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孔里的断铁丝还没取出来。
我蹲在档案室门口，手电光照着锁芯上两道新鲜的刮痕，后背一阵发凉。
那本十年没人碰过的老账本，封皮朝外，塞得歪歪斜斜。
财务科就我一个人。
我没声张，从铁盒里摸出那张白条复印件。纸页泛黄，边角却被人反复折叠过，折痕跟我收的时候不一样。
第二天一早，老同事叶秀英带着闺女叶梦琪登门，笑吟吟地说：朱姐，想求你别事，帮她调去行政科。
我嘴上应着，眼睛却盯着叶梦琪脚上那双沾了泥的解放鞋。那鞋印的纹理，跟档案室门口地上一模一样。
01
我在财务科干了三十年，一把算盘打得精，人也跟着活成了账本。该记的记，该忘的忘。可那天晚上，我发现有人盯上了那本不该被翻开的旧账。
那晚我留下来补报表，快十一点了，走廊里空得吓人。
财务科隔壁就是档案室，门常年锁着，钥匙只有三把。
我经过的时候，瞥见锁芯边沿有亮光，弯腰一瞅，铁丝断了一截，卡在锁眼里。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推门进去，手电往柜子上一扫，那本十年前的老账本搁在第三层，封皮朝外放着。
可我下午走的时候，它明明是面朝里的。
有人来过，翻过东西，又原样放了回去。
我蹲在柜子前，心思像一团乱麻。
这账本里夹着什么，旁人不知道，我可清楚得很。
十年前厂里买设备那三万块设备款，是薛根生签的白条。
钱落进了谁的腰包，那页纸上写得明明白白。
我没有打草惊蛇，锁上门回了办公室。
铁盒放在桌底下，我把它抽出来，打开。
白条复印件还在，压在账本底层。
纸页泛黄，边角起了毛，可叠痕不对，我收的时候是从中间对折，这条折痕明显偏了一寸。
有人翻过这张纸，又放回去了。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半晌，重新锁好铁盒。
一只脚刚迈出门，又退回去，把铁盒塞进墙角那堆旧凭证底下，压了三层，才算落定。
那晚我一夜没合眼，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那些旧事。
天刚亮，叶秀英就领着她闺女过来了。
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罩衫，手里拎着两袋土鸡蛋，笑得有些局促，说朱姐，我这辈子没求过什么人。
叶梦琪站在她身后，穿一件蓝布外套，头发拢得干净，嘴甜，进门就喊朱姨。
叶秀英说，梦琪在车间干了两年了，吃苦受累的，想调去行政科。听说我跟厂部说得上话，帮着张罗张罗。
我说，调岗的事，看看吧，厂里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叶秀英千恩万谢，把鸡蛋往门口一放，拉着叶梦琪就要走。
我嘴上应着，目光却落在叶梦琪脚上那双解放鞋上。
鞋帮上沾着干了的黄泥。
今儿是大晴天，厂区到我家全是水泥路，哪儿来的泥？
我蹲下身，装着帮她母亲堆鸡蛋，顺手在那双鞋沿上摸了一下。
泥是干的，但纹理清晰。
我脑子里一炸，这不就是档案室门口那块泥地上印出来的那种锯齿纹？
叶梦琪见我低头看她的鞋，忙缩了一下脚，笑道：朱姨，今早路过菜地，踩了一脚泥。她笑得自然，可我心里那根弦已经绷紧了。
她们走后，我关上门，蹲在灶台前烧水。
水开了，壶嘴呜呜地响。
我盯着那团白汽，把这几天的事连在一起过了一遍。
档案室的锁被撬了，白条被人翻过，叶秀英带着闺女上门求情，而她闺女脚上的鞋印，正好留在了档案室门口。
这丫头进过档案室。可她翻那本旧账做什么？是替她妈来翻的，还是替别人来踩点的？
我捏着那两袋土鸡蛋，想了想，在纸条上写了一行字：明儿让梦琪来财务科，我缺个人手，叫她来帮理账。
纸条递出去以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我心里清楚，叶梦琪过来理账是假，她心里惦记的是调岗。
我得先用别的事把她的心思占住，再慢慢摸清她的底细。
下午我去了车间。
叶梦琪在统计台前坐着，低头记数。
我走过去，她马上站起来，喊朱姨。
我没提中午的事，只说：听说你算料率有一套，明儿来财务科帮帮忙，年底了，我这边忙不过来。
她愣了一瞬，随即点头，眼底闪过一丝亮光。
她以为那是机会。
我没点破，转身往外走。
快到门口时，正撞见刘江涛。
他站在台阶上，见我出来，老远就笑：朱姐，听说你要调人进财务科？
我说：年底理账，临时搭把手，算不上调。
他还在笑：那正好，我行政科也缺人，回头跟朱姐商量商量。
我没回头。他这话，听起来像玩笑，可我听得出里面的试探。
当天晚上，我把档案室那本蓝皮老账本抽了出来，换了一本我重新誊抄的新本子放回去。
新本上的数字我核了不下五遍，每笔都能对上账。
只有三处，我故意抄错了入账日期。
叶梦琪要是一头扎进去理账，她一定看得出这三处不对。要是她只想走个过场，两眼一抹黑交了差，那调岗的事我就直接拒了，不伤她妈的面子。
那天夜里我锁好档案室的门，特意停了一下。
走廊尽头，一个黑影一闪而过，快得像是看花了眼。
我没有追，转身回了办公室，把铁盒从旧凭证底下挖出来，揣在怀里带回了家。
有些东西，不能再放在明面上了。
02
第二天一早，叶梦琪来了，换了一双干净的黑布鞋。
她站在门口，脆生生喊了声朱姨。
我指了指靠窗那张桌子，把那本誊抄好的账簿推过去：这是厂里去年全年的材料账，你帮我核一遍，看有没有漏记错记。
她应了一声，坐下来，翻开第一页，先看表格结构，然后从兜里掏出笔，一笔一笔勾画。
她没抬头，没喝水，也没问我别的事，屋里只剩下翻纸的声音。
上午十点，她合上本子，说：朱姨，核完了，大部分都对得上，有三处，入账日期跟原始凭证差着一天。
我抽出一沓凭证，翻到第三页，指着一行字让她看。
我故意抄错的那处日期，她一个不落全挑了出来。
这丫头眼睛利，也没光图快，是真看进去了。
我心里夸了一句，面上没露，只说你再看一遍，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她低头又翻。
我坐在对面喝了几口茶，余光打量她。
她翻本子的手指很稳，翻到凭证上带“材料”两个字的时候，目光总会多停一下。
我正要开口问她，她抬起头，指着两处地方：朱姨，这笔入库数量跟领用数对不平，还有这张异地发票少了个经办人签字。
我心里一动。
这两处是原始凭证本身就有的问题，我誊抄时原样照录，本意是看她会不会发现。
她不但发现了，还把问题指得这么清楚。
一个车间统计员，对账务熟到这个程度，寻常人做不到。
我问她：你在车间做统计，怎么对账目熟成这样？
她垂下眼帘，说我妈以前干过财务，后来不干了，在家偶尔翻翻账本教过我一些。
我心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叶秀英在财务科干了不到两年就被调走，之后去了车间，从没听她提起过账务上的事。
可她闺女能一眼看出凭证里少了经办人签字，这绝不是偶尔翻翻就能学出来的。
我没有追问，心里却把叶秀英的影子往上提了一格。
临近下班，她合上本子，犹豫了一下，开口说：朱姨，行政科那边的调岗申请，刘科长说让我下礼拜递上去。
她说完试探地看了我一眼。
我放下茶杯，说：行政科的事不急，你先把这几本旧账簿理完了再说。
她脸上闪过一丝失望，但没继续往下说。
我送她到门口，补了一句：明天接着来。
她走后，我翻开她勾过的那几页，又看了一遍。这丫头是棵好苗子，就是性子太急，急着想往上爬，急着想走捷径。一旦走错了路，没有后悔药。
晚上锁门的时候，我多留了个心眼。
我去档案室转了一圈，门锁完好，地上没有新的脚印，这才放心。
刚要走，电话响了，是叶秀英。
她在电话那头压着嗓子：朱姐，梦琪今儿在你那儿没惹你生气吧。
我说没有，这孩子利索。
她沉默了一阵，才说：朱姐，她要是有哪儿做得不对，你看在我这张老脸上，多包涵包涵。
我握着听筒，想问她一句到底怎么回事，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说：你放心吧，她在我这儿没事。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窗外已经全黑了。走廊那头忽然传来一声很轻的金属碰撞声，像钥匙串掉在地上。
我站起来，没有开灯，贴着墙走到门边，从门缝往外看。
走廊尽头，一个人影一闪就过去了，只看见一个背影。
那个人走路的姿势，像是行政科刘江涛常有的那种晃着肩膀的步态。
我在黑暗里站了很久，直到走廊那头再也没有任何动静，才锁上门。可我知道，事情已经开始了。
03
第二天，叶梦琪没来。
我等了一上午，也没见人影。
心里犯嘀咕，正准备给她妈打电话，叶秀英倒先来了。
她拎着一兜橘子站在财务科门口，脸色不大好，说朱姐，梦琪这孩子，怕是让人给说了糊涂话。
我让她进来坐。
她坐下，搓了好一会儿手，才开口：昨晚刘江涛提着两瓶酒到我家，跟梦琪说了半天话，说只要她肯调去行政科，保管她一年转正，两年提干。
叶秀英说：这孩子听到这些，就动了心了。
我手里的茶杯停在半空，说：老姐姐，你闺女想走哪条路，那是她的事，我说多了她不听。
叶秀英急了，站起来，声音有些发颤：朱姐，你就看在我当年替你扛那份处分的情分上，拉她一把。
我望着她布满细纹的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说：行了，我应你，你让她明天来找我。
她走了以后，我去了后门找老蔡。
老蔡是管后门的，在厂里三十几年没挪过窝，人老实，嘴也严。
我递给他一根烟，问他：行政科这三年进的几个人，都是什么来历？
老蔡磕了磕烟灰，想了一会儿，说：前年进的叫小魏，干了一个季度，替刘科长顶了一桩采购漏油的事，被调去仓库管料了。
去年进的叫小宋，干了半年，经手的一笔餐费报销出了问题，查来查去查到她自己头上，最后背了处分，自己辞了。
老蔡说：朱姐，你说刘江涛身边怎么老出这种岔子？
我没接话，心里有了底。
第二天下午，叶梦琪来了。脸上还挂着笑，但那笑比前两天多了一分敷衍。她大概觉得，刘江涛那边已经给了承诺，我这头不过是走个过场。
我没有绕弯子。
我说：梦琪，你跟我去一趟档案室，帮我取份材料。
她跟着我进了档案室。
我让她蹲下去，从底柜里把行政科近三年的进出库表抽出来，说：你当面替我核一件事，把这三年来进出行政科的人员名单列出来，再查一查每个人走的时候是什么情形。
她怔了一下，还是照做了。
她蹲在柜子前翻了大半个钟头，最后抱着一摞材料坐在地上，一张一张地过。
我靠在门边，看着她脸上那点笑意慢慢褪干净。
最后她抬起头，声音发干：朱姨，这三年行政科进了六个人，走的时候，不是背处分就是调去仓库，没一个待满一年的。
我没说话。
她又翻了翻，声音更低了：全都是经刘江涛手办进来的。
她把东西放下，没有再提调岗的事。
我能看出来，她心里在翻腾。
这丫头不是那种帮人数钱的傻子，只是急，急得像一只撞进笼子里的鸟，哪个方向有光就朝哪儿扑。
那天下午她走的时候，跟我说：朱姨，调岗的事，我再想想。
我说：你自己定。
她低头走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她的背影，心里那块石头落下一半。可这口气还没松利索，就又提了上来。
因为晚上我去档案室锁门，发现那本蓝皮老账本的位置又变了，地上多了一对湿泥脚印。
那鞋印的底纹我看得分明，跟那天叶梦琪脚上那双解放鞋一模一样的锯齿纹。
可今天叶梦琪穿的，是黑布鞋。
泥印是新的，像有人专门穿着这样一双鞋，在我锁门前踩上去的。我蹲下来看那个泥印，看了好久。我忽然明白了。
这不是叶梦琪的鞋印。
是有人穿着跟她一样的鞋，故意留在这里的。
留下这个印子的人，想让我的目光盯在叶梦琪身上。
想让我觉得，翻账本的事，就是这丫头干的。
我直起腰，把手电关掉，站在黑暗里，想了想。刘江涛，你这是在给我布迷魂阵呢。
04
我没有声张，找来一张旧报纸，把那个泥印盖住，然后回办公室取了卷尺。
第二天一早，我蹲在地上量了量那个鞋印，二十四厘米，三十七码。
叶梦琪的脚，正好是这个码数。
可我知道，这印子是被人故意留下来的。
因为我锁门的时候，档案室的地面是干的，也没有泥。
这道印子是我走之后才有的。
能进档案室的人，除了我，还有厂长薛根生，以及保卫科老宋。
刘江涛跟老宋关系好，动不动就说一块儿喝酒。
他进得去。
我回到财务科，把那页记录着脚印的纸叠好放进口袋，又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某年某月某日，行政科刘江涛，在档案室留泥印，意图栽赃叶梦琪。
叶梦琪那天下午没有来。
我打了她家电话，响了七八声才有人接。
叶秀英的声音又哑又低，说梦琪说今天不舒服，不来了。
我放下电话，总觉得哪儿不对。
她说话的背景里，隐约有个男人的声音，像是在呵斥什么。
我穿上外套，直接去了她们家。
叶秀英家里的光线很暗，堂屋里一股烟味。
桌上放着两个没洗的茶杯，其中一个杯沿沾着茶渍，是新的。
叶梦琪不在客厅，里屋的门关着。
叶秀英站在门口，堵着不让我进去，说朱姐，梦琪没事，就是有点乏了。
隔着里屋的门，我听到一声闷响，像是有人在捶枕头。
我没有硬闯，转身走了。
走了没几步，我绕回后门找老蔡。
老蔡正蹲在门房那儿看报纸，见我来了，放下报纸，往上指了指：方才厂长把刘江涛叫去了，待了快一个钟头。
我点了点头，正要走，老蔡又叫住我：朱姐，刚才有个丫头来找你，等了半天，没等到又走了。
我问什么样的人。
老蔡说：二十来岁，头发齐肩，穿黑布鞋，眼圈有点红。
我心头一紧，快步赶回财务科。
门缝里塞着一张纸条。
白纸黑字，没有抬头。
上面写着：朱姨，档案室那本蓝皮账本，我翻过，里面有一张白条，写的是三万元，签字是薛根生。
你手里是不是也有一张白条？
我后背一阵发凉。
这丫头不仅翻了账本，还看到了白条。
她第一回来财务科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誊抄本和原始凭证的编号对不上。
她顺着编号找到了档案室，翻开了蓝皮账本。
她今天来找我，不是求助，是来探底的。
我又把纸条看了一遍。字迹是她的，写字的时候下手很重，几处笔画把纸都划破了。她心里攒着事，这事压了不止一天。她为什么又走了？
我站在办公室中间，把这两天的事揉碎了想。
刘江涛提着酒去她家，许了一个又大又圆的馅饼，她动心了。
她来找我探底，是还想从我这儿再得到一点肯定的答复。
可我没给。
我让她查行政科三年的进出记录，她查完了，知道那边是个火坑。
但她还是放不下那口气。因为她看到了白条，知道她妈当年不是因为工作失误被调走的。这才是她真正惦记的事，调岗不过是她接近我的一个由头。
我在笔记本上又添了一行字：叶梦琪，目标不是行政科，而是白条。
当天晚上，我没有回家，守在财务科。
十点多的时候，电话响了。
我接起来，那头沉默了几秒，是叶梦琪的声音。
她说：朱姨，那张白条，我拿走了。
我握着听筒的手一下子收紧了。
我说：你疯了吗？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过了好半天，她才说：十年前我妈就是被这张白条赶出财务科的。她顿了顿，说：我得替我妈讨个说法。
我说：你听我说，你先别冲动，你拿着白条去找谁？去了就是惹火烧身。
她说：我知道。可我不能让我妈白受这个委屈。
电话挂了。
忙音在耳朵里嗡嗡响。
我放下听筒，坐在黑暗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窗外起风了。
档案室那本蓝皮账本，那页白纸黑字的借条，还有叶秀英十年前的沉默，全都搅在一起，像一口没盖严的锅，热气已经顶上来，压不住了。
我在心里骂了一句：朱玉英啊朱玉英，你捂了十年的盖子，这下捂不住了。
05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就去了厂里。
档案室的门锁着，推开门，柜子里那本蓝皮账本还在，位置没变。
我翻开一看，夹在里面的白条正本确实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夹页。
这丫头真拿走了。
我合上账本，站在原地想了很久。
现在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找叶梦琪把白条要回来，趁没人知道，把盖子重新糊上。
二是由着她去捅，捅破了天，谁也别想好。
可我知道，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第三条路了。
上午九点，叶秀英急急忙忙跑来找我，脸白得像纸。
她在财务科门口喘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朱姐，刘江涛把梦琪叫去行政科了，说是有事要问。
我搁下手里的笔，问她：他们去了多久？她说：快一个钟头了，我打了几回电话没人接。我让她在办公室坐着，自己去了行政科。
行政科在二楼，走廊尽头。
门虚掩着，我站在门外，能听见里面的声音。
刘江涛的腔调不急不缓，带着笑，但没有一丝热度。
他说：小叶啊，调岗的事不是不能办，但你这孩子手太长了，档案室的东西也敢乱翻？
我在门口站了片刻，推门进去。
刘江涛见我进来，愣了一下，随即堆起笑：朱姐，你怎么还亲自来？
我说：我来找梦琪核对一笔账。
叶梦琪坐在角落里，眼睛有点红，衣服领口皱巴巴的，显然是被人拽过。
她见了我，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
刘江涛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哦，那你们聊，你们聊。
他起身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说：对了小叶，朱姐是老会计了，你跟着朱姐好好学，有些事，不懂就别乱碰。
他走了。
屋里安静下来。
我看着叶梦琪，她双手放在膝盖上，指尖发白。
她低声说：朱姨，他把白条拿走了。
我愣了一下。
刘江涛拿走了白条？
什么时候的事？
她说，刚才刘江涛叫她过来，说有人举报她偷了档案室的东西。
她不肯认，刘江涛也没恼，只是笑着说：那就搜一搜吧。
她以为他要搜身，刚要站起来，刘江涛却绕到她身后，翻开她搁在椅子上的挎包，从夹层里抽出那个信封。
白条在里头。
他把信封拿在手里，掂了掂，说：这就不劳烦小叶保管了。
叶梦琪的声音越来越低：他是故意的，他早就知道我拿了白条。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刘江涛知道白条在叶梦琪手里，但他拿去之后，没有找薛根生汇报，也没有声张。
他把白条压下来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要留着这张纸，以后派更大的用场。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阵发凉。这孩子捅了马蜂窝，可马蜂窝里的蜂不是冲她来的，是冲所有人来的。
我没有多留，叮嘱她先回家，这两天别来厂里。
她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朱姨，刘江涛说，白条在我手里的事，是你告诉他的。
我整个人像被人从头浇了一盆冷水。
她说完这句话就走了，没有等我回答。
我站在空荡荡的行政科里，过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刘江涛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就是为了让叶梦琪恨我，让她孤立无援，只能倒向他那边。
我回到财务科，坐在办公桌前，把那页记录脚印的纸翻了出来。我把早上刚在这页纸背面写好的几个字划掉了。那几个字是：找薛根生摊牌。
我决定再等一等。
可当天下午，薛根生就把我叫了过去。
他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桌子上放着一个信封。
他指了指那个信封，说：朱会计，有人说这是你经手的东西，你来认一认。
我走过去，拿起信封，抽出里面的纸，看了一眼。是那张白条。三万元整，签名薛根生，日期是十年前。
薛根生的眼神像一潭死水，他问我：朱会计，这是怎么回事？
06
我看着那张白条，指尖有些发凉。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声音，一下一下，像锤子敲在胸口上。
薛根生坐在他那张黑皮转椅上，跷着腿，慢条斯理地抽了一口烟，又重复了一遍：朱会计，我问你，这张白条是怎么回事？
我把那张纸放回桌面上，说：薛厂长，这白条是十年前的旧账，不入当前账册。不是财务科的账目，我不掌握具体情况。
薛根生笑了一下，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说：不掌握具体情况？
可它在你的档案室里放了十年。
这话让我心里一沉。
他说得没错，白条是在我经手管的档案室里放了十年。
我可以在账目上说它不归我管，可我说不清，为什么这张白条在档案室的蓝皮账本里能待十年没人清理。
我说：薛厂长，白条放档案室里十年没错，但你知道的，档案室归财务科管，可钥匙不止我一个人有。
这些话我一边说一边盯着他。
薛根生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我注意到他捏着烟盒的手停了一下，随即又自然地点了一支。
他没有接我话茬，而是换了个方向：你那个临时工，叶梦琪，她翻了档案室的东西，还拿了这张白条。
你说，她一个车间统计员，翻这个做什么？
我说：她翻的是旧账，是在我安排下做的，与别人无关。
薛根生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说：那就是说，白条是她从你那儿拿的，你知道。我没回答。在这个时候，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他抓住变成把柄。
薛根生忽然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说：朱会计，咱们在一个厂里共事三十年，我不想把事做绝。
这张白条，你拿走，把它烧了，把账平了。
我不追究叶梦琪，也不追究你，大家各归各位，厂里还是厂里。
他说完转过身来，目光落在我脸上。
我忽然觉得，他那张脸上的一切表情都像一层薄薄的壳，壳底下是什么，看不到底。
我拿起那张白条，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停下来，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薛厂长，我烧了这张，你可还有下一张？
他没有回答。门在我身后合上。
我回到财务科，锁上门，把白条压在账本底下，反复看了三遍。
我看了那上面薛根生的签名。
那笔字我认了十年，他的字很有特点，那个聂字最后两撇总是往上挑，带一点飞白。
这张白条上的字挑得比平时更高，落笔更急。
这分明是喝了酒之后签的。
我在这张纸上闻到了酒味。我心里陡然生出一个念头：十年前这笔账，他是喝多了酒才签的字。可要是他清醒的时候，他会不会签？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我把它压下来，又想到了另一层：刘江涛拿走了白条，白条现在又到了薛根生手里。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是刘江涛主动交上去的，还是薛根生从他手里要过去的？
如果是后者，那么刘江涛和薛根生之间已经起了缝隙。
这个缝隙，也许就是我的一条路。
我锁好账本，收拾了东西，准备下班。
推开财务科的门，看见叶梦琪蹲在走廊里，抱着膝盖，脸上还有没有擦干净的泪痕。
她见我出来，站起来，喊了一声：朱姨。
我本来想让她赶紧回家，可看到她那个样子，话又咽了回去。我说：你吃晚饭了吗？她摇头。我说：走，去食堂。
食堂已经没什么人了。
我从窗口买了两碗面，端过去。
她低头吃着，吃了几口，放下筷子，低声说：朱姨，今天早上那话不是我说的，我没说过是你把白条的事告诉刘江涛的。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刘江涛那张嘴，什么样人他说什么样话。我不信他，你也不该信他。
她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朱姨，那张白条，现在在薛厂长手里。
她又问：那你怎么办？
我说：我先问你一句话，你老实告诉我，你妈当年被调去车间，她有没有跟你说过原因？
她摇头，说她问过很多次，她妈只说一个字：命。我没有再说话。那碗面吃了很久，吃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我把她送到厂门口，看着她上了公交车，才转身往回走。
月亮挂在天上，薄薄一层云，把光遮了一半。
我走着走着，站在路灯下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
那是叶秀英十年前的检讨书。
纸已经脆了，一折就出毛边。
我看了很久，把它重新折好放回去。
那上面有一句话我始终没有忘记：我叶秀英自愿承担工作失误的责任，接受厂部调整岗位的决定。
落款日期，是那张白条签字的第十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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