工作,他的身份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党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上的辅助者——即周恩来的助手。
2月,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遵义大捷”的取得,使全军士气高涨,都想乘胜再打胜仗。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纵队,抢占这座黔北重镇,补充军需物资,打开新的作战局面。
3月10日,张闻天在苟坝新房子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上,所有人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只有一个人坚决反对,要求不打。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大多数人之所以赞成打打鼓新场,是因为打鼓新场是黔北四大名镇之首,驻扎的是黔军王家烈的双枪兵,战斗力较弱。恰逢遵义大捷,将士士气高涨,一致要求乘胜追击,再打胜仗。
毛泽东反对打打鼓新场的理由是,从这里到金沙还有将近100里路,我们是劳师奔袭,敌人以逸待劳,城池非常坚固。如果短期内攻不下来,形成胶着状,周围的敌人就会包围上来,形势将非常危险。他认为这个仗没有必胜把握。
会上,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毛泽东急了,撂下一句硬话——“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由于没能说服大家,毛泽东以辞去才上任不久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来据理力争。但很遗憾,大家说要讲民主,经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决议。毛泽东的那张反对票,是唯一的一票。
散会后,夜已经深了。毛泽东回到住处,思来想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担心,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一旦下发,事情便无可挽回。个人职务得失事小,三万红军将士的生死、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事大。
寒风中,他提起马灯,轻轻推开木门,踏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田埂路。从毛泽东住的新房子到周恩来住的长五间,约1.5公里的路程,每一步都踩在三万红军的生死线上。
周恩来是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人。毛泽东提着马灯走到周恩来那里,再一次阐明他的观点。这时周恩来从情报科得到了新的情报——敌人正向鸭溪、金沙一带包围过来。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决策。
接着,两人又一起去说服朱德,朱德也同意了,说:“命令不发了。”
3月11日一早,会议再次召开。周恩来和朱德出面给大家做工作,说服了大家。其间又破译了一封敌电台密报,确认各路国民党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聚集,离得最近的一支部队路程已经不到两个小时了。毛泽东在昨天会上的分析,完全正确。一张“固执”的反对票,挽救了中央红军。
一场惊险的决策失误得以纠正,这件事也让毛泽东深感忧虑,也促使大家开始反思——战时战场瞬息万变,动不动召集一二十人开会讨论军事行动,会议冗长、久议不决,难以适配战时灵活机动的作战节奏,极易贻误战机。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正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作战。毛泽东作为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了党和红军军事指挥的核心。苟坝会议把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任务完成了。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得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得以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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