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打算用卑劣手段刑讯江姐，沈醉是否狞笑并提出更加狠毒的主意呢？
1956年初冬，北京的风透着刀子般的凉意。几辆军车驶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被押解下车。铁门落锁，三人的身影第一次被同一堵高墙圈在一起，这堵墙之外的重庆白公馆、云南站、西南特区的种种旧事也随之被带进了狭窄的囚室。
新到监区的第一夜，灯泡昏黄。周养浩把木板床往门口一拖，溅起尘土，“离我远点。”他低声骂道。沈醉抬眼没答，只用指节轻敲墙面。叮叮两声，在狱医看来只是焦躁，在同行耳里却像旧日课堂里的集合暗号。
那些暗号源自1948年春。那时沈醉仍在昆明讲授“行动术”，课堂禁止笔记，他推来一名被缚的地下党员做示范。竹签、药瓶、老虎凳依次摆开，酷刑被拆解成步骤，残忍被包装成技术，成绩单只有一个：口供。
课堂外的同僚比学员更焦躁。西南区长徐远举手握白公馆的生杀大权，他需要迅捷战绩巩固地位；副区长周养浩在乎的是从上峰那里争来更高头衔与奖金。二人都盯着同一只猎物——《挺进报》案的破获数字，数字多一个，功劳簿就会重写一行。
冲突终于在白公馆阴湿的走廊爆发。为争夺审讯指挥权，徐远举当众吼道：“磨蹭什么？三天见不到名单，你就滚！”尖叫声还在墙壁上回荡，沈醉背着手并不调停，他知道矛盾越尖锐，自己的“技术”越值钱。
这时，江竹筠被推了进来。档案上寥寥数行：地下党员，《挺进报》交通员，女，24岁。徐远举看完资料，只吐两个字：试验。红布塞住她的口，灯丝被烧成白炽，刑讯台再次启动。
酷刑程序化展开。先剥去鞋袜，细针自脚趾缝刺入，炭火炙红的竹签抽打腿弯，盐水灌喉让伤口如万蚁啃噬。周养浩在门口踱步，脸色铁青，低声嘀咕：“这样下去，出事谁担？”沈醉淡淡回道：“担不起，就别抢功。”酷刑成了赌注，赌的是在溃败前还能攒多少筹码。
事后流出两种说法。一说沈醉曾在江竹筠昏厥时丢下一句：留她一口气，好继续追线索；另一说他那天根本未到刑房，而是在隔壁校对口供格式。翻阅值勤簿，后者更可信——签名栏写着他的名字，然而备注却是“技术监督”。缺席与在场同时成立，既回避血迹，也牢牢锁住指挥权。
1949年秋，重庆兵荒马乱。白公馆里账册成了烫手山芋，三名少将互递状纸。沈醉先行告发，将徐、周在白公馆的罪行列出清单；过两日，徐远举反咬一口，揭开沈在云南“九九整肃”中处决十余人之事。自相残杀的结果，是把他们一并送进功德林，往昔同僚零落成囚，彼此戒备更甚从前。
翻检卷宗会发现，酷刑并非哪个疯子的偶然失控，而是有教材、有流程、有考核的制度性技艺；白公馆与功德林不过是流水线上不同的工段。权力角逐让流程不断加码，谁敢加深一分酷烈，谁就多半行一步升迁。江竹筠的沉默摧毁了审讯者的目标，却没能撼动那条血色管道。岁月流逝，功德林的走廊里只剩阴冷回声，昏黄灯泡下，昔日的“技术”已无处施展，罪证却在尘埃中愈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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