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唯一参加四次起义的中共高级将领，受处分后脱党，八十五岁在香港最终去世
1984年9月，香港，徐光英走完了八十五年的人生。有关他的材料中，有一个颇受关注的说法：他曾参加四次起义，后来却因组织处分脱离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体系任职，去世后又得到较为特殊的治丧安排。
这段经历之所以复杂，不只是因为身份发生过变化，更在于其中夹杂着早期革命史料的缺失、组织关系的反复，以及不同政治环境下对同一个人的多重评价。若把所有说法直接串成一条“受打击后转向”的因果线，容易把推测当成事实。
1898年，徐光英出生于广东潮州。十九岁前后，他赴法国勤工俭学，接触到旅欧华人学生和工人中的政治活动。1921年，他参加法国共青团支部相关活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有叙述还称，他曾从事宣传和工运工作，但具体任职、学习经历以及所谓“陆军博士”的出处，仍需对照档案和可靠研究。
那个年代，旅欧青年回国参加革命，并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海外接触到的工人运动、国内迅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以及组织对宣传、交通和军事人才的需求，共同推动了许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徐光英后来能够参与军事和地方工作，和这段经历有关，但不能仅凭几个称谓，推断其全部履历。
1926年初，徐光英回国。此后数年，上海、南昌、广州以及广西等地相继发生武装斗争，革命组织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材料把他列入多次起义的参与者，并称其是早期中央军委成员之一。不过，“四次起义”究竟对应哪些标准名称，各次活动中的具体职务是什么，不能只依据后来的概述来确定。
真正改变他政治轨迹的，是起义之后的责任认定。南昌起义后，徐光英曾在汕头暂代地方公安职务，相关材料称，他因处理治安案件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至于案件人数、处置程序和处分依据，目前流传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细节写成没有争议的定论。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光英又被卷入责任追究。材料称，他一度被开除出党，后来这一处理得到纠正。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纠正是在什么时间作出，是否恢复党籍，依据的是哪一份决定？如果这些环节没有查清，便无法准确判断他当时的组织身份，也不能简单说成“多次被冤枉”。
有意思的是，广西百色起义时期还流传着一段军用飞机的故事。说法称，徐光英受俞作柏、俞作豫委托购买飞机，事情没有办成，钱款也已归还，但仍受到怀疑。这个故事常被用来证明他遭遇了信任危机，可交易凭据、调查记录以及俞作豫相关证词的出处，尚需核实。
早期革命中，跨地区指挥并不容易。电报、交通和情报都受到限制，地方执行与上级判断之间可能出现时间差。起义失败后，组织往往要迅速划分责任、整顿队伍，材料不完整时，处分便可能先于全面复核。即使后来作出纠正，原有的政治影响也未必马上消失。
1930年前后，徐光英前往香港，并参加与邓演达、朱蕴山有关的第三党活动。此后，他逐渐脱离中共组织关系。至于这一步究竟是思想变化、现实处境所迫，还是多次组织处理叠加后的选择，现有材料缺少能够直接证明个人动机的原始文件，任何单一解释都显得过于武断。
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英曾在国民党体系任职，材料提到他担任过南宁警备司令等职务。具体任期和任命来源，仍应以当时的政府公报、军政档案为准。关于戴笠坠机后他申请退役的说法，更接近传闻，不能作为解释其政治选择的主要证据。
1947年前后，徐光英再次来到香港。此后，他与大陆政治生活的联系更加疏远。1950年土改期间，潮州徐家曾被说成“官僚地主”，后来又有改定为“港澳工商业”的说法。两种定性涉及不同政策分类，也可能反映地方执行和档案口径的变化，但在没有看到具体档案前，不能拿它直接证明徐光英另有隐蔽身份。
至于1984年香港治丧一事，现有叙述称有关方面曾为其办理治丧，具体部门和办理依据却没有被清楚列出。一个人在国民党体系任职，并不等于他早年的革命经历就会被全部抹去；但治丧安排究竟依据什么身份，也必须查公告、报刊和组织文件。身份评价的变化，不能靠传闻补足。
徐光英的人生，留下了参加起义、接受处分、脱离组织和晚年在港等多个节点。能够确认的，应当依靠档案、报刊和正式回忆材料；尚未确认的，就只能保留为待考说法。1984年9月他在香港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这一时间和结果较为明确，至于治丧规格背后的政治含义，仍不能超出史料能够支持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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