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一、1998年之后的等待
1998年8月25日朱令案结办。
结办在公A机关内部进行，没有对外公布也没有通知朱令的家属，吴承之和朱明新不知道这个日期、决定及案件已经归档，他们以为侦查还在继续。
从1998年到2007年，吴承之在近九年的时间内一直在做一件事：询问案件进展情况，用电话、信件、登门拜访等各种方式向公A机关了解女儿案件的调查情况，答复一直用他的原话，说是“正在调查中”。
调查还在继续，是吴承之在九年中听到最多的一个答复，它使等待有理由，希望有寄托，吴承之说他相信这五个字，因为除了相信之外别无选择。
二、等待的日常
那九年的等待是朱令案家属生活的一部分。
1998年，朱令25岁的时候已经回家了，依靠呼吸机和父母的照料来维持生命，吴承之、朱明新一边照看女儿，一边等待案件消息，给办案单位打电话，有时能打通，有时不能，写信有的时候会收到回音，有的时候没有回应。
每当得到正在调查中的答复时，他们都把它当作一个积极的信号：还在调查就说明还有希望，把答复告诉彼此相互鼓励，微小的确认成了他们九年生活中很重要的支撑。
那些时候朱明新做更多的照顾工作，吴承之做更多的对外联络，两人分工明确，一人守着女儿，一人守着电话。家里一有电话铃声就马上冲过去接听，他盼望能收到办案单位的消息。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失望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相互安慰，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对于普通的案件来说，这句话是一句套话，在他们的处境中，却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吴承之后来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说，不敢催得太急以免影响办案人员的工作，又不能不问，因为不问就什么都不知道，这种小心翼翼的姿态是受害人家属，在面对司法程序时经常出现的状态：既有期待，又有惶恐。
那九年中还有一个细节，每年春节吴承之都要给办案单位打电话拜年，除了问候之外，总会绕到一个话题上，案子怎么样了，对方态度一般比较客气，答复也很简单：还在办理中。吴承之认为这通电话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他还需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还有人记得这个案子，这是他维系希望的一种方式。
三、2007年的发现
2007年，一个意外事件被打破。
那一年全国政协委员陈章立等二十余人就朱令案提交联名提案，公安部以复函的方式予以答复，复函确认，基本可以认定为人为投毒，因为证据灭失没有侦查出真相，案件于1998年8月25日办结。
吴承之并不是从官方途径得知这份复函的，他是从朋友那里知道的，朋友告诉他网上有份朱令案公A部复函让他看，吴承之一看复函，顿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他谈到当时的情形，朋友念复函内容，到1998年8月25日结办的时候，他让朋友停下来再念了一次，朋友又重复了一遍。他沉思许久后请朋友继续念下去，之后他把复函的内容抄写了一份，并且反复看了好几天，他不是不相信复函，而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九年的等待，最后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不是等来一个结果，而是发现等待本身早已失去对象。这个发现比坏消息更难以承受。坏消息至少是一个消息，而这个发现则是消息的消失。消息消失后只剩下沉默。而沉默成了该家庭与案件之间最长时间的对话。说话的一方始终没有回音，没有回应就是一种回应，这比任何文字都清楚。正因为如此，它才更使人不能接受，无法接受是申诉得以继续下去的燃料，也是唯一没有被耗尽的东西。它仍然会燃烧。
复函上1998年8月25日结办这几个字，使他九年来的所有等待失去了对象，九年前就停止调查了的那个正在调查中的案件。
四、"没有人告诉过我们"
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早已结案。
这句话是吴承之后来接受采访中反复说的原话，之后它成了朱令案司法环节里，被引用最多的家属陈述之一。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揭示出一个程序性事实，即案件结办这一影响当事人及其家属的重要决定，并没有送达给家属、没有公开告知、也没有留下可以供家属清楚的渠道，家属在法律程序中知情权在此处落空了。
知情权落空后会产生很多复杂的结果，它让家属在九年内根据错误的假设作出判断，认为案件还在调查之中，因此没有过早采取更加激烈的申诉方式，他们以为希望还存在，就把全部精力放在照顾女儿身上，真相被揭开之时，九年的时间已经过去。
该句的完整版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过几次。吴承之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类似的话：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这个案子早就结了，我们一直以为还在调查，知道了以后人一下子空了。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核心一致，一个家庭由于错误的信息而度过了九年。九年之后他们若知道案件已经办结，就有可能更早地申诉、公开呼吁和求助于法律帮助。信息缺失不仅会造成知情延误，也会造成行动的延误。
五、从等待到申诉
2007年以后，吴承之、朱明新的行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不再打电话询问、不再等待答复，他们开始有组织地整理材料，向各个部门递交申诉，每一次申诉都提出同样的核心请求：案件没有结案，只是结办，理论上可以重启，请重新调查。
三十年间申诉材料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化，时间线、复函复印件、病情说明、诉求，变化的只是材料数量以及两位老人的年纪，第一份申诉材料寄出时，吴承之的字迹工整有力，几年后字迹开始发颤，再过几年就改成打印，朱明新核对错别字，吴承之签名，签名依然工整，那是他们最后坚持的一点仪式感。
申诉对象为北京市局、公A部、最高检、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部门和媒体，每一次递交材料都附上案件的时间线、复函复印件以及女儿的病情说明，材料越来越多，由一摞变成了几箱。
吴承之退休之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申诉上，他查阅法律条文、学习申述文书的写法，并向法律专业人士求教，一个高级工程师到晚年又重新学习了一门新的专业，即如何为女儿的案件申诉。
退休后的吴承之作息比上班时更有规律，早上整理材料，下午打电话或者寄信，晚上读书，把申诉当成工作来做，认真、准时、持之以恒，书桌上面摊开的是法律书籍、申诉材料的底稿和寄出信件的登记表，每一封信发出后都要记下日期及收件单位，然后等待，等待再次出成为一种习惯，只不过这次所等的不是调查结果，而是任何回音。
六、申诉的性质
朱令父母的申诉是属于信~访性质诉求，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诉讼程序。
刑事案件的处理权属于侦查机关，受害人家属对侦查结果不服可以向上级机关反映，可以申请复议，也可以提出侦查监督申请，这些渠道的一个共同点是启动权在机关一方而非当事人，家属所能做的只是提出请求，等待解决。
程序性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申诉结果取决于机关的裁量，吴承之和朱明新递交的每一份材料都要机关作出回应，机关是否回应、如何回应都由机关决定。
2008年他们采取了一条更为直接的方式: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案件侦办的过程。
七、2008年5月12日
2008年5月12日，吴承之向北京市局提出申请。
这份申请的依据是2007年颁布、2008年5月1日刚刚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规定公民向行政机关提出请求时，可以获取相关的政府信息，且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回应，吴承之所申请公开的内容，就是朱令案侦破过程及结果。
吴承之经过考虑后立即申请，2007年复函的发现，使他认识到家属对案件信息没有正式获取渠道，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给了他提供了制度上的尝试机会，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然后看会得到怎样的答复。
申请提交之后，吴承之进入了新一轮的等待之中，这一次等待的时间比过去九年要短得多，并且正式得多：根据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
八、5月30日的答复
2008年5月30日，北京市局作出答复。
答复的内容为拒绝公开，拒绝的理由是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其他不予公开情形。
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兜底条款，条例规定不予公开的有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几种情形，并且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公开的情形，公安机关把案件的侦办信息归类为侦查秘密的理由，是侦查秘密。
拒绝答复是以书面的形式作出的，吴承之保存了这份答复。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向媒体展示过这个文件，答复用语规范、格式完整，引用条款准确。就行政程序而言，该文书是无可挑剔的，吴承之说他挑不出这份答复有什么问题，但正因为它没有问题，所以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制度没有给家属留下缝隙。程序的完整性以及结果的封闭性，在这份答复中同时得到了体现。
吴承之对这个答复不感到意外，但依然很失望，他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侦查过程的范围，而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侦查过程的信息公开几乎没有先例，公A机关拒绝在程序上是完整的：有申请、有答复、有理由、有依据。
在等待答复的十八天里，吴承之有过期待，条例刚颁布不久，新的制度会有一些新气象，他猜测公A机关会借机对备受关注的案件作出某种反应。甚至电话里给工作人员说明了这一意思，对方回答得客气、规范：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办理。十八天之后他收到了拒绝的答复。期望落空的过程只有十八天，比九年的等待短得多，但是失落感却一样重。
九、信息公开的边界
此次信息公开申请涉及到了一个制度性边界，即侦查信息的公开范围。
刑事案件侦查信息包含侦查策略、证人保护、证据状况、嫌疑人情况等各个方面，公开这些信息会妨碍侦查工作的进行，会损害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还会造成公众对未决案件的不当干预，因此各国法律对侦查信息都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
但是保密与知情之间存在着矛盾，受害人家庭对案件进程的知情权就是该种张力的核心：家属不是普通民众，他们同本案有着直接利害关系，而法律程序在“侦查秘密”的框架之下，并没有给家属设置专门的知情渠道。
这种张力在朱令案上最为明显。家属与案件的关系比一般案件更为紧密，女儿是受害人且至今还在医院治疗；家属为报案人，已经过了十三年；家属还是申诉人，自结办之日起就一直进行申诉，三重身份叠加在一起，使得“侦查秘密”这个理由，在公众看来就显得很苍白无力。但是，苍白的理由也是理由，制度不会因为理由不美观而改变规则，规则的改变需要更长的时间以及更多的案例去推动。朱令案属于以上这些案件中的一种，案例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记录。记录本身就是制度演进的土壤。而每一个被拒绝的申请，都会在土壤里埋下一颗种子。种子能否发芽要看时间，时间对于本案来说是最不缺的东西。时间是最廉价的事物，廉价的原因在于，它是平等对待所有人的。
吴承之的申请，是试图用信息公开制度打开这个通道，虽然通道没有打开，但是申请本身就已经将“家属知情权”第一次纳入了制度之中。
十、行政复议
被拒绝后，吴承之没有放弃。
他向有关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对公A机关拒绝决定进行审查，行政复议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救济程序，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所作的决定加以复核，并对其合法性及适当性作出判断。
行政复议的结果并不支持吴承之的请求，复议机关维持公安机关的决定，认为拒绝公开是合法的。
从程序上看，这条路径已经走完，申请、答复、复议、维持，每一步都有依据，每一步都有结果，每一步的结果都是拒绝，吴承之后来说自己并不是不懂这些规定，只是想试一下制度能否给受害人家属留个口子。
吴承之为准备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耗费了很长时间。把公A机关答复复印件下来，把条例的相关条款摘录下来，逐条对照写出申诉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对家属知情权同侦查秘密之间关系进行论证，这份意见的法律论证是否严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八旬老人为了女儿的案子学会了写行政复议申请书。学习能力本身就是三十年申诉生涯的缩影。
十一、拒绝的意义
2008年的一次信息公开申请，虽然结果是拒绝，但是留下的记录并不是没有价值的。
确定一个事实，朱令案的侦办信息被官方认定为不公开的信息，此认定给以后所有的类似申请提供了一个先例性的参照。
它是家属在制度框架下的行动能力，吴承之作为一个非法律专业人士，完整的走完了申请和复议程序，他本人的行为是对家属只能被动等待的反驳。
把“侦查信息公开”这个议题带入了公共讨论，2008年前后，信息公开制度刚刚开始实施，公众对于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不能公开的认识还处在形成当中，朱令案的申请与拒绝是该问题的一个具体事例。
2008年的申请还有一个后续，吴承之表示如果信息公开这条路走不通的话，他就会寻找其他途径，该表态是他以后十五年行动轨迹的预示，2013年平安北京作出回应、2024年提交侦查监督申请，都是这条线路上的节点，每一次尝试，都来自一个相同的出发点，即父亲想弄清楚女儿的案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起点已经三十年没有改变过。
十二、此后
信息公开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朱令的父母就又回到了传统的申诉渠道。
申诉没有终止：向公A机关反映，向检c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向全国人大递交材料，向媒体提供信息，每年都会整理新的材料附上新的请求寄往各个部门。
吴承之把申诉比作大海捞针，知道捞不到，但又不能不捞，这句话成了家属申诉生涯里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它正确地表达出一种状态：希望渺茫而行动不止。
大海捞针这个比喻，还有一层没有展开的意思：大海就是案件，针就是答案，三十年间，在这片海域上反复打捞，每一次打捞都有新的工具参与进来：电话、信件、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侦查监督申请，工具在变，海洋不变，他们一直相信一件事:是针还在海里。这个信念是支撑他们一切力量的所在。
2013年北京警方就案件未能侦破作出公开答复，这是在2007年复函之后家属获得的第二份官方信息，回应并没有改变案件的状态，但至少说明案件没有被完全遗忘。
而家属的申诉，还在继续。
信息来源：本章涉及的时间线与事件经过，均来自公开报道及吴承之、朱明新公开采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为公开法律文本。读者可自行检索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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